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毕马威中国主席、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姚建华表示，根据行业惯例，新入职的执业人员从审计员晋升到合伙人通常需要12－14年，成为资深的高级合伙人通常需要20年。培养资深的本土合伙人对整个行业仍然是很大的挑战。 消息一出，有市场人士表示，由于中国海外上市企业曝出一系列会计丑闻，此举可能难以平息投资者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猜忌，愈发质疑中国企业遵守国际商业准则与规定的自觉性和能力，“四大”可能遭遇信任危机。不过，也有国内业界学者认为，“四大”本土化对资本市场影响不大，并且看好国内合伙人的前景。 “四大”本土化是否合理，会否导致弊大于利的后果？它将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和现有的会计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 主持人： 本刊记者 陈捷 讨论嘉宾： 宋文阁、陈克磊|亨通集团总会计师、亨通集团首席审计师 蔡建|江苏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马靖昊|京华智库研究员 高明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入乡随俗”或引发财务治理倒退 中国迫切需要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建设，对经济相关的财务数据进行鉴证，否则就会出现“造数字运动”，数字里出业绩，数字里出政绩，数字里出官，可能会严重影响政府进行经济决策 文|宋文阁 陈克磊 在过去，对于中央企业、金融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要求必须“四大”进行年报审计或专项审计。现在看来，可能会严重影响产业安全、行业安全和国有资产安全。企业审计后，如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盈利能力、资本金管理和拨备情况，央企的垄断利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投资担保、国家发展战略和技术研发等商业秘密及核心技术、发明和专利资本化的无形资产事务所就会全知道，以致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这次发布《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财政部说的这种转制，可能是一种变革。目的或许是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这种变革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或许对中国公司的财务治理和会计信息，尤其是资本市场如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规模比较小、层次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及专业胜任能力不强等问题，这样的变革让中国公司购买会计准则、出卖会计准则及财务舞弊、违反法规行为变得更加简单。过去，“四大”还是比较坚持专业准则、坚持独立性原则、坚守职业操守，企业想造假或购买会计准则，花钱找人消灾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四大”本身审计收费很高。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后，面临很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环境问题和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固有缺陷，购买或出卖会计准则变得更加容易了和更加简单了。往往是一花钱就摆平了——在短期内，这样变革可能会对国家产业安全是有利的，但从长期看对财务治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整体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业务能力方面，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跟“四大”应该差距很远很大。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大都是为了完成审计任务，有的临时招聘一些在校大学生或退休的老会计师在走审计程序，简单的做一些审计工作底稿，出具一些低质量的格式审计报告及附注，基本上是以回扣佣金方式的业务承接经营模式。有的充当企业保护伞，有的沦为“洗钱”的工具，甚至有的充当对抗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帮凶”，有的管理建议书从来不出具，或者对企业管理改善和提升没有什么实质帮助。虽然“四大”收费很高，但是往往能对公司治理，尤其是财务治理、会计信息及资本市场规范起到一定的推动和外部监督作用，相反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显得力不从心。 “四大”审计收费很高是有合理性和引导性的——财务审计专业培养人花的时间很长，一般都要在10年以上，并且对这些人专业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要求很高，有的甚至融合会计、审计、金融、法律及资产管理等综合学科知识。硕士毕业25岁，一般到35岁才可能成合伙人，到资深合伙人一般40、45岁了，事业的黄金年龄很短，每天都要学习大量的财经法规和研究大量的审计案例。 为什么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收费低，审计质量不高，人员素质不齐，因为有点会计基础的人都在做审计业务。“四大”在国内招人的门槛很高。目前中国最优秀的会计学硕士、博士毕业生，可能80%以上都会选择“四大”或证券、信托、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业，部分选择到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做财务、审计的很少，一方面是钱不多，主要是体现不出专业价值。 中国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及造假屡见不鲜，大都跟会计师事务所这种外部监督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国企和民企，基本上都有一个强势的控股股东，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介机构，那么在法人治理、财务信息披露、发行股票、定向增发、分红派息等方面可能现实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财政部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政策需要综合权衡利弊，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甚至可能是一种机制倒退，可能会缺少国际会计监督。我们要让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更需要一种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壮大会计师事务所实力和专业能力，尤为迫切。从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看，年年搞会计打假，直至现在会计失真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审计风暴”年年刮，基本上都是老问题、老情况。 从现实看，中国迫切需要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建设，对经济相关的财务数据进行鉴证，否则就会出现“造数字运动”，数字里出业绩，数字里出政绩，数字里出官，可能会严重影响政府进行经济决策。 维护经济主权就该“本土化” “四大”本土化后，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加快进步，提升服务质量 文|蔡建 坦诚地讲，财政部有这个想法是好的，“四大”逐渐本土化，与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是相匹配的。随着现在经济逐渐强大，我们对待外资也逐渐和国内企业一碗水端平，提出这个要求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四大”本土化的决定对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会起到很大作用。以前我们是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源去完成这些事情，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审计准则、会计准则到与国际接轨。我们不得不请香港的过去“四大”的专业人士作为我们专业委员会和标准委员会的委员，给予一些指导。现在，政府终于意识到并加强了对经济安全的保护。 那些有影响的位居世界500强的中国大企业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然而，很多企业的财务审计或其他人力资源、内控等业务都被“四大”延揽，这意味着，大企业的很多关键数据都在“四大”手上掌握。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经济数据受制于人的情况下，假如遇到铁矿石谈判问题，遇到事关国民经济安全的生产要素使用，相关材料会否存在有意无意泄密的可能性？一旦真的发生，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改变这一点，我们的经济话语权有可能有一半就要落空，大部分的利益会在人家手里。 以最近以来被市场强烈关注的中国概念股造假风波为例，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再看“四大”本土化。 在国内，企业想要上市就要排队，缺乏耐心排队的企业就想到了国外上市，因为在国外上市的条件门槛相对比较低，华尔街也有投行专门运作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事宜。再者，国内资本市场相对看中企业的业绩，而国外则重视企业的盈利模式，如果企业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完全可以海外上市。中国概念股海外上市过程中出现的造假行为，并不是只有中国企业才有，国外的上市公司也有。之所以会集中出现造假风波，既与国内企业自身内控不力、熟悉海外市场环境不够、海外市场沽空者投机有关，坦白地说，也与一些律师、会计师等恶中介有着莫大关系，他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消息指出，某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管愿意通过行贿来开展业务。而行贿的事情在美国也时有发生，比如家乐福、西门子等上市公司就被曝光过。上述现象表明，目前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存在着严重缺失，这方面的力度太小。 对中国而言，我认为，监管制度必须到位，如果政府的干预控制力度加大，使得国内监管力度向国外高水平看齐的话，就不会有人去违规违法干这种事。也就是说，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今年赚了1亿，明年给上市公司造假，就得把这1亿甚至把更多的钱吐出来，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目前，我明显感到会计师事务所造假行为虽然不能说是销声匿迹，但的确已经很少了，因为现在造假的代价很高。同时，现在企业的内部控制也很严格，费用都是透明的，运营时普遍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这意味着，中国规模较大的企业，财务审计等业务也并不是非“四大”做不可。 当然，我国目前在人才、制度落实、企业领导人在财务领域的法制意识等方面，还存在着薄弱之处。如果要求不严，难免会产生难执行难到位的问题。这与现阶段国内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环境有极大的关系。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总之，“四大”本土化是一种积极的做法，关键还在制度，制度到位了，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就是一种促进。 对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中国目前也在推行合伙制。而中介机构是有流动性的，有可能会有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加盟“四大”，优秀的人才会走向更高的平台，同时也会有“四大”的人才流向我们。趋同和接轨是大的趋势，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将越来越国际化，待遇水平会逐步缩小差距，变得更有吸引力，“四大”的人才加盟后会更好地发挥价值和优势；国内的专业人才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四大”本土化后，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加快进步，提升服务质量；“四大”也有自己的考核标准，本土化以后，要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做事。 合伙人本土化是国际惯例 转制后中方合伙人能否真正地掌握话语权，未来还需要中方合伙人的合伙份额的逐步提升相配合。只有合伙份额真正提升了，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 文|马靖昊
以首席合伙人的任职资格为例，财政部发布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转制后担任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的，除具备一般合伙人的条件之外，还需要具有中国国籍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有最近10年连续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相关业务的工作经验，其中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经历不得少于8年。《方案》同时规定，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应当是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我认为，这项改革举措从本质上来讲，主要是通过首席合伙人本土化，增加中国籍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中的话语权。原来的中外合作所，中外双方名义上是投资各半，外籍合伙人掌握了决策权、管理权、控制权；中方在决策权、管理权、控制权等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占全体员工绝大部分的中方员工基本都是为外方打工。由于外籍合伙人绝大多数并不持有中国CPA证书，中方虽然没有话语权，但在审计报告中签字担责的绝大部分是合作中方人员，承担的责任与其弱势地位极不相符。 另外，转制方案出台以后，也不用担心四大没有合格的中国合伙人。实际上，经过20年的发展，四大目前已经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中国本土合伙人，在本土化进程中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和人才储备。比如，截至2011年年末，普华永道已有51％以上的合伙人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不过，转制后中方合伙人能否真正地掌握话语权，未来还需要中方合伙人的合伙份额的逐步提升相配合。只有合伙份额真正提升了，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提升中方合伙人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排斥外籍合伙人，这也是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 至于有人担心转制以后是否会降低审计质量？我认为不会。更不会由此引发信誉上的风险。转制方案要求“四大”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进一步强化了事务所的执业责任，增强了事务所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转制后的事务所必须与国内其他大型事务所一样在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做到实质性统一，不仅需要接受中国政府、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也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指导和监督。应该讲，审计质量不但不会受到影响，可能还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实际上，决定审计质量的主要是“能否发现审计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愿不愿意披露审计问题”两个因素， 四大本土化并不影响这两个因素。另外，合伙人本土化是国际惯例，“四大”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成员所都是由本土合伙人管理和控制的，也没有听说过由于此种原因而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 目前没有看出四大本土化会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和现有的会计制度产生影响，第一个原因是四大本土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审计以及咨询等业务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调整，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再说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主要是受中国的财税法规以及其他宏观政策的影响，与四大本土化不本土化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是由财政部为主导，虽然在准则制订的早期，德勤参与了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中国会计准则的工作，但起到的作用也仅限于咨询顾问，对准则的具体条文并没有具体的影响力。其他的“四大”成员事务所在以往准则制订中最多是针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一些建议，四大本土化后，此种方式将继续延续。因此，可以说四大本土化对现有的会计制度的制订和发布具体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四大”本土化实属舍本逐末 政府应该着眼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的监控。强调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是否中国国籍，无疑于“捡芝麻丢西瓜”，使得本来就诚信缺失的中国资本市场更加雪上加霜 文|高明华 近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中外合作会计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境外合伙人占事务所合伙人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40%，到2017年不得超过20%，且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我们不好揣测财政部此举的真实意图，但这显然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会计师事务所是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力量，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规范财务治理，尤其对于强化内部控制，进而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各国都在不断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如美国2001年爆发安然和世通两大财务丑闻，让世界认识到了财务控制（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2002年，美国不失时机地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即SOX法案）。该法案有三个方面备受关注：一是建立一个由5个成员组成的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上市审计服务进行监管；二是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造假行为予以重罚；三是在美上市企业必须建立内部控制体系。美国国家会计总署（GAO）指出，强有力的财务控制系统通过内部控制检查，克制浪费、舞弊、滥用职权和管理不当，是保证组织运行有效率的重要因素。 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的报告显示，46.2%的欺诈案件源于内部控制的缺失，39.9%的欺诈案源于内部控制没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只有不到11%的欺诈案是标准的内部控制难以发现与阻止的。报告还发现，2006-2008年ACFE调查的959个舞弊案中，35%的注册舞弊检查师认为不健全的内部控制是舞弊产生的主要原因，17%的注册舞弊检查师认为对现有控制的置之不理是舞弊产生的主要原因。 无疑，内部控制对于公司治理进而对于财务治理至关重要，而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而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并不取决于合伙人的国籍，也不取决于哪个国籍的合伙人占多少比重，而是取决于独立性制度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美国SOX法案之所以要规定建立一个会计监察委员会，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防止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私利而发生欺诈和舞弊行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人的本质属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或者制度的约束力不强，违规的成本过低，那么，不管合伙人是谁，都难以摆脱徇私的“魔咒”。 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0年复建后只有22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有上百年的历史，二者在相关制度建设和完善程度上还远不能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种学习既可以是制度文本的借鉴，也可以是由人才流动而带来的观念的更新和浸润，而后者的效果更加明显。 笔者曾对中国1722家海内外上市（即交叉上市）和仅在A股上市（非交叉上市）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作了全面评价。其中，51家上市公司同时在海外上市，这51家上市公司中有40家定期评估内控制度，占交叉上市公司总数的78.43%，高于非交叉上市公司73.61%的比例；51家交叉上市公司中，有41家公司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在内控制度上发挥作用，占比为80.39%，远高于非交叉上市公司66.61%的比例；51家交叉上市公司100%披露了内控措施，更高于非交叉上市公司57.49%的比例。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与海外资本市场对内控制度的严格规制，尤其是独立的审计制度密切相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的2003年最终规则和2007年指南指出，COSO（全美反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框架可以作为合适的、有效的评价框架，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进行财务报告内控评价的框架，被应用的评价框架应包括COSO框架的所有组成要素。并且，COSO框架已经被美国上市公司广泛接受。但是，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的内控指引中却都没有明确的内控评价标准。 总之，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不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着眼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的监控。强调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是否中国国籍，无疑于“捡芝麻丢西瓜”，使得本来就诚信缺失的中国资本市场更加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