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展模式造成分配悬殊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在1988年已经悬殊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造成今天收入悬殊的原因有哪些？ 王小鲁：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二是体制弊病造成的结果。发展阶段的因素主要是指过去30多年改革期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供过于求，就会压制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工资上涨比较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体制弊病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孙群义：居民收入总体上可以分为劳动性收入和以资本性收入为主的非劳因素，其中劳动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导致收入悬殊的主要还是以资本性收入为主的非劳一因素的问题。 先说劳动性收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与国外经济体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劳动力资源的交流。从目前来看，劳动性收入主要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已经融入到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端劳动力，他们按照国际收入水平取酬；第二类是在国内，主要受行业资源占有水平影响取酬，收入居中；第三等是供过于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充斥着低端劳动力市场。因为存在的市场和取酬标准不一样，所以收入差距比较大。简单地说，就是有按照欧美标准拿工资的，有按照国内发达地区标准拿工资的，也有按照廉价劳动力价位拿工资的。但是，总体来讲，劳动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毕竟有限。 更主要的是以资本性收入为主的非劳因素导致的差距，资本性收入按照资本市场取酬，而资源垄断在全社会的少部分人手里比如少数煤老板，再加上资源的高杠杆作用，导致收入差距巨大。多元生产要素产生了多元取酬标准，和过去单一的按照劳动力要素取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多元取酬模式导致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与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因为他们一直是按照生产要素取得报酬，所以我们的实际收入差距比他们要小，但是我们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比他们快。 陶然：我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主要是发展模式造成的，现在的发展模式靠牺牲失地农民、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环境来维持。地方政府再限量供应商住宅用地，吹大房地产泡沫，更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和资产分配。所以不光是收入分配不公，资产分配也非常不均匀，比如提供中间服务的行业，能源、材料、电信等国有垄断部门，他们利用下游行业获得了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上缴的比例非常小，更多地是用于自我投资和消费。 时代周报：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孙群义：收入悬殊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这种不公平是由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时候，矛盾就会尤其突出。我们不能光看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还要看造成不平等的过程。资本性收入的差异巨大，那么资本是如何被占有的？占有的方式是否合法，这个很重要。如果资本的占有是合法的，比如煤老板合法投资了一个煤矿，他所取得的是资本收益，而打工者取得的是劳动收益，那么他的收入肯定要高于煤矿工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的煤矿是通过非法途径或钻改革开放的空子获得的，机会不平等，那么这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这是最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模式，包括苏东国家也都没有解决好，他们的改革比较彻底，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很多富人的资本来源不清楚。 改革难产不是简单利益问题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 孙群义：因为我没有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所以改革的阻力在哪，我也不清楚，我也希望能够早点看到方案出台。可以想见，收入改革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征收房地产税，会触动开发商和炒房者的利益，但是我不认为改革难产只是简单的利益问题。因为收入改革涉及到社会的发展模式，收入分配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体制、经济模式决定的，如果要就收入分配来调整收入分配的话，恐怕效果有限，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到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调节收入不外乎两种办法，一是把高收入的压下来，低收入的抬上去；二是高的少控，尽量把低的往上抬，因为我国大多数劳动者收入都比较低，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本性收入如何处理，我们原来说要让更多劳动者取得资本性收入，要让他们占有资本，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这些年我们想要通过股市等资本市场，让更多劳动者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但结果却成了为大资本输送利益的渠道，这不仅仅是调整收入的问题。又如个人所得税，我们现在提高了纳税的起征点，但是还是有问题，比如到底如何评价收入水平高低的问题，广大农民工从事的生产工作确实辛苦，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固然收入水平很低，但城市白领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同样很劳累，他们拿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就算高收入了吗？现在要增加他们的税收，也是很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更通盘的考虑。 陶然：要直接调节收入分配进行二次分配，往往是一个成本很巨大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要从富人、从强势集团手中抢夺利益，所以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停留在口号上。现在关键要在土地、房地产行业，不能由政府垄断供地，小产权房在符合规划和进行改造的前提下，交了一定的税费后就可以合法化，这样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比如现在城郊1.8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加起来有三四亿人，让他们可以在城里盖房子，把房价降下来，属于资产分配的平等。 只涉收入，分配改革没效果 时代周报：最近，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你对此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孙群义：现在因为方案还没出来，所以还不大好说，但是假如只是就收入论收入，特别如果仅仅是劳动者的资金收入来说，我觉得效果会打折扣，因为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来看，大家对收入分配这块，主要不是在工薪收入，而是在这之外，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那些方面。收入分配是果不是因。 我觉得重点应该在资本性收入，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资本配置市场，资本市场，这方面我希望是重点解决的。包括房地产市场、股票、资金市场，这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常用的利率、汇率这些要发挥更大作用，不仅仅是在劳动者的工资上做文章，这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 时代周报：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陶然：在一些垄断行业，比如中移动、中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他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垄断不是绝对的，如果放开准入限制，比如多发几张电信的牌照，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石油进口权，就可以形成竞争，这就可以降低价格，实际上也就给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因为降低了企业生产、企业沟通、物流的成本。如果电信部门直接放开民营企业准入，暂时不具备条件的话，起码要允许或者鼓励中移动和中联通打价格战，这样有利于遏制这些企业的浪费现象，逼着他们降低成本，同时也就可以降低通信价格，直接带动整个电信行业的服务增加值和总产值，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石油、石化行业也是这样，可以给一些民营企业进口石油的权限，打破部门垄断。 通过打破垄断，创造就业机会，是缩小收入差距最好的办法，它能够让中低收入或者现在没有好工作的人获得更好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直接劫富济贫，可能效果并没有预见的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不会被允许，做了以后也可能出现更多的扭曲。要解决行业进入管制问题。。，中国现在不一定要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垄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变富。另外，要提高政府公共资金的利用率，我们每年有上万亿的支农资金，几千亿的扶贫资金，几千亿的医改资金，这些钱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充分利用好？现在很多农村把教育经费用来投资建校，但当地的大部分学生可能已经随父母流动到城市，那么这种学校投资就是浪费，不如把钱用在流动人口身上，给流入地政府多一些补贴，给农民工子弟办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