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第二章 追根求源:中国发展不平衡原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是对一个经济体的特性所做的著名结论,而这个经济体刚刚创下11年来最高的增长率纪录,并且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近10%,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

 

 早些时候,中国精心制订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意味着:中国将在经济和金融发展异常强劲的情况下度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一方面,2009年全球产出减少了2%以上,在随后的2010年上涨3.9%,低于预期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大步前进,2009和2010年产出增长率分别为9.2%和10.4%。与此相似,尽管2009年全球贸易下跌23.5%(70年来最大跌幅),在2010年据估计反弹了13.5%,但中国2009年的贸易跌幅只有14%,接着在2010年又大幅上涨35%。其中的含义是,2010年全球贸易大大低于此前2008年达到的顶峰水平,而同年中国贸易完全高于2008年的水平。最后,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剧烈减少,2010年保持不景气的状况。2009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但在2010年猛增近2/3,达到1 850亿美元的新高峰。中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2009年确实缩减了几乎20%,但在2010年增长了37%,创下600亿美元的新纪录。虽然中国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果,但本项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在中长期内维持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需要建立全新的增长模式。

 温家宝总理显然认同这一观念: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行重大改革。2007年3月,在该年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是对一个经济体的特性所做的著名结论,而这个经济体刚刚创下11年来最高的增长率纪录,并且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近10%,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此后温家宝总理数次使用同样或相似的措辞论述中国经济。胡锦涛主席也在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发表了类似的讲话。本章将分析可能是哪些因素导致温家宝总理这样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下一章探讨为了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纠正各种不平衡现象。

 有四种不同但互为补充的方法来考察一个经济体的结构,评估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不平衡的”。第一种方法称为消费支出分析法,观察经济增长的源头,即需求的源头。消费(包括家庭和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的混合体是什么?它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第二种方法称为生产分析法,从供给的角度也就是产出结构来审视经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总产出的相对贡献是什么?第三种是收入分析法,着眼点在于员工、企业和政府收入的比重。第四种方法称做储蓄—投资分析法,分析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平衡。当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这个国家必然出现国际收支盈余;反之,当储蓄少于投资时,将产生国际收支赤字。要认定造成国家外部不平衡的某个或某些特定原因,可以将全国储蓄总额和投资总额根据家庭、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贡献单列出来。正如后面所述,如果按照这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考虑,2002或200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本章材料多为技术资料,枯燥乏味,但很重要。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如果对潜在问题的诊断错了,那么药方基本上没有价值。这段话特别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根据修正后的经济数据,有必要对形势的评估和国家经济不平衡的成因进行重大改动。例如,根据2010年夏发布的数据,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剧烈下滑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工资增长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而归属于企业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猛增。然而,2010年9月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但幅度很小,而归属于企业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实际上保持不变。

 消费支出:为什么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低迷

 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是国内生产总值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动总量,这三个要素是: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产品和服务净出口。分析三要素的相对价值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是有帮助的。

 扩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且越来越重要。如图2–1所示,经济改革的前10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比重为36%,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但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最高峰时期的比重相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年均投资比重比80年代有一定提高,但大体上仍然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历史高峰相同。可是从2003年以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超过40%,这个水平甚至高于东亚邻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时期。投资增长的推动力来自国内储蓄率的上升,2006~2010年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3~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推动,按照国际标准,这个比重高得出乎意料。

 整个改革时期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长率绝对值都很大。但在多数年份里,家庭消费增长率落后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约自2002年起这种落后尤其值得关注。如图2–2所示,20世纪80年代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平均略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接着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减少,2008和2009年都只有35%。初步数据显示,2010年这个百分比进一步下降至34%。

 如图2–3所示,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似乎不存在强劲的长期趋势,整个改革时期这个比重平均约为14%。不过近年来政府消费有所下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1年16%的高峰值下降至2009年不到13%。初步数据显示2010年该比值上升了几个千分点。

 这些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趋势的结果是,总消费作为经济增长源头之一所具有的相对价值在过去20年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与投资比较时。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消费增长占中国经济增长的近4/5,但从2003~2010年这个比重平均只有2/5。

 2005年开始直到2008年年底,产品和服务净出口增长在近10年间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图2–4所示,与2004年4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相比,2005年产品和服务净出口增长了1倍多,超过1 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随后两年净出口再次翻番,到2007年达到2 3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因此,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2001~2004年4年间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不到5%(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贡献0.35个百分点),2005~2008年提高到平均近20%(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1.98个百分点)。

 这些衡量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大约从2003年开始严重失衡。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03年以来大幅提高。与此类似,中国2005~2008年外贸顺差极大,这几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然而,2009年,造成60年来全球贸易最大降幅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但是,消费支出分析法揭示的中国经济不平衡最明显的迹象是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极低比重。2008~2010年,34%~35%的比重无疑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它是另一个极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消费比重更加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63%和印度的56%,两个数字都出现于2007年。

 在美国,现代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最低比重出现于1943~1944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50%。可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那是极为特殊的时期,生产小汽车、卡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美国企业的大部分产能进入战时状态,转为制造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严重制约了耐用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大多数非耐用商品,例如汽油、食品和服装,从1942年开始定量供应。于是,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的供给受到极大的限制。从需求来看,受爱国主义运动鼓舞的家庭购买了大量战争债券,减少了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人购买了1 860亿美元10年期战争债券,此类债券利率完全低于市场利率。因此,战争债券计划既提高了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又使家庭收入的增长向下偏离了原本的运行轨道。1942~1944年,美国家庭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为25%,战争结束后几年之内又跌回中等个位数,基本处于“大萧条”开始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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