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亚当·斯密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理论家。他想让这个世界跟着他的感觉走，因此热切地与政治家和政治掮客来往。当首相皮特采纳了他的建议，或者首相福克斯引用了他的话时，他会激动不已。对于福克斯引用了他著名的一段话却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他应该是原谅了福克斯的。 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恳求赠与他一位说话不要模棱两可的“独臂”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经济学家的表述方式“烦得要死”，经济学家总是说“从这方面看，我们能够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吧”。亚当·斯密有两只手，但他会自信地把手指向政府要遵循的最佳政策。他提醒立法者，特殊的利益会对那些增加一国财富的措施施加很大的压力。他的警告应该仍然还在整个世界的议会和国会里回荡。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论”这条经济学路径并没有让他像伏尔泰小说中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被谴责为“天真的乐观”，这位博士无视他周围的所有证据，认为他生活在一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就像威廉·萨菲尔的那句话，亚当·斯密又不是一个“消极的牢骚大王”。相反，他认识到了障碍，并且表明如何绕过它们。让我们审视几个受关注的政策。 国内贸易限制。回想一下前面描述过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进入一个行业的压力迫使价格和利润下降到“生产成本加上正常投资回报”的水平。亚当·斯密观察到有时商人确实将过高的利润带回了家，为什么他的模型没有奏效？亚当·斯密描述了两种局面来解释超额利润。 第一种情况，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或条件的限制，企业家们不能进入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只有靠近西班牙赫雷斯的土地才能够生长出酿制雪利酒的葡萄。纵然是皇室成员自愿用他们皇家的土地来种植葡萄，富于创业精神的英国人也不能在白金汉宫周围种植酿制雪利酒的葡萄。因此，在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利润。当然，企业家能够尝试劝说人们饮用波尔图葡萄酒作为替代品，这样就将雪利酒的超额利润抹掉了。 亚当·斯密指出，第二种情况比较有害。当一小群商人加入保持高价的联盟之中，不正常的利润会持续下去。他写道：“同业中的人甚至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块，但他们只要聚在一起，结果不是图谋对付公众，便是搞些提高价格的障眼法。”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之间这种魔鬼协议通常不够牢固。因此，商人们怂恿政府去做这种棘手之事。除非政府对垄断联盟表示支持，否则商人的阴谋诡计常常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亚当·斯密对许多为了联盟利益而对贸易和分工加以限制的矛盾做法进行了抨击。学徒制的法规和垄断联盟对竞争是一种扼杀。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愚蠢的后果：马车制造商不能合法地为他的马车制造轮子，但是轮子制造商却能够生产车厢放到自己生产的4个车轮之上。如果车轮制造商通过法律禁止竞争，他们就可以要高价。除了学徒制的法规之外，亚当·斯密对英国的《济贫法》也评价不高。为了获得救济，居民们必须要满足（在当地）居住一定期限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当劳动者有不同类型的改变时，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或者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亚当·斯密猛烈地抨击了政府许可的垄断，指出这种垄断“让市场持续地供货不足，从来没有对有效需求进行充分的供给，以大大高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由此提高他们的……工资或利润”。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如何看待亚当·斯密对于密谋的惧怕呢？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反对垄断以来，美国对垄断和寡头垄断（共同控制一个行业的一小群公司）给予了较多关注，超过了对学徒制的关心，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盛行的学徒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担心大型公司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市场竞争，从而大获其利。因此，多年以来，政府将几千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即使这些公司通过它们的律师进行了抗议和大吵大闹，但美国政府还是依据《谢尔曼反垄断法案》和《克莱顿法案》指控它们操控价格和限制竞争。此外，美国司法部常常设法阻止公司的合并。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一致同意：虽然操控价格是罪恶的，通过合并变成“大块头”却未必有害无益，因为变得庞大的公司不必限制竞争者的加入，事实上可能还会增进效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大学教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他们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此外，许多当代的学者主张，过去那种反托拉斯的人看待市场的眼光太狭隘。现代的竞争包括外国公司，并不只是包括国内企业。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失败与现代汽车公司的胜利相提并论，以此作为证据。现代汽车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登陆美国市场的几个月内就对底特律这座汽车城形成了冲击，并让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变得非常难看。在个人电脑市场，从车库起家的投资人组建了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公司来挑战IBM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庞然大物。不无讽刺的是，苹果电脑刚开始进入英国时还被当做粗陋的美国进口货，后来苹果电脑公司成长为影响巨大的行业领袖，并且为更不起眼的新秀如红杏电脑所模仿。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一次出色演讲中，史蒂夫·乔布斯回忆了从大学退学走上挑战IBM的人生之路：“我没有了学生宿舍，所以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退掉可乐瓶子以得到每瓶5美分的押金，再用它去购买食物，而且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步行约11公里，穿城而过，去哈瑞克利希那寺庙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觉偶尔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后来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在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司法部一直都在打击IBM。但它却是利用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一个辍学学生，而不是利用刻板的反垄断律师来创造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下，里根和布什政府阻止的公司并购案要比他们的前任少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相反，他们开始着手于价格操控的诉讼。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批评意见是：价格操控不过是变成大公司的象征，而里根政府批准的合并会很快造就出垄断企业。 少数几个垄断企业已经崛起，事实上，世界经济的竞争一如从前那般激烈。尽管一些委靡不振的企业存留了下来。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反垄断案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针对微软公司的案子。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垄断使得它阻止了竞争者将其产品展示给消费者。许多记者将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比做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暗示通过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盖茨能够做到标准石油垄断石油市场般的程度。当芝加哥学派的智囊之一、前法官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克带头对垄断者发表一个简短的抨击时，微软的反对者们莫不欢呼喝彩。在播放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心神不宁的证人录像之后，微软与司法部了结了此案。然而，让微软的反对者感到遗憾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强迫微软将软件代码的内核分拆开，或者阻止它为视窗软件编写新的程序。事实上，解决方案不过是强迫微软与其他公司“分享”界面而已。情况常常是，当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争辩时，技术上的新飞跃就会让法庭的解决方案变得既过时又浪费。 不过，最大的讽刺已经显而易见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声称，亚当·斯密所说的完全竞争的简单世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公司的膨胀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并且与当前的重大问题更加密切相关。
国际贸易限制。亚当·斯密写道，“如果每个家庭的治家之道是精明的，那把它放到一个伟大的王国中也就很少是愚行了”（治家如治国）。在论证了绝对优势理论之后，他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商人们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游说政府，并且政府也听从他们的摆布。通过关税和配额，政府等于强迫消费者对商人进行了补贴，因为消费者支付的要比必要的价格高得多。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提高了他们的价格和利润。对抗自由贸易的力量看起来“像是一支编制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令政府恐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威胁立法机关”。让亚当·斯密感到伤心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府官员因为吹捧式的宣传而得到奖励，而那些为大众利益而战的人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无耻的虐待。 当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我们谈过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改进之后，我们再深入探讨。不过，即使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他会允许任何自由贸易的例外情况存在吗？是的，但不会很多。亚当·斯密仔细思考过“幼稚产业”的主张，并且否定了它，这种主张要求对外征收“临时性”的关税，只是为了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保护。几年以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欣然接受了“幼稚产业”的主张，200年之后的日本也学会了培育扶植幼稚的半导体产业。但一旦产业成熟，政府能否将政治意愿聚集起来取消这种保护政策，亚当·斯密表示怀疑。尽管这个产业已经有了成人的胃口，它还是会学婴儿一样哭叫。或者用这种主张的新版本来说，这个产业会像一个衰老的老人那样呼哧呼哧地喘息，并且流着口水，继续要求政府提供帮助对抗竞争。美国的钢铁业曾经基于这两个理由大声叫嚷着要求保护，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老糊涂”，后来是作为一个“重生的婴儿”。但是，对于钢材行业的保护是一件特别有害的事情，因为它迫使所有东西（从洗碗机到自卸卡车）的价格上涨，并且减少了美国机械设备的出口。 2002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封堵了外国钢材出口商面前的这道屏障，对他们向美国出口的钢材销售额强行征收8%~30%的进口关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就感到他们像被夹在了老虎钳里，因为美国的钢材价格飙升了30%~50%，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的价格水平。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小布什通过关税方案是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人选民。在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裁决该关税非法之后，小布什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并且废除了此项关税，但在此之前，提高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作为钢材消费者的利益，并招致欧洲人威胁要联合抵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橘子。 对于将关税作为反抗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报复行为，亚当·斯密一点也不赞成，因为报复性关税只是减损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财富。当然，一个能够敦促最先违规一方罢手的成功的报复行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报复性的关税会不会因果报应地引发第三个关税呢？因为各国出于报复其他国家而设置了部分的高额关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愈发严重。亚当·斯密不无恶意地说：“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许不属于立法者的学科领域……而是属于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能，这种动物通俗地讲就是政治家或政客。”虽然美国在明确地保护某些行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还是经常把日本当做一个自由贸易的明目张胆的犯规者而加以引用。 有两个报复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据说自从日本遭遇不可思议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罗索斯基幽默地建议，让日本的进口货经由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之手进入美国。罗索斯基要求充实人员，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并且是在名称以字母“r”结尾的9~12月办公。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同意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议要阻止日本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并且告诉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丰田车中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在竞选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康纳利在美国收到的选票数目与他可能在横滨收到的选票数目一样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只是偶尔向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弯腰。例如，他同意用关税抵消对国内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他也接受以国防的理由为关税所作的辩护，因为知道英国的安全需要一个健康的造船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样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如果政府不应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动用工或者袒护商人的话，那它应该做什么呢？亚当·斯密何时才会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脱掉镣铐锁链呢？亚当·斯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首先，提供国防服务；其次，通过法院制度进行司法管理；再次，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