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价格改革提供了中国政府可以用来促进经济增长恢复平衡的政策手段。实行经济改革的前20年，政府基本上取消了国家物价总局对商品价格广泛的直接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直接控制的物价领域仅有部分零售业、农业和制造商产品销售，分别为其销售额的4%、9%和10%。但是，政府保留了几项关键要素价格的定价权，例如资本、能源（燃料和电力）、水资源和土地。政府为这些要素设定的价格通常与它们的相对稀缺性不一致，环保收费定价和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合理的定价至少意味着收回完全成本，如果进一步，还意味着将边际机会成本计算在内，也就是说，既包括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破坏成本，也包括消耗资源带来的机会成本。 政府继续使用定价权所涉及的生产要素大部分价格严重偏低。定价偏低的投入要素多用于制造业，而非服务业。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因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更甚于服务业。但燃料和电力也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在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几乎占了全部能源消耗的2/3，与之相比，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1/4。这些要素过低的定价增强了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并且如第二章所述，有助于2003年后流向制造业的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增加。因此这种现象提高了绝大部分来自制造业的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超级竞争力，而且造成国内生产模式扭曲，在这样的模式下，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止步不前。 更加合理的定价，包括现有环保收费标准的改进，将增加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它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减少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它也意味着可贸易品（绝大多数是制造品）制造业的经济收益与服务业的收益相比将会下降。那样的结果会减少制造业投资，特别是能源密集度最大的产业将首当其冲；同时增加服务业投资，从而在一段时期后引发人们所期望的生产结构调整（第二章讨论过）。
能源是政府在改革时期保留定价权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改革的第一个10年，即20世纪80年代，政府设定的原油价格与世界价格仅有微小差距，该项政策承接自改革前的决策者，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可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转向提高国内原油价格，使之与世界价格齐平。到1998年两种价格完成并轨时，政府开始执行一项计划：每月调整国内原油价格，以便与国际价格一致。原油零售价格越来越体现完全成本定价原则。2000年年中，政府推行一项正式计划，也是按月调整这些价格，这样成品油价格完全反映原油成本和炼油成本等。因此，虽然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仍然由政府控制，但这些价格基本上仅略微偏离国际市场价格。 但是，当2004年全球市场原油成本开始快速增长时，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定价政策。政府仍然上调国内原油价格，使之与国际价格保持一致，不过政府只允许在主要成品油产品（特别是柴油和汽油）的零售价格上体现原油价格的部分涨幅。2005年，政府向国内的炼油商提供补贴，以补偿部分炼油亏损。 2008年上半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规模比以往大得多，当时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的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都低于美国的零售价，并且在所有进口石油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这一年上半年，全国最大的炼油商中国石化的利润直线下降3/4，而其他业务品种的利润和中央政府提供的炼油补贴仅够填补它的巨额炼油亏损。2008年6月，中国政府终于将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提高近1/5。下半年，原油国际价格大跌，炼油商的财务压力进一步缓解。负责设定能源价格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保持汽油和柴油燃料零售价不变，直到12月才略微降价。 与2004年的价格调整不同，2008年政府方面的操作减少了但并未完全停止，炼油商的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同样重要的是，调价措施令炼油商用于炼油的资金颗粒无收。三家最大的炼油商炼油业务全年亏损1 652亿元，政府为此提供了632亿元的财政补贴，同时这些公司从非炼油业务的利润中提取了约1 000亿元来填补亏损。 2009年上半年，发改委继续降低成品油价格，下调幅度小于国际石油价格降幅。2009年年中，汽油和柴油定价偏低的状况明显改善。事实上，中国汽油和柴油零售价高于美国，并且不再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低的。其结果是，中国石油巨头的炼油业务不再亏损。 2009年1月，政府启动燃料价格改革，部分恢复了完全成本定价政策，该政策于2000年实施，但在2004年取消了。新政策下，国内原油价格继续与国际价格联动。任何时候国际原油价格指数在22个工作日内变动幅度超过4%，发改委就考虑调整成品油零售价。基本上，当全球原油价格低于每桶80美元时，就会出现完全成本传导，其中包括炼油商享有的5%利润率，也就是说，此时汽油、柴油和其他炼油产品的价格变动将完全与世界原油价格同步。然而，如果世界原油价格提高至每桶80美元以上，成品油零售价的同步涨幅将小于完全成本传导所需的涨幅。如果缩减炼油和销售的利润，并让炼油商承担财务亏损，这项政策就会获得成功。如果全球原油价格涨至每桶130美元以上，零售价将会封顶。因而，只要世界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80美元以下，那么政府既不必补贴国内燃油用户，也不会压缩炼油商的利润率。 这项针对与原油一样价格不稳定的产品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缺点。2010年下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上涨，接着，由于很多阿拉伯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原油价格于2011年第一季度猛涨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于是发改委在2月和4月连续提高成品油零售价。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价格涨幅不到国际原油价格指数涨幅的2/5。国际能源机构估计，2011年2月，中国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分别比国际价格低35%和14%。到4月，价格偏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两家最大的炼油商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于2011年上半年发表报告称，二者的炼油业务分别亏损234亿元和122亿元。 电力行业有着类似的模式，在中国，这个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石油行业的2倍。上一个10年的中期，完全成本定价政策发挥了作用，发电企业处于盈利状态，仅有少数用户需要补贴。2004年，政府同意建立一项制度，如果6个月内煤炭价格上涨超过5%，发改委可以提高电价。可是在2007和2008年，随着国内市场煤炭价格上涨，煤矿企业不愿履行此前签订的年度煤炭供应合同，因为签订合同时煤价要低很多。发电企业，特别是通常无法获得年度煤炭供应合同的小型独立的发电厂，被迫为现货市场煤炭价格的上涨埋单，在这样的市场中，煤价远高于合同煤价。但是，发电企业向电网公司供电的价格自2006年以来保持不变。这样，发电企业受到挤压，利润直线下降。为了向负责定价的机构（也就是发改委）施压，一些发电企业削减发电量，导致局部电力短缺，引发用电大户的不满。直到2008年6月，发改委才迟缓地对煤价上涨做出反应，上调了电网公司向发电厂支付的电价，但幅度只有5%。 事后证明上网电价的涨幅太过保守，不足以使发电企业恢复到盈利状态。2008年下半年煤炭价格相比上半年的高峰有所下降，但同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第一章提及）导致电力需求增速要慢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有几个月中，电力需求绝对量甚至减少了。至少到2008年年底，煤炭市场价格下跌的正面影响还不能抵消经济放缓导致的发电产能使用率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产生的结果是，2008年1~11月，占全国发电量2/5的5家最大的发电企业亏损达300亿元，电力行业整体利润下降84%，而去年同期增长了39%。 此外，中国不允许电网公司将2008年6月上网电价的温和涨幅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因此价格调整只是牺牲电力销售商的利润，来减少发电企业的亏损。例如，负责中国31个省份中的26个省份电力销售的国家电网公司在2008年利润为96.6亿元，与2007年的471亿元相比，减少了80%。这样，政府一直为家庭和企业用电提供补贴。 经济增长减速使2009年煤炭需求下降。平抑煤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发电企业的困境，并且发改委在2009年11月又将非居民用户的电价提高了5.4%。但是，中国最大的电力销售商国家电网公司的财务状况继续恶化。2009年，它的利润在2008年令人不安的水平上再大跌50%，仅为45.2亿元，与2007年相比，累计降幅为90%，资产收益率只有0.25%。而且，随着2010年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煤价重新抬头，抵消了2009年11月电价上涨的影响。其结果是，2010年发电企业亏损329亿元。与之对比的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利润反弹到350亿元，据推测可能是2009年11月非居民用户电价上涨所致。 重要的是认识到，从经济学角度看，电力用户获得的补贴规模远远高于发电企业报告的亏损，也大大高于发电企业从政府那里收到的零散补贴金额。当发电企业或者销售商的利润跌至0时，资产收益也为0。因此，电力用户的实际经济补贴是发电企业所有营业亏损加上为资产收益提供的补贴之和。类似地，有时支付给发电企业的政府补贴仅弥补营业亏损，未考虑正常资产收益率。所以，为电力用户提供补贴的实际经济成本远远超过该行业报告的亏损。即使我们假设资产的“正常收益率”较低，例如5%，2010年电力用户享有的经济补贴也超过发电行业报告的329亿元营业亏损的8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加上国家电网公司较低的资产收益率固有的隐性补贴。虽然在2010年国家电网公司的利润大增，但它的资产收益率只有微不足道的1.7%。另一家主要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面对的是同样的经营环境，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其资产收益也低于预期。电力用户2010年获得的补贴全部计算在内很可能约为3 600亿元。虽然这只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用电量最大的企业，补贴大幅降低了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利润。 在上述对政府用于推动消费、减少外部失衡的政策选项的分析中，关键的一点是四种政策手段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人民币升值和生产要素合理定价高度互补，因为它们都会提高可贸易品相对不可贸易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减少和国内生产总值调整。通过相互依存的政策推动经济恢复平衡的最好例子也许是，执行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是实现市场决定利率的必要前提，所以这两项政策应该一前一后推行。 从缓解中国经济不平衡的潜在贡献来看，如何评价（如果能够评价的话）这四种政策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第二章指出的评估经济不平衡的消费支出分析法显示，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降幅有3/4归因于可支配收入减少，1/4源自家庭储蓄率上升。因此，虽然构建社会保障网络有几个理由值得高度期待，例如它可能有助于降低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家庭储蓄率，但这样的方式本身不足以扭转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各项政策也许重要得多。 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善的社保网络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可以证明上述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台湾为例，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的推行使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在1994~1998年从57%提高至97%，显著减小了家庭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家庭储蓄率。但是，这个结果仅使家庭消费增长4%。如果中国内地已经启动并仍在扩展的医疗保险计划达到类似效果，那么它能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仅仅抵消这个比重长期降幅的很小一部分。 使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恢复平衡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很可能是重新执行2004年后基本上废除的一项政策：允许市场力量在决定存贷款利率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改善2003年后不断下降的家庭储蓄实际收益非常有可能比不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更有助于家庭储蓄率上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际上有所减小，这个时期政府推行国有企业重组，许多工人失去了这些企业提供的福利。确切地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与实际存款利率大幅下降同步，这意味着后者是更重要的导致消费减少的因素。 此外，当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大量工人失业时，人们容易夸大中国社保网络状况因此受到的冲击，事实上这种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在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就业达到高峰时，绝大多数工人还是没有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例如，1995年全部6.8亿企业员工中只有700万人被基本医疗保险计划覆盖。而且1996~2000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减少3 100万，中国社保计划受惠人数却没有出现同等数量的减少。例如，养老金和医保计划覆盖工人数量在1997~1998年仅减少几百万，但2000年的覆盖人数远高于1996年。这样，尽管很多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可能失去了这份工作给予的福利，可是几年内大量的受惠于社保计划的新劳动力不仅填补了失业人群的空白，还使覆盖人数多于以往。所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重组是否对平均家庭储蓄率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还远未到下结论的时候。2004年开始出现的负的实际存款利率似乎更有可能是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利率自由化有可能导致家庭储蓄率下降，推动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而这正是恢复经济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个理由是，负利率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降幅的3/4正是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下降造成的。如本章前面所述，央行的利率控制政策使利息收入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贡献减少了好几个百分点。因此如果2003年后实际存款利率跌幅不是如此巨大，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要比现在的真实水平高几个百分点。所以，存款利率自由化将增加家庭收入，在利率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第三个理由是，利率自由化将导致贷款利率上调，并降低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过高比重。如前所述，实际贷款利率2003年后大幅下降，较低的利率刺激企业进行更多投资，但如果在一个存贷款利率由市场决定的经济体中，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相反，低利率环境下出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经济增长进程部分解释了2003年非农劳动力增长率下降的原因。而非农劳动力增长率下降又导致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如果利率自由化政策在2004年后仍然保留，这个比重本应更高。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可支配收入的长期降幅约有一半是由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造成的。 逐步建立市场化利率对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它是利率自由化的前提。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持续的大规模对冲操作很可能让央行承受越来越高的成本。原因是，一旦存款利率实现自由化，央行为商业银行持有低收益央行票据或者将资金存入央行作为低收益的存款准备金的行为提供补偿时，将失去主要的政策工具。如果央行继续要求商业银行持有大量低收益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同时又不提高这些商业银行资本的利率，那么它的做法实际上是迫使商业银行陷入亏损状态，这样做几乎不可能有助于金融稳定。为避免此类结果，央行必须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的实际利率。提高利率可能很容易造成央行财政损失，破坏它维持价格稳定的能力，并迫使财政部提供财政补贴来弥补央行的损失。为减小被迫处于财务亏损状态的概率，央行将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在近年来的主流环境下，降低干预力度自然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这反过来又将有利于中国缓解规模仍然较大的外部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