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迫使我们直面有关价值观的来源和本质这一问题，同时也要求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人性中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具体情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鲁克著作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搞管理需要在传承和断层或变革之间找到平衡。在考量人文传统的相关性及其与管理学的结合方面，平衡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在人文理想中，到底有多少是属于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概念和思想传承呢？其中，又有多少需要加以调整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代的现实情况呢？在现代管理问题所涉及的情境中，到底有多少反映着永远不变的人性和人的行为呢？其中又有多少是由特定的组织、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社会所发生的断层所造成的结果？在对人文学习的诸多批评中，有一个主要的有道理的批评是其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认为西方社会是唯一的美丽标准和文化标准的传承者这一观念已经被视为是狭隘的、过于精英主义的了，这种新观念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对西方文献中的“经典”进行重新思考以及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西方文明中延展开来，这种做法说明人文学科在现代化，能够涵盖欧洲以外的视角。更加丰富的课程设置有时会对价值观和人性的普世性产生质疑。试问，一个既定社会的价值观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特定文化的反映呢？
今天，从宽广的视角来看人文学科，我们就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分辨出古代的经典。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具体反映的是公元五世纪前期古希腊人的特定态度、事件和价值观；难道你真的可以说那个社会中的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能够普遍适用于当今美国的民主制度吗？或者适用于印度的民主制度吗？如果管理学是一种人文学科，那么，它就不得不考虑具体情境的问题。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组织的历史、传统或者文化所造成的结果呢？有多少是被参与其中的个人的个性所驱动的呢？有多少是受不同参与者之间，或者不同性别之间，或者不同阶级背景和成长环境之间的差异控制呢？各个不同派别之间有多少是受到了所谓人的普遍动机所驱动呢？正如今天的人文学研究需要考虑到人种、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作用一样，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同样要求对诸如此类的情境问题要有所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