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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周初（6月18日至19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声名显赫的G20峰会相比，这些天同样在拉美大陆上举行的“里约+20”大会似乎实在是吸引不了多少眼球。然而，它的长远意义或许要远远高于一年两次的G20峰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的目标恰恰是努力矫正被G7、G20、达沃斯和WTO等所有全球化布道坛上夸夸其谈的那些政治和财经精英们扭曲了的人类航程。
“里约+20”是由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组织共同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别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曾经主办过著名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称“地球峰会”。正由于这个会议，才有了后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才有了后来的《京都议定书》。而里约1992年大会中表现出来公民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也被人们用“里约精神”来概括。20年后，联合国大会再次回到里约，彰显了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主导角色。 “里约+20”的会期从6月13日到22日，涉及的议题从环境气候到减少贫困，异常宏大的庞杂。其中，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此次大会一个预期成果，而所谓“范式转变”又是一个关键词。比如，“禁止使用GDP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答案”环节的十大建议中，获得了与会者最高的投票推荐。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事关地球上所有人的公投利益因而所有人都同意和向往、但却又落实得极为不顺利的美好目标。由于它包涵的内容太大太多，本文无法涉猎太多，仅以近3年来备受瞩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暖问题而论，我们看到，从东南亚的巴厘岛到北欧的哥本哈根，从拉美的坎昆到南非的德班，围绕减排的讨价还价的会场在我们这个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更暖的星球上足足转了一圈。尽管一些基本原则得以落实，但气候谈判在整体上已陷入僵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走出僵局的钥匙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另一个问题：目前这种僵局是怎样形成的？其症结何在？ 大体来说，在气候问题上，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阵营：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以来对达成刚性的减排指标抱有一种消极的怀疑态度，它总体上倾向于依靠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来逐渐缓解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则相信政府应当在其中起更大的作用，因而它们是达成法律协议的最热心的成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在积极参与的同时坚决主张，鉴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对地球气候环境的欠账，它们应该率先和更多付出努力，并在减排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补贴和帮助，它们更多地强调自身的“发展权”。 上述这三种主张都包含了重要而正确的见解，它们实际上各强化了气候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就个人而言，我认为美国人所持的市场派观念的真理成分大概是最多的，也是最易行的。纵观世界能源发展史，煤炭取代木材、石油取代煤炭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没有从中看到多少政府干预的成分。这种自发机制为什么就不能适用于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过程呢？随着地球上不可再生化石能源储量的日益枯竭，它们的价格必定会越来越昂贵，最终被更具竞争力的其他新型能源所替代。说老实话，我本人对于依靠政府干预来完成全球性的能源替代升级反倒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政府不把事情搞砸已经谢天谢地了。 问题在于，要让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前提就是市场信号能够未经扭曲并畅通无阻地传递到各交易主体那里，其中包括能源的供应者与消费者。然而，真实情况是：我们一边在不切实际地期盼在国际上签署一份强制减排的多边协议，一边又在国内动用巨额国家财政去持续补贴传统矿石能源的消费。这岂不是滑稽的自相矛盾吗？在这种情况下，缔结强制减排协议所导致的能源使用成本的抬高，一转眼又被政府补贴所抵消了。 一项统计表明，全球每年用于对化石燃料补贴的金额总计超过了3000亿美元。不妨来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的情况——在美国，石油巨头通过对国会的游说获得了每年高达40亿美元的税务补贴，而其他各种名目的燃料补贴以及远比欧洲低廉的汽油税则被当作是帮助穷人的救济手段。在中国，成品油价格甚至都没有完全市场化，依然是国家控制的，被称为“两桶油”（现在应该是“三桶油”）的几大国有行政垄断炼油企业因为承担了“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而总有数不清的理由伸手向国家财政索取直接补贴或注资。另外，中国的资源税改革还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国有能源巨头们几乎可以无偿地将任何一块国土之下的宝贵的煤炭油气财富据为己有而不必向国家交纳一分钱开采费用！与这种力度的补贴相比，国家花在电动汽车之类上面的清洁能源补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补贴，它们都严重扭曲了矿石能源的价格信号和供求关系，使之在市场上总是能够低于其真实价格出售，最终不仅助长了消费者对它们的依赖和浪费、也增添了温室气体排放，更使得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在与传统矿石能源的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而难以发生、发育和成长。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描绘过一幅一举取消这种全球性补贴的宏大蓝图，但受制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力量和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一旦将它付诸实施将注定困难重重，甚至有可能完全泡汤。 至此我们便懂得，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当前正确和迫切的做法其实不是规定强制减排的目标，而是首先剥除各国政府加诸传统化石能源之上的巨额补贴，给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它们最终自然地取代矿石能源—我们甚至未必需要花太多钱去补贴它们，我们只要消除市场中的扭曲、停止对清洁能源的变相打压就能做到这一点。 为此，各国真正需要签署的不是一份强制减排协议，而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限期逐步减少直至彻底取消对矿石能源的补贴。它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颇类似于WTO，后者也只要求缔约国降低进出口关税、禁止各种出口补贴。其实，只要真正不折不扣地践行了这些承诺，用不着刻意制订什么“鼓励政策”，国际贸易就一定会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活跃和繁荣起来。 如果企业和消费者有朝一日发现，生产和使用绿色能源是有利可图的，而非仅仅出于社会施加的道德责任，那么新旧能源的替代升级就自然会水到渠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是完全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 实际上，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阻碍这种进步的最大力量正是来自政府自身，尽管全世界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一边高唱着清洁能源的赞歌，一边在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以及未来什么其他的会场上讨价还价。19世纪末电灯已经发明后，英国议会曾经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劫持下通过了一个在马路上禁止使用电灯以保护传统煤气灯的法案。幸运的是，与今天的政府相比，当时的政府普遍要小得多，所能调动的资源也十分有限，因而无力长久地阻碍技术进步通过市场机制赢得最后的胜利。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控制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调动资源的能力都是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大不列颠帝国政府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说人类能源史上的最新一次转型升级的结果很可能比以往更加令人悲观的话，原因就在于此。 数千年以来，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虽然蹒跚艰辛，但一直在不断延续着。为何到了今天，“可持续发展”却突然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技术进步的确是一个重视的变量，但我个人认为，更加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许多人错误地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自发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立起来，因而将后者拖入了一条不可能有前途的歧路。历史已经证明，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力量比市场的力量更加持久和强大，虽然它是人无法有意识控制的。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前途，取决于我们是顺应市场、因势利导还是徒劳地试图压制和阻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