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昭和末年东渡的，见过平成天皇登基，昭和天皇出殡，当然都是从电视。1989年是昭和六十四年，但只有七天，过完新年就响起了哀乐，改元平成。昭和元年也只有七天，掐头去尾，这个年号长达六十二年。今年是平成二十四年，历史已超过只有十五年的大正。大约从平成三年始作文，一晃竟写了廿余年。 学无所专，为人又漫羡而无所归心，舞文弄墨也只是随性。兴趣之所至，什么都拿来写，合成集子就好像杂货铺。杂货铺的说法似乎已过时，如今是超市，而且越开越大，我的集子自不能拿它来比喻。常有人劝我专注于一题，譬如我好酒，那就写一本日本酒，说不定能当上日本酒专家。但我这个人，凡事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只好强辩说，我的专题是日本。倘若给杂货铺挂一个招牌，那就叫“贩日”。这么说也未免把话说大了，好些事物不感兴趣也就从不涉笔。
记得好多年以前，上海某出版社编辑曾约我写书，我写来写去，净是些短小的小文，零零碎碎，不如他所愿，结果就废了，徒然耽误了他的选题计划。不然，上海书店出版的那本《浮世物语》或许就不会是我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个集子，而现在这本《温酒话东邻》成为第二个，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又是些小文。 我喜欢写小文，颇有点向往废名的那种境界，他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也许拿俳句作比更轻松些，像川端康成说的：十七音的俳句比耗费千万言的风景描写更有力。不过，如某友所言，我写不来长文，这也是真的。大概首先是禀性使然，我没有耐性，一鼓作气千把字，再而衰，三而竭。这要是抗日，可就打不了持久战。一个人应该像石榴一样，里面塞满子，却也不妨像莲藕，里面有很多空洞，才能活在淤泥中。 再是我作文好似幼儿园的老师，哪个孩子都必须看在眼里，文章一长，就觉得满纸的字照看不过来了，惴惴不安。这就像是玩文字了罢。评论家桑原武夫说：“相对于日本式的情绪性，中国和法国是理性主义。而且，古典主义的国家也只有中国和法国。两国有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比内容优先，语言的修炼形成价值。日本是实践躬行的国家，没有那样的古典主义。”可是近两年，好像被人说的，竟不能免俗，像当年练酒量一样，文章见长，已觉得醉话连篇了。 止庵先生说：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倘若真是在俯视，可能得益于读书。日本在地图上很小，但走进日本，去哪里还是有距离的，因为人更小得画不上地图。人在生活中，视线总会被遮挡，况且又常戴着中国眼镜看一切，而日本人写的书，写他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高度。俯视也是把事物置于历史之中看。抗战胜利第二年，钱歌川时隔二十年随盟国管制日本的中国代表团重游日本，在随笔里写到战败之初的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上轨道，人民是极守秩序的，可是现在上电车火车时，都争先恐后，你挤我拥，甚至从窗口爬进去，和我国在战时逃难的情形没有两样。店家下午四时就关了店门，晚上街上时有抢劫，以前乡下的强盗破门而入，至多只带一把刀子，现在他们都带的是手枪，所以有人说，日本受美国管制，连强盗都美国化了。”去年东日本发生地震及海啸，惊动世界，而他们临危不乱，井然有序，也令全世界交口称赞，但历史地看，这种美德也并非天生。 小说家中上健次说：“愚蠢的作家忘了自己是妓女，以为自己干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没觉得自己干着了不起的事情，但可以坦然说，虽然有败笔，但每篇都不曾偷工减料，此刻也绝不说什么时间有限云云。未必有灼见，但是在真知上尽了力。冷冷地看，闲闲地说，也请你轻轻松松读。读下去，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