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然，亚当·斯密从没有作出过单有分工就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财富的保证。制造商、供应商、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自由贸易还是不可或缺的。如果10 000枚扣针因为贸易限制和高额的运输成本不能进行交易的话，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制造商每天可能只做20枚，或者也许1枚也不做了。再者，分工会在城镇之间而不仅仅是在工厂的工人之间发生。某些城镇可能会走专业化的道路，这就好比专业化的个人所能做的那样。美国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或许生产小麦，而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则生产计算机。重点在于，如果市场扩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地区与贸易之路连接起来的话，一个国家的财富才会增长。 考虑一下1750年时的美国。在东部沿海的商船航线上，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货物运输相对顺利，然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殖民地移民不得不靠自给自足来维持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移民类似于一位必须自己切割、打磨、镀铬和送货的扣针工人。在美国，随着河道和陆路交通路线的开发以及货运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城镇被吸纳到一个共同市场中，从而增加了单个社区和整个国家的财富。事实上，因为海运业建造了更安全的船只，并开发出更好的导航技术，从而压低了横跨大西洋的航运成本，这在18世纪振兴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是打败海盗都要归功于国家的富裕。 爱默生式的自力更生可能是美国国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钱包还是鼓不起来。 在呼吁自由经济的同时，亚当·斯密坚持认为，如果英国从另外一个国家购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在英国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英国会从这一贸易中获益。英国人可能不喜欢法国人，但如果一瓶法国白葡萄酒的成本为1英镑，而在英国相同一瓶酒的成本为2英镑的话，英国再去生产葡萄酒就成傻瓜了。法国在葡萄酒上具有“绝对优势”。当然，如果法国葡萄酒的成本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再去购买法国葡萄酒就成傻瓜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很好理解，即如果英国利用资源能够生产出比法国成本低的羊毛，为什么还要浪费稀缺资源用于生产比法国成本更高的葡萄酒呢？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只应当进口那些别的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请记住亚当·斯密的主张，因为之后大卫·李嘉图展示了真正的才华，他把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加以修正，并且用来说服之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那就是：甚至当其他国家没有进行更便宜的生产加工时，国际贸易也会让一国富足。） 利用亚当·斯密的大衣进行举例说明，他召集了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各色劳动者：牧羊人、羊毛分拣工、羊毛梳理工、染色匠、纺纱工、织工、商人和水手（假定他的大衣衣料是进口的），这些人使他可以保暖这件事变成可能。最让人吃惊的是，那些工人彼此不必认识，也不必认识亚当·斯密，或者不必知道为什么他想要一件大衣。所有他们应当知道的就是放羊或者染色的工资高到足够让他们觉得值得出这份力气，也就是说，某个人愿意因为他们有助于成衣的完成而给他们支付报酬。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哈耶克进一步采用亚当·斯密的主张，指出信息分散是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没有哪个中央计划者可能收集到决定是否社会应当为亚当·斯密生产一件大衣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即使他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情况也会改变。但市场价格体系会告诉人们所有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哈耶克在下面一段文字中使用了锡作为例子： 假设在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利用锡的新机遇，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经枯竭，至于两种原因中哪一种造成锡资源更加紧缺，对我们的影响不大，没有多大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全部情况是，他们以前一直在使用的一部分锡，目前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利用，既然如此，结果就是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绝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在哪里……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一新的需求，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的需要上，同时只要意识到由此产生资源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这不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还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和锡的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锡制品的供应与锡制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在那些有助于提供这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一点儿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切。 引自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的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话宣扬了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这句话不断地被加以重复，大人物发表演说时也反复地念叨。要说这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文明是通过扩充那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重要活动的数量而得以进步的。”通过我们并不理解的符号和信号，我们充分利用了他人的知识。 哈耶克也应用他的“无知论”，攻击经济学基于完全利他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最权威的专家。对于满足自己欲望的替代性选择的效果，其他的人不会更了解，也不能够作出更好的判断。因此，人们应当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寻求去做“公益”，他们必须像了解他们自己一样了解其他每一个人。吉尔是一位圣洁的女子，她可能爱杰克，她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那么她如何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对他想要的东西作出何等的评价呢？假设吉尔和杰克都是利他主义者。吉尔正在出售她的住房，因为她爱杰克，她想把房子卖给他，售价只有10万美元。因为杰克爱吉尔，他不敢付这么少的钱。他出价20万美元。她拒绝了并且提出可以接受11万美元。对于她拒绝了他的礼物而受到伤害的杰克坚持要付21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种讨价还价会在哪一个价位上结束，而这恰好是哈耶克想要表达的观点，因为没有人确认他们对这个房子的估价是多少，市场信号就不会出现，社会就丧失了分配稀缺资源的能力。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倒是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要比他真正地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所带来的效果还要好。我从来不晓得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进行交易的人为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 哈耶克的逻辑是受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米塞斯在1920年主张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完成构建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所有计算。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者，该学派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并对数学模型极为怀疑。因为米塞斯相信经济原理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对基于真实数据的模型持反对意见，他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受人追捧。现今，新奥地利学派尝试着要扩展他和他的在维也纳的老师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的研究。 米尔顿·弗里德曼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传统。如果你拿起他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你会在封面上看到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的照片，这支铅笔可没有标志他是一个写书匠，而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一个象征。弗里德曼认为单个人不能制作出一支铅笔，就算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行。石墨来自斯里兰卡，橡皮擦是用印度尼西亚菜籽油和氯化硫做的，木头产自美国的俄勒冈州，而组装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成本只有10美分的铅笔是一个国际市场分工合作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