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投资美国”正成为美国社会走俏的热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实业投资及其带来的新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的逆转,并分享全球资本带来的盛宴。过去直接投资主要是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但未来新兴经济体海外投资将出现爆发式增长,开始流向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来讲,是一次角色转变的机遇。 多年来,中美两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严重失衡: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对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而中国储备资产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平均资本回报率不到5%,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扭转这种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变中国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债权投资为股权投资,也就是权益投资。 根据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当一国达到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去年第三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前夕,美国智库就积极倡议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对美投资,认为这可以带来诸如创造就业岗位、消费者福利甚至帮助美国实现基础设施更新等利益。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中美投资的不对等性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国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从排名上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仅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不到1%,悬殊十分巨大。 进一步来看,近三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迅速。2008、2009、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135.7%、96.7%和43.9%。但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处于经济逆势的美国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有15亿美元,还不足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更无法与美国对华投资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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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依旧对中国投资实施有选择的开放,中国对美投资依然遭遇不少麻烦,这种阻碍也来自于美国当前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希望美国经济债务依赖型转向“实业再造”,无论是技术创新、新能源的开发、新产业的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投资保护来自于种种疑虑,美国最担心的是技术转移。 此外,美国也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给中国对美投资贴上“政治标签”,成为中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投资美国的新干扰。最近几年,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华为等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美国认为的资源战略领域。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投资者主要是国企,能从国有银行获得补贴贷款,在收购资产时占据不公平优势,扭曲资本在全球的有效分配,进而威胁美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自由市场竞争。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制是多种形式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3-2010年,230项在美的中国投资中,有170项约占74%为私营企业投资,美国设置“不透明”的投资壁垒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强大逆流。 美国政府在对待外资上实行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如反垄断法及联邦政府的“购买美国货”等保护主义条款,及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对外资审查的政治化倾向加强等,未来可能阻碍中国对美投资的大规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