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烟草专卖局叶德根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天马茶房附近查缉私烟贩卖。40岁的妇女林江迈，此刻已给茶行的公婆煮完饭，正带着10岁的女儿捧着烟盒向路人兜售。叶德根与林江迈狭路相逢，两个小人物掀起漫天风云，由此而引发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百年来最大的伤口。 虽然已经过去了65年，但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仍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就被政治人物拿来利用，包括学者和民间组织的研究，也弥漫着高浓度的意识形态气息。有时候，是因为离历史不够远，才妨碍了我们对真相的认知。 就台湾而言，民进党一直将二二八事件当作国民党独裁暴政的例证，将其解读为省籍冲突，为“台独”主张铺路。而国民党则一直努力摆脱二二八的省籍冲突魔咒，在给予受害者以巨额补偿的同时，也发掘出有别于二二八事件传统论述的其他面向。 中国大陆对二二八的论述，也有着因应时代转变的明显痕迹，“反美反蒋”的基调也已降调。65年的时间，学术终于可以在更少政治干涉的情况下，对二二八事件发言。 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褚静涛所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是近年大陆学界二二八研究的集大成者。与亲民进党学者张炎宪《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和亲国民党学者杨渡策划的《还原二二八》相对照阅读，可以窥见一些有趣的差异。同一个历史事件，只因理念与立场差异，竟有迥异的解读后果。 历史被选择性阐释 在引发二二八事件之前，烟贩林江迈曾被查缉过两次，损失了3000多元。在1947年2月27日晚被没收香烟和烟钱时，她哀求无效，且在争执过程中前额受伤，疼痛难忍，围观群众开始殴打查缉员。一名查缉员在逃跑过程中，开枪示警，误将市民陈文溪打死。陈文溪家有黑道背景，冲突开始升级。 褚静涛在《二二八事件研究》中，详述了事件升级的来龙去脉，其间所征引的档案资料，细节上亦有出入，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清楚的：陈文溪家属率众游行，要求即刻枪决查缉员，官方表示需经司法程序。示威群众敲锣打鼓，砸且焚烧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并殴毙2名职员，伤4人。下午，继续在台湾长官公署向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请愿，抢夺卫士枪支，开枪击伤卫兵1名，卫兵开枪还击致1死1伤，并逮捕6人。当天，示威者还高呼“打死中国人（大陆来台者）”等口号，在街头巷尾殴打击毙不少随国民党来台的所谓外省人员，其中有不少因台湾被割让殖民几十年而亲日的人士。 由此看出，对抗官方的民众，的确有其异常残暴的一面。但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度政治化，包括学界的研究，也只是在细数民怨背景和官方如何处置失当，对暴民行为则几乎不置一词。褚静涛并不回避民众的暴行，但却认为民众立即枪毙凶手等要求“正当”，批评台湾长官公署没有给民众满意交代。但如果跳过司法程序，对查缉员杀无赦，显然是对法制的严重破坏，陈仪在步步退让尽可能满足民众要求的同时，仍坚持基本的法理，其实应是值得称赞的。 对暴民的过度卸责与美化，固然和大陆长期以来对“起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史观紧密相联，但又不仅于此。在民主化后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因关涉到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也被选择性阐释。如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召集历史、法政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将事件责任归属的“元凶”指向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指派21师师长刘雨卿率兵赴台镇压，展开屠杀和清乡的镇压工作，应负最大责任。而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其他如张慕陶、史宏熹、刘雨卿是镇压行动的共犯。而情治人员、半山（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再返台的台湾人）、社会团体与媒体工作者、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等都有责任。而对参与屠杀外省人的本地民众，该研究报告则缺乏应有的问责意识。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2006年曾在台湾引发激烈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在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元凶的立论，而非参与打砸烧杀民众的责任归属。这当然是在二二八事件仍发挥现实影响的情境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正确。也是我本文开头所说的，因时间太近而造成的历史盲区。 正邪的博弈？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执政的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没有疑问，也不会因为对抗政府的民众有滥杀无辜的暴力行为，而予以消弭。但是，治学者却可能为了凸显某种价值和政治偏好，而让历史的呈现看上去更像正邪的博弈—事实上，博弈的双方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都很邪恶，会不会呢？ 值得关注的焦点不只是蒋介石、陈仪这些做出镇压决策的高层，以及参与打杀烧抢的底层暴民，还有参与谈判和斡旋的台籍精英，以及那些与陈仪不睦的国民党内部派系。 台湾并无多少兵警，陈仪最初也是步步退让，那些参与谈判的台籍精英，也借二二八的冲突，向政府施压，试图达到县市长直选等省政改革的目的。这中间有很多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譬如要求本省人充任公营事业和司法主管人等，到后期更正式要求“取消警备司令部”、“无条件释放汉奸战犯”和“台湾人掌控台湾军事”等十条诉求，最终导致国民党将其定性为叛乱，而进行军事镇压。 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此前曾撰文纪念二二八事件被当局列为首犯的王添灯，但回避了王添灯之被杀与追加“台湾人掌控台湾军事”等诉求之间的关系。褚静涛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还提到，江渭川1947年3月5日夜向台胞呼吁时，曾表示陈仪已决定“取销公署而改为省政府”，这是在误导民众。 我的理解是，江渭川此举确实可以起到向陈仪施压的作用，可以视作政治策略。江渭川的政治策略，还体现在他对曾服役日军者的利用上。在被摈于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后，他和蒋时钦等人在太平国民学校召集的“大同青年同盟会”、“海南岛归台者同盟”，均是由服役日军陆军者和海南岛归台者军民组成。由此可见他对这些暴乱主要参与者的掌控能力，此前他对陈仪所谓的“海南岛返籍之台人，余难指挥”似乎并不属实。而从谈判过程中，台籍精英一概为滥杀外省人的暴民开脱责任看，他们很难担起“公正”二字。 柯远芬在《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相》中说，“二二八当天，为首的煽乱分子，竟是党部新吸收的台北市士绅蒋渭川、王添灯等，而省党部竟不予制止，使导入正轨，任其事态发展。处理委员会初期，仍以本党同志为多，省党部若能善为运用党团关系，仍可诱导其步入正轨，和平解决，无如省党部心存‘黄鹤楼上看翻船’。”在对蒋渭川、王添灯的评价之外，又引入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诠释视角，对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颇有助益。 一个小小缉烟事件，波及全岛，和台湾各派系纷争关系甚大。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等人对陈仪不满，发动群众的目的是要逼走陈仪，而非游离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去从事省政改革。不过，褚静涛认为，派系冲突说，有助于对二二八事件复杂性的认识，却忽视了统治阶级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性与妥协性，只是事件发展到最后，李翼中已无力对王添灯等人施加影响力。 全象在哪里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台湾光复后行政效率低下，贪腐盛行，大陆籍官僚控制了台湾主要权力部门，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严重等。在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和陈仪的处置也有值得检讨之处，尤其是后期的镇压具有违背法制和扩大化倾向。这些已是众所周知，也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最后获得补偿的原因所在。 但官方的错误，并不能掩盖部分起事者的问题。贪腐盛行，并不能为他们滥杀外省人的暴行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二二八的补偿终究带有鲜明的政治痕迹，因为那些被台湾本土人所杀的外省人并非官方镇压，所以拿不到补偿；而受难于官方者一概可以拿到最多可达数百万元的补偿—即便他们中的部分人是滥杀外省人的凶手。换个角度看，这是否也是对纳税人钱财的一种浪费？ 而官方给予死伤者补偿的行为，在客观上为二二八受难者人数的统计，提供了基础。 因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多有政治倾向，影响其治学的严谨性，我在台湾读亲民进党的民间机构和学者的相关出版物时，总会被他们的泛政治化和偏颇叙事所吓到。以对伤亡者的估算为例，长期以来，从1000人到10万人不等，高低差距有100倍之多。 而在高额补偿的诱惑下，前来登记的受难者家属或本人，在12年时间内仅有2756件，其中成立2247件，包括死亡679件，失踪179件，其他1389件，不成立463件。褚静涛表示，当年国军几乎不可能枪杀涉案台胞全家，而受难却又不愿公开身份领取补偿者也有违情理，虽然不排除其他遗漏的可能性，但申领补偿人数与实际死亡人数应相差不远。 褚静涛最后的结论是，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约900人，伤约1500人；大陆同胞死约200人，伤约1400人。总计约4000人伤亡。这样的数字，当然也会存在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难矣。但我认为褚静涛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议题是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民进党强调省籍冲突，还将其上升到“台独”起点的高度。国民党则力图证明，二二八有很多“爱与勇气的故事”—2005年制作的《还原二二八》纪录片和书籍，就强调这一点。总策划杨渡在序中强调，“文化界不分本省外省，在二二八当时互相扶持，相互照顾，有如一个家庭”。他直称二二八已经变成一个被扭曲的神话。 大陆方面，主流则继续倾向于经典的阶级斗争视角。在反对省籍冲突论上，与国民党达成学术上的新合作。褚静涛也在《二二八事件研究》中论证过这个议题，他认为，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官民冲突、阶级对立。不过，在为何农民、工人很少参与二二八事件，而对抗官方者分属不同阶级这一问题上，他的解释并不特别具有说服力。 二二八事件可资利用的事实片段实在太多了，它的丰富性，也为从政与治学者提供了各自说话的空间。你可以找到省籍冲突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地域融合的感人故事，当然，其间也有阶级间的矛盾冲突。但这些是否为大象的全貌呢？ 二二八真相，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纸面上的阐释永远与历史本身有着隔膜？ 本文写作参考书目：
《二二八事件研究》 褚静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还原二二八》 总策划杨渡 台湾巴札赫出版社2005年5月版。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张炎宪等著 台北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6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