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国被调查的81个城市中，只有7个城市达到了财务公开透明的及格线—这是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给出的数据。 在这份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根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被调查的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也是“不及格”的；如果按照60分为及格线的标准，则仅有北京、上海、南阳、成都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81个市政府中北京得分最高，为6分，石河子得分最低，仅有0.5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是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财政不透明，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两年从上到下好了很多，但确实还远远不够。” 财务公开体现公民知情权 “公开财务？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6月17日，一名政府官员很直接就回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他说在他们单位，财务大权从来就是由“一把手”控制，即使是“副职”需要用钱也必须经过“一把手”的同意，“你说怎么公布？领导用钱怎么会经过我们同意？” 这一点也得到西部某政府采购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认同，他说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财务状况基本都是处于保密状态，“除了领导和财务，部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这名工作人员说，部门和部门之间的状况虽然是严格保密的，但是每年单位各部门自己组织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状况好的单位就能去远一些，去一些好地方，状况不好的单位就只能到近一些的地方玩。那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某个单位有钱或者没钱。”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的领导不愿意公布财务的做法，俞乔说自己是理解的，他说，一个政府部门需要推出一些好的举措的话，如果财务不公开，那领导决定后马上就可以划拨资金着手实施，“如果财务公开了，那势必会受到一些限制，这可能是某些领导不愿意公开财务的一个很重要的顾虑。” 实际上，在很久之前，俞乔就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共财政研究三个核心问题—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政府的开支用到何处？政府的财务如何管理？ 他在思考的同时付诸行动，他说自己很想了解中国政府的财务透明状况，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知情权。 俞乔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从三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课题了，其间经过了大量的资料整理、文献梳理的工作，最后确定了最终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的课题研究从去年开始，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查找资料、整理资料，最后得出了目前公布的这个数据。” 俞乔说，他们是将所选出的81个城市根据8项指标的得分加总，得出了各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指数排行。 对于此次调查规则是如何制定的，俞乔解释称，此次规则制定的标准参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讨论通过的《财政透明度》，并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的，“这里面有良好的做法和守则，例如透明、问责等”。 分别是：公布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公布显示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关系图；公布2011年预算内财政报告；公布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三公消费”、政府负债信息；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公布2010年决算报告；公布2010年预算会计基础(现金制/收付制)以及编制和介绍预算数据所使用的标准；公布2010年预算外活动、债务和金融资产、或有负债和税收支出信息。 财务公开不尽如人意 根据此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得分的平均值为3.46分，占满分8分的43%。预算透明，决算隐秘，预算外不公布是此次调查中最突出的问题。 其中，北京得分最高为6分，占满分的75%；上海其次，为5.75分，占满分的72%；此外，得分占满分的比例超过60%(4.8分)的城市还有南阳、成都、宜昌、三亚、杭州；加总共7个城市，仅为81家城市的8.6%；若以80%为良好表现(6.4分)，则81个城市中无一达标。得分在4分以上(占满分比例50%以上)的城市有34个，为81家城市的42%。得分最低的十个城市依次是：酒泉、邯郸、烟台、拉萨、洛阳、乌鲁木齐、松原、包头、庆阳、石河子。 在8个单项指标中，“公布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得分最高，为0.93分，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城市的政府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该部门的组织结构框架、主要领导简介等内容。 并列排名第二的是“公布2011年预算内财政报告”和“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这两项的得分为0.77分。俞乔说，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本来应该同时公布的预算和决算，大部分政府只是选择其中一项，“预算的公布情况要远远好于决算的公布情况”。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平均分为0.77分，而公布2010年决算报告的平均分仅为0.21分。 俞乔称，在此次的调查中，有一件令人更加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指标中“公布2010年预算外活动、债务和金融资产、或有负债和税收支出信息”，这一项的得分均值为0，也就是说在被调查的81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公布预算外活动，“这一项的得分这么低，倒也在意料之中。”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布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三公消费”、政府负债信息得分为0.2分。实际上，这一项并不是IMF财政透明度手册中的项目，这一项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一项，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容易产生“小金库”的场所。 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查状况，俞乔的评价是不尽如人意。“法制健全的国家财务制度都是非常透明的，因为这是广大的纳税人了解政府所收税收用途的一个最正常也是最普通的渠道。” 俞乔说，北京、上海分列榜单前两位倒在意料之中，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其他地级市相比较，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并无明显优势。不过他特别提到了此次榜单中的榜眼河南南阳，在此次调查中，南阳的表现相当抢眼，获得了5.25的高分，在全部的8项指标中，不少城市得分为零分的指标其得分都是1分（每项指标满分1分，记者注），比如指标中的第五项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 财务公开对官员是保护 事实上，俞乔并不是第一个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已经连续4年推出“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报告。今年，报告亦新增了“中央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部分，结果显示，按百分制计算，没有一个中央部门在预算透明度上得分超过50分，得分最高的环境保护部只有43.8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在今年4月也公布了“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与发布情况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2011年绝大多数政府机关认真编制了本级政府的年度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发布。截止到2012年3月31日24点，59个国务院部门中有57家、26个省和直辖市政府以及43个较大的市的政府按时发布了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当然与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不同的是，俞乔此次研究的是市级政府，他说，目前国内对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还多集中于省级政府的层面上，对中国而言省级政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级财政。“市级政府更多地面向的就是普通的公众了吧，这也是我们决定研究市级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俞乔称，600多个县级市，全国目前有283个地级市，他们此次的研究对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是未包括所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政府在内；另外还可能遗漏某些公共财政指标。今后可能我们要扩大研究面，首先完成全部283个地级市的调研。” 今后可能会对考评的指标更加细化，这也是俞乔他们未来要完善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发简单的大纲框架肯定不能和同时发了具体内容一个得分，这次我们做的还不够完善，将来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
对于此次城市选取的标准，俞乔说，他们对于城市的选取也有一些指标，除去四个直辖市以外，此次调研的城市都是各省、自治区中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几个城市，“虽然只有81个城市，但这些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36%，GDP占到了全国的67%。”俞乔说，这也就是说，全国的大部分税收收入是由这些城市贡献的。 对于各级政府如何执行财务公开，俞乔是这样说的，要有一部“阳光法案”来支持政府公开财务的行为，“在这部法案中明确，如果不按规定公开一些政府信息，那么就可以按照违法来处理。”他认为，人大也要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直接对国务院或者人大负责，垂直管理，不受制于其他任何部门，每年审计各级政府财务状况，审计完成后与国家目前现有的审计署所审计的账本对账。“如此一来，政府的财务状况就会被有效地监督，财务公开对领导的限制也会相应增多，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却是一种有效的保护作用。”俞乔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