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竞争力的盛衰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各家的说法之间却经常相互矛盾，更缺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２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问题在于各家对国家竞争力的“定义”模糊不清。这一点，从很多国家不停争辩本身是否拥有竞争优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有些人把国家竞争优势看成是由汇率、利率、政府赤字等变量所驱动的总体经济现象。但是有赤字问题的意大利、日本与韩国，面临货币升值压力的德国、瑞士，以及实施高利率政策的意大利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快速提升。 有些人则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瑞士或瑞典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日本经济过去由廉价充沛的劳动力起家，现在同样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它的企业却能借着自动化取代人工，延续了国际竞争优势。高薪下的竞争力似乎代表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目标。 还有一派的观点把竞争力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画上等号。不过，近来贸易表现突出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不足的韩国、英国和德国反而较为繁荣。 也有很多人将竞争力的源头指向政府政策。评论者将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视为国际竞争力之钥。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对日、韩等国家，以及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不过这样的观察并没有扎实的调查资料佐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增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升。 政府干预通常只在次级产业中才比较有效，而且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是很好。在日本，传真机、复印机、机器人和高新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主导成功的日本缝纫机、钢铁、造船等产业则已过时老去；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航空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一直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化工、机械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不佳。环视各国，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绝非主角。 最后，有关国家竞争力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是缘自各国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式管理受到举世瞩目，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管理模式曾经辉煌一时。3但是这类解释也有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适用于某类产业的管理方式移植到另一种产业上，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在意大利，小型、私人与松散的意大利家族企业构成制鞋、纺织与珠宝等产业的骨干，成为这些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温床，每年为该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值。这种产业模式如果应用到德国汽车业、化工业或是瑞士制药业、美国航空业，结果会不堪设想。美国式管理尽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软件、医疗器材、消费日用品等产业及服务业中依然称雄，而在日式管理的彻底执行下，日本的化工、消费品或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却毫不起眼。 这一种论调也无法解释劳资关系。工会在德国和瑞典都非常强大；在法律保障下，德国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管理，瑞典工会甚至参与董事会决策。虽然有人认为工会的强势抵消了产业竞争力，然而瑞典与德国的企业、产业乃至于国力仍然遥遥领先于许多国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讨论，并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没有哪一种说法能说清楚产业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它们表面上似乎各自成理，但其实都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竞争优势显然来自于更广泛也更复杂的力量。 当我们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时，还有一个前提有待考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有竞争力的国家”？国家竞争力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这个名词的定义却很粗糙。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它的产业与企业是否都必然富有竞争力？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标准。接下来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在日本，绝大多数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事实上远落后于国际上的领先竞争者。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的汇率必须使该国产品的价格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尽管长期持续地面临强势货币与升值压力，但并不妨碍其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产业向高价位的国外市场靠拢，似乎是更合理的国家经济目标。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本国应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们都知道，瑞士的贸易收支只是勉强持平，意大利则经常出现贸易赤字，但是它们的国民收入却在持续增加中。另一方面，许多贫穷国家的贸易收支虽然保持平衡，但绝不是其他国家会有兴趣仿效的对象。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经济繁荣通常紧随出口增长而来。然而，许多国家在出口稳定或减缓时，人均国民收入仍在快速增长，显示了这套说法仍有不足之处。同样，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它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强？国民就业虽是国家经济的重大课题，但是“就业型态”似乎又比“就业机会”本身更重要，像是低工资高就业对国民所得的帮助显然就不大。最后，国家竞争力是否意味着一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墨西哥与印度以低工资压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它们的产业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大。劳动成本的确与一些产业的特性有关，但是它与国家经济繁荣间的关系并非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