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对时评或曰杂文的态度，袭自鲁迅先生。先生有一段名言，我常援引：“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一言以蔽之，时评的最大价值，就是与其所批判的事物、现象一同速朽；倘若有长久的生命力，乃至不衰、不朽，传之名山，那仅是文本的幸运，而是批判精神的至深悲哀。 时评的第一义，如鲁迅所言，是“对于时弊的攻击”，即批判。那些吹鼓手的表扬文章，不属时评之列。中国一直盛产各种表扬家，譬如今日文坛，所打旗帜为文学批评，实际上则是文学表扬家的甜蜜舞台。丧失了批判意识，时评如行尸走肉，无以自立。当然，尝有人质问：你为什么老是批评，为什么无视这个社会善好、进步的一面呢，你是不是心理阴暗，是不是用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我的答复，就包含在对时评的诠释之中。如果你想被表扬，想听颂词，可以去读《环球时报》，或者收看《新闻联播》；你只需要记住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此前曾撰文议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评”，可视为我对于时评的具体意见： 首先，时评是一种公共话语，立论与论证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决定了它的价值与生命力。这决不是说，时评写作不许渗入私人色彩，没有哪个时评者能够践履完全的“价值中立”，因为它本就不存于人世。只是时评者不能让个体的私心压倒对公义的追逐，更不必把自己悬挂于孤绝的位置，高喊“虽千万人吾往矣”。时评者可以为自己的独立意见抗拒千万人的唾沫，但是你的独立意见必须以千万人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公共性是时评的根基，一旦私人性高于公共性，时评就不是时评，而是广场政治的抒情散文。 时评的使命，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把被遮蔽的问题全面呈现出来，时评者就可以收工回家睡觉。当然，能给出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属于锦上添花，加十分，鼓励一下，但不计入期末考核成绩。时评者是政府背上的牛虻，他的笔只管叮人，让你从疲惫和倦怠的白日梦中猛然惊觉，让腐烂的社会创口突破重重黑幕的围困而袒露于光明之外，令世人幡然醒悟，触目惊心。他只需要把黑屋子推倒，接下来的出路在哪里，你必须自我选择。时评需要指引性，甚至说需要理性和建设性，然而建设性不等于建设，扎地基、开药方不是它的工作。时评的核心就是批评，换个更恶劣的词，即捣乱。如果你读罢某篇时评，忽然感到前程漫漫，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陷入无可名状的虚无，你可以找心理医生，可以找政府，却不必找没有给你提供出路的时评者，他们没有一丝责任。
对时评而言，问题不仅高于答案，还高于主义，这种独立性，与响彻云霄的政治口号所呼吁的“稳定”一样，要敢于压倒一切，包括你的出身、阶层、团体归属感、政党伦理和宗教信仰。也许是传统污染所致，中国的时评者——哪怕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都很喜欢谈主义，借用周泽雄先生的妙语，“一个耳光打出了八大主义”。殊不知主义话语既容易让你丧失思想的独立性，亦可能掩蔽问题的真面目。如果说时评是一根绣花针，主义就是一根烧火棍，前者的活计，后者干不了。时评者谈主义谈多了，则沦为政治棒球手。 若允许我给当下的时评界提一点小小的要求，那就是尽量少一些道德批判。所有的批判当中，道德批判是最容易的一种，有时则是最狠毒的一种。所谓杀人诛心，道德批判的用意便在诛心：用君子之刀，诛小人之心；用英雄之刀，诛凡人之心；用勇士之刀，诛犬儒之心。可惜，诛心之论并不能改造心灵的形状，道德批判并不能提升一个社会的道德水位，反而令道德沦为笑柄，令善意沦为荒唐。所以说，时评者不但要慎用主义，更要远离大炮式的道德与“大义”。正所谓“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 …… 当今中国，时评的最大悲剧在于，你在彼时彼刻写作的评论，用于此时此刻，只需把所评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诸要素替换一下，论点、论证逻辑，照样成立。时评写作已经沦为一种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就像推石头上山，石头会自动滚下来，然后再推。就此而言，西西弗式的时评作者，必须拥有一颗坚韧以至冷硬的心脏，因为他所直面的工作，可借用马克思·韦伯的譬喻，这是一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需要日拱一卒的朴拙，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需要时刻牢记俾斯麦的名言：“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