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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里的人近来一直在为人文教育的状况唏嘘不已。学生们不再选择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是对商科趋之若鹜，这一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1970－1971学年，7.6％的本科生是英语专业的，18.5%是历史专业的，只有13.7％是商科专业的。等到2003－2004学年，这些比例分别变成了3.9%,10.7%和21.9%；商科已经发展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最受欢迎的专业。选商科专业的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公立大学，而不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私立大学；但是，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在其商科课程中，人文学科的比例都在不断降低，让位给了更实用性的课程，家长、学生以及捐赠的校友都在不断地给学校施加压力，以至于连那些规模较小的人文艺术学院也不得不提供更多能够帮助学生找到工作的课程。人文学科衰落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驱动力在施加影响？财务方面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学费的增速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对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大学教育的费用实在是昂贵得令人无法想象。学生及其家庭不得不通过巨额贷款来取得大学学位，对于那些刚刚入学的学生，希望能够在走出校门时就马上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从而能够赶紧付清不断累积的贷款这一压力从一入学便压在了他们肩上。如果说获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掌握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所必需的技能的话，那么拥有一个商科学位毫无疑问要比拥有一个人文学科学位要有吸引力得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领域的荣誉教授亚历山大阿斯廷发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针对上大学的目的的研究中，80％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认为“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是最重要的。等到了2001年，超过70％的学生则认为“积累更多的财富”是最重要的。人们显然不能否认金钱在美国人文学科的衰落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认为对财富的关注是这种状况唯一的罪魁祸首的话，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很多人文学科领域内部的人士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文学科课程或者说是人文艺术学院缺乏清晰的愿景，缺乏使命感。美国联合学院院长兼文学艺术专业系主任克里斯蒂娜艾略特索勒姆曾经认为，她所在的学院的使命是“混乱的，尤其是在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或者能够传授价值观之类问题上，以及为什么人文学科在技能教育之上也相关的之类问题上。”正如索勒姆所注意到的那样，在联合学院的资格评估过程中，教授们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其他学院和人文学科科系都在面临：我们应该给学生传输批判性思维技能还是灌输已经影响其文化的智慧和传统呢？或者说，应该帮助学生打开思路、更好地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让他们能够适应不断扩展的知识领域呢？还是应该教人学英语或者政治科学或者生物学知识，帮助他们进入医学院或者法学院呢？人文教育有或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公民目标吗？在我们这个多样化的世界上，我们应该传授或者还能够传授价值观吗？索勒姆为如何让人文学科与当今社会更相关这一大问题而深感焦虑。当然，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谈到的那样，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自古以来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因此让人文学科再次焕发活力的需要显得很正常了，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能够使人文学科恢复其在社区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是将人文教育和实践的有益之处与管理学的实践结合起来，因而能够使人文学科重放光彩，同时又不会丢失其固有的探究精神。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能够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为管理研究带来人文学科的视角和力量。借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管理在文化和化社会大趋势的发展和反思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文史学者以及视觉艺术和音乐学者可以受益于将管理本身视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研究话题这种做法。例如，学习流行音乐的学生可以探讨艺术家们如何像管理者那样开展工作。感恩而死乐队就鼓励自己的粉丝将乐队的现场表演录下来，制作成碟片，然后通过互联网免费发送给亲戚朋友们。这个乐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音乐传播渠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决定全力支持人们免费传播其音乐的做法，让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多听众。通过这种方法，这一乐队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品牌认知度”，同时也扩展了自己现场表演的市场潜力。尽管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深入研究管理概念在思想和和哲学方面的起源，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中资本主义式管理之兴起所起到的变革性作用。芭芭拉恰尔尼亚斯卡的创新研究分析了大众文化如何影响到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恰尔尼亚斯卡认为，神话因素和常用的剧情设计会对组织内部的决策和态度产生影响，这些态度包括对合适的领导力是什么以及行为是否存在男女差别等问题的认识。尽管出现了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成果，从更多样化的视角来研究管理还要做很多工作，还有很大空间。不同组织的管理实践如何体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呢？大众文化（例如电影、电视、电台和音乐）如何反映出人们对管理的态度，或者说，如何挑战了这些态度呢？在公司治理方面公众的心理是如何与时俱变的呢？是哪些因素驱动了这些变化呢？管理者是否已经在其实践中对文化方面的影响做出回应了呢？研究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这些研究不仅将有益于人文学科的学者取得突破，也有益于从事实践的管理者丰富知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能够为人文学科领域的实践者提供一个机会，用这一机会来考虑一下把管理实践作为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管理能够帮助我们弥合人文和商业之间的鸿沟。更进一步地说，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实践能够让今日社会中的人文教育重新获得生命力，恢复其重要性和相关性。正如人文学科领域的人对现状所哀叹的那样，美国本科生教育中的职业培训趋势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是不太可能轻易被改变的。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要想让艺术和科学重新成为本科生教育的中心很可能需要等到遥远的未来，要等到本科学历已经成了大部分计划再次深造的学生的预备学位而已，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仍是人们的终极学位的时候。而且，即使到了这一遥远的未来，在一个不再坚守艺术和科学所反映和维系的理智主义的社会中，如果艺术和科学继续被贬值的话，那么最可能的情况也是只被更少数的师生所青睐。”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学的贡献如果说人文学科的教育现状是混乱无序的话，那么管理作为一门专业，其现状则也堪忧，简直可以比作一个依靠生命辅助器勉强维生的垂危病人。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一直到2009年公众愤怒地谴责多家金融机构在需要政府援助资金来维持运作的情况下还给旗下员工发放天价奖金的做法，私有企业显而易见无法保证符合伦理规范或有效运转了，这一切造成了美国企业在整体上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境地。非常容易理解的是，有些人已经提倡将人文学科不光是注入管理教育还要注入管理实践，认为这样做裨益良多。有一位学者指出，人文教育更为宽广的目标将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们提供实用性的培训，包括让他们深入理解“我们的决策背后的终极价值观”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当然还包括提升他们说服他人的辩论能力。美国有些顶级商学院已经意识到人文学科毕业生成为成功的管理者的潜能；1997年，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开发了一个名为“商业之桥”的项目，向人文学科的学生讲解商业概念，以便帮助他们提升在管理岗位上的工作能力。这些来自不同公司的学生在完成这一项目之后获得了很明显的能够吸引雇主的复合型能力和素质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让那些希望在人文学科和管理之间找到关联的人感兴趣的是人文教育对品格的培养，或者其道德组成部分。其背后是是这样一种认知，认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不只是关乎技术和数据。面对市场的中立性逐渐影响到管理者的趋势，人们似乎普遍深感不安；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人们试图将管理者的自我利益和股东利益整合在一起，但是这些努力显然并没有普遍地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雷丁大学管理学教授约翰亨得利针对人文学科给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带来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管理教育并没能跟上二十一世纪的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组织内部，官僚式的结构大大地束缚了个人的判断力、个性以及道德辨别力。今天“后官僚式”的组织更少依靠层级制度，更多依靠是共享的领导力和共享的威权，因而格外需要以往的管理教育试图压制和摆脱的人文特征。尽管管理者总是试图将自己打扮成道德上的中立主义者，但是在亨得利看来，他们恰恰无法做到道德上的中立：“在后官僚组织中，进行合乎道德的管理显然并不比在过去的官僚组织中更容易，但是从最重要的最中心性的角度来说，如今管理的一切都关乎道德。”组织中日常的例行工作如今都是由技术（电脑）来完成的，人们所从事的则是更体现人性的活动。今非昔比，如今的管理要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如何像企业家一样决策、如何管理各种关系、如何建立相互信任、如何理解多样化需求以及如何公正地满足这些需要，以及其他一系列与人息息相关的复杂活动。现代管理者绝对不可能做到中立。借用亨得利的话说：“管理者不得不通过个人关系这一中间手段对万事万物的道德之维进行直接管理。”因此，管理者不仅需要了解金融和成本会计等方面的细节知识，还需要了解人的本性，懂得判断，了解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作用和来源以及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亨得利认为，人文学科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提供深厚的基础；历史和文学的作用尤其明显，不过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也有作用。通过人文教育让学生更多地接受人文学科的熏陶，能更好地理解人的境况，这样培养出来的管理者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层级制度不那么明显的组织中的工作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