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京津江浙等10个省、市，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自2011年上海试点营改增以后，交通运输等行业税负增加一直是市场的顾虑。全国人大财政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营改增对企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营改增的阻力不在企业，是地方政府，因为税改之后，中央税收比例多了一点。 营改增试点启动以来，各界对税改意见纷纷，从税负高低到税权厘定，不一而定。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额三成以上，为中央与地方分享税种。营业税为地方政府独享税种（除少数央企的营业税为央地分享），为地方的第一大税种。两个税种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业，营改增的动静不可谓不大。 增值税同时对销项和进项环节增税，以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应纳税额，实际上只对增值部分征税。营业税则只针对营业收入征税，考虑到以服务业为征收主体，个税偏重，重复征税倾向明显。营改增之后，不仅税制简化，税负也应该会降低。对小微企业来说，税负降低更加明显。以小规模纳税人为例，营业税率一般为5%，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定为3％，税负降低40％。 那为何有企业出现税负提高的情况？增值税要生效的关键在于进项的抵扣，也就是企业在采购商品与服务时，是否可以取得具有抵扣资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通运输业之所以税负提高，也正是因为购置的车辆多为税改之前，无法抵扣。更为重要的是，营业税的征收对象以服务业为主，采购对象多为个人劳务、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格的供应商等。营改增之后，这些问题仍将存在，极大地限制减税效果。 例如，在营业税时代，只针对营业收入征税，支出环节的税收（如个人收入、房租等）大多数是很难征收到的。但在增值税体系中，所有流通环节都需要纳税，再进行抵扣，这些税收就很难再被隐匿，这势必造成经济全局整体税负的增加。因此只谈营改增降低了名义税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名义税负如此之高，以至于企业只能采用各种合法、法外或者非法的手段来逃税。营改增要成功，必须正视大量隐匿的逃税行为。只有系统性地、大幅度地降低名义税负，营改增实际税负的降低才有可能达到。 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核心税种都变为分享税。这时，地税的功能基本上可以被国税取代，地方税务局功能的转型成为营改增下一步的重点，国税与地方合并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了。但这不代表不存在问题。1993年分税制改革以前，税收呈现“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中央甚至要向地方借钱来应付日常支出。分税制，这种状态被逆转。 今天，中央推出营改增是增加中央财权的措施，营改增之后，地方手中再无优势税种。这也是营改增推行难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营改增之后，要么央地财事权失衡格局将更加恶化，要么地方政府变本加厉、挖空心思去开发新的税种、开设新的政府性基金，如房产税、附加费等，进一步抬升社会的总税负。 税改的核心，本应该是以支（出）定（收）入，这是今天中国税政最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和纳税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在国务院试点方案中，税改目标是“保持不变或略降”，但如何确定当前的税负就是合理的呢？ 同样，在没界定清楚中央与地方事权分割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地决定中央、地方的分税比例？
因此，税改的根本应该由纳税人来决定税负的高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自然就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同时，我们也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的空间，让他们因地制宜地制定税收政策。这也是平抑目前区域经济失衡等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