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王忠明：
财富文明与理性的变革 难道还有改革之外的良性道路？四月下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完成了这届政府收官前的访欧计划。他在德国汉诺威指出：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时，这位掌舵中国经济近10年的老人，又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创新发展”的演讲。 改革，改革，又见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之国的政府首脑在异国呼唤你。这是不是诸多微观动向走至岁月轮回的临界点之时，不得不触发的一声宏观回响？要不，何以扭经济颓势、解经济乱局？ 作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关键词，“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处理，一直都极其重要而微妙。它考验的是胆识与智慧。 如今，这种微妙又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刻。真心希望：老人的呐喊，能够多一些理性的回声。这次与经济学家王忠明的对谈，抑或可视作学界对改革“顶层设计”的片段期许。 改革杠杆：撬动“中国世纪” 朱敏：“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进入“十二五”规划期后，中国改革开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攻坚决战期或关键期。那么，您如何理解改革对发展与稳定的意义？ 王忠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不会有空前的繁荣与稳定。即使是在发展与稳定方面仍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更不能借此放弃或滞缓改革开放，而是只有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发展与稳定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定，改革着实是区别当今中国与时代和以往中国与时代的最根本标志，是有效提高新时期发展和稳定水平的最切实保障。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任何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错失宝贵的战略机遇，窒息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民意，最终只会死路一条。在这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万不可有丝毫动摇。 朱敏：正如舆论所忧虑的：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还有多少可以不紧不慢的余地？身处本世纪第二个10年，改革是否有望进入倒计时阶段？改革是有成本的，到底还要为渐进改革支付多少成本？ 王忠明：首先必须看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在一些具体领域积极尝试与探索，比如在“十一五”期间，全面免除农业税、加快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危机改革”即危机倒逼改革的特征再次突显，促使成品油税费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创业板设立等一批重点改革相继启动。 但是，由于发展一方面已明显进入快车道，举世瞩目，另一方面进一步向前走又碰到一系列新难题，比如环境、资源与人口均衡问题，收入分配与反腐倡廉、社会公正问题等，亟须破解，引人关注；而稳定方面又处于各种问题、矛盾集中爆发的“突显期”，不少事件很触目惊心。相形之下，本当相应发力的改革就多少显得有些迟滞、不甚匹配或者“供不应求”了，以致在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上离公众预期颇有差距，舆论不时发出这样那样的一些疑惑和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应当是广大民众对高层和政治家的殷切期待或强烈预期。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内含着科学改革观，如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然要求适当转变推进改革方式一样。 朱敏：那么，无论是3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宝贵的战略机遇，还是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其最大的挑战与风险，具体又来源于什么？ 王忠明：很显然，深化改革、推进改革肯定有风险，但是，不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风险或许更大。从外部看，周边国家及整个国际竞争环境日趋严峻，几乎所有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或试图进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转型，说明留给我们的“比较优势”空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内部看，要如期完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使命、规避“拉美陷阱”在中国重蹈覆辙，都要求必须义无反顾地加快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借助于改革这个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杠杆来撬动“中国时刻”、“中国世纪”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可以这么说，当今中国最大的、也是最应当致力防范的风险，正在于延误必要的改革。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从国家利益着眼，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确实已刻不容缓。 追根溯源：改革乏力背后 朱敏：在您看来，如今改革有所迟滞，甚至出现某些逆向回潮，原因何在？ 王忠明：我认为，主要是改革动力不足或普遍缺失，尤其是出现了某些理论迷误。比如一味认为“只有国有经济才是执政基础”，这就必然滞缓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子，滞缓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步子，甚至放纵某些央企因“抢地王”而变成扰乱市场秩序的“殃企”。这样的结果显然有碍于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因为既然只有国有经济才是执政基础，那么其他经济成分就很容易被看作异己力量，被人为设置种种“玻璃门”、“弹簧门”以及高门槛而不得有序发展，从而固化着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权钱交易等腐败丛生、权贵资本主义滋长。 朱敏：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可能需要搞清楚的是：在改革动力不足或普遍缺失背后，又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王忠明：改革乏力，实为深层次的矛盾纠结所致。细而析之，一是改革攻坚难度确实加大。多年来，一些浅层次的外围性的改革均已触摸乃至完成，现在已步入“深水区”作业。而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往往社会关涉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亟须系统设计并正确择机，稍有不慎，极易影响全局的发展与稳定。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城市批次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等，再加上渐进改革模式本能地具有求稳倾向或避险心态，因此，知难而退或者不作为就会“被选择”。二是为年深日久的小农意识所束缚。中国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但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发展中国家，以“小富即安、容易满足、安于现状”等为基本特征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一遇气候就会作怪为害，困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后果就是极有可能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危险倾向，即普遍既得利益化。 俯察上下纵目左右，当今中国社会几乎无一阶层还怀有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澎湃激情或热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化。“改，欢迎；不改，也罢！”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民营企业，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应始终具有不可遏制的改革冲动，但得益于改革开放，未必就不会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恰恰相反，当改革欲望为其他既得利益集团所掣肘而陷入无奈时，年深日久的小农意识便很容易乘虚而入，蜕变出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新贵作派，蜕变出“精神贫瘠”的土壤以及既得利益化的畸形版图。 朱敏：民企尚且如此，遑论国企、政府官员、学者及其他？ 王忠明：类似“不改就不改，我打高尔夫不成吗？拿本护照揣怀里不成吗”这类情绪，不一定都要训斥为意志消沉、斗志涣散，但也说明均有退路。当年那种力促改革开放的壮士断腕之势似已不复存在，那种“不改革、毋宁死”激越情怀似已消弭如烟。胡润富豪榜甚至还发布过所谓的“乐退报告”，称中国企业家平均45岁可以考虑“乐退”。目前中国有5.5万人具备富足而退的“乐退”条件，“乐退”门槛为资产达到1.1亿元。报告还称，近两年来“乐退”者出国频率持续增长，平均每年4次，比其他富豪多一次，而以旅游为出国目的占到6成。由此来看，解决改革动力不足或普遍缺失的问题，关乎国民素质重构、民族精神再造等重大时代命题，极具尖锐性、复杂性，也极具挑战性、创新性，因而才决定了“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改革不是万能的，但不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是万万不能的。如果推进改革，可能什么都不是问题；而不推进改革，可能什么都是问题。改革，绝不能冷落或淡弱，否则，不仅无法将现阶段的发展与稳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很可能断送已有的发展与稳定成果。“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一重要表述能够获得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因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都会依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而不能指望其一劳永逸。在整个体制框架大体成熟之前，必须一波接一波地不间断地推进改革，以至最终完成系统改革。 未来30年：走向现代中国 朱敏：中国的现代史，已经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您对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主题有何预见？ 王忠明：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既是当下中国图谋再创辉煌、奋发有为的必然抉择，也是高层做出的庄严承诺和新的动员令。照此部署，未来3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体现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这就必然要求“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而在“十二五”期间，则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为此，在继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当前还应特别强调聚精会神抓改革、一心一意促开放。对此，我主要想谈三点建议。 朱敏：应该说，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您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 王忠明：第一个建议是，要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鉴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务求适当提速、加快推进，才能“对冲”已经不无显现的“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而高层凭借既有的强大政治优势，完全有可能在全社会进一步调动或激荡起促进改革的积极性，整合好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有生力量，以摆脱普遍既得利益化的深度蔓延。这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必须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相对于其他阶层，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以及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是当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变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对公共服务尤有内需。他们急迫需要享受到跟城里的同代人那样应有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给”，这就直接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了挑战，倘若改革不能跟进，最终使他们沦为“农村不愿回，城镇不想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难说不会演变成我国现实社会的重大不幸。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还应特别注意加强统一领导。凡经研究确定的改革路线、实施方案等，必须明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忠于令典，善于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还应限期完成。比如国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不久召开的十五大，均已确定了非常完备、成熟的方针政策，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背离态势。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国有资本必须具备流动性，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的原则是国有经济应该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替代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商贸、旅游业等，则主要应做好“学会退出”这门功课，以便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着意控制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 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进一步重申十四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大方针政策，严明统一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强调严肃性、连续性以及执行力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推动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作出示范。这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现阶段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条件成熟的还必须限期履责尽职。 专业主义：降低制度成本 朱敏：您刚才谈到，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也就是说，把民间的首创精神和高层的改革设计结合起来。那么第二个建议呢？ 王忠明：第二个建议是，着力培育资本文明或财富文明、公司文明，以及市场经济文化。 长期的封建道统以及计划经济影响，使国人对资本、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文化一直非常陌生，有时还非常排斥。这也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渐将其奉为“人间正道”。 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因为所谓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是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后取得的宝贵成果，而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称之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资本、财富、公司的客观价值，任何仇视和贬诋都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要求资本、财富、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好资本、财富、公司的力量，为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尽其所能。而在这两方面，目前至少都是不尽充分、不尽稳定、不尽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可喜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框架和气象，一整套专门语汇应运而生，且越来越体系化、系统化，比如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诚信、守法、义利兼顾或以义为先、资本市场、创业板、企业公民、PE、IPO、CEO、CFO、风险管控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广泛践行或构建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尚处在初建阶段，还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样也必须依托于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以彻底改变官本位、仇富心理、计划经济的陈旧思维以及种种变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设步伐。 朱敏：将资本、财富、公司纳入文明的范畴，尊重其本来价值，这种常识仍未根植国人内心。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依然长路漫漫。 王忠明：没错。第三个建议是，要着力提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就了数量众多的创业、创富、创牌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但总体而言还不够专业、不够职业。这一方面为成长的“自然规律”即时间进程所决定，不可拔苗助长；另一方面也与外部环境制约有关。 比如民营企业，其中相当多数在专业化方面尚处于混沌摸索阶段，表现为主营业务普遍多元化，研发投入有限，产品和服务优化升级的精准性和精细化不足，造成产业和行业沉淀不深，可持续发展前景并非明朗。所以，像华为集团这样专业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领先的企业至今仍是凤毛麟角。而国美电器，相较于业内同行似乎够专业，但在职业化方向上为何踉跄乱步？为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职业化色彩不那么鲜明、强烈、坚定？整个企业界、经济界重视了职业经理人，是否也应同样重视或者更加重视“职业企业家”或者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建设？值得深思。 现实的政企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增长模式、业绩考核导向或评价标准等等，对提升各行各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并非都是正向的、正面的。 朱敏：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他在《专业主义》一书中，称专业是惟一的生存之道。对于“专业主义”，您有怎样的见解？ 王忠明：所谓专业、职业，其实就是安分守己，就是心无旁骛，就是要像瑞士的钟表匠那样乐于一辈子拨弄那几个零部件，由此才能走向精湛、深刻或曰“有深度”。而这都需要通过改革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塑造出来。更准确地说，是“逼迫”出来的、“约束”出来的。但是，人们现在常见一些官员不像官员、学者不像学者、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其专业或职业边界十分模糊，似乎什么光环都想要，什么桂冠都想戴，非驴非马，不仅影响社会必要分工，而且形成贪欲竞逐，崇尚浅表，以致学历造假等习以为常，使社会风尚遭遇败坏，这是非常糟糕的。亨利·福特在其自传《向前进》中总结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秘诀时，多次提到关键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到业务投入中去。包括民营企业在内，中国的各界人士现在能做到吗？倘若不能，那么，是否该叩问一下“为什么”？ 朱敏：专业化和改革之间，有何关联？ 王忠明：横向的学习与借鉴，永远是必要的，但不能成为贪得无厌的代名词，不能成为放弃向专业化、职业化精深钻研的堂皇借口。当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完善或优化到足以使“陌生的成本”减低，或者足以使民营企业乃至各行各业都不必、不敢、不能在权钱交易等方面煞费苦心，那么，其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定会有长足进步乃至飞跃。而这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方可预期。 朱敏：能否更为有效地降低制度成本，虽然很大程度上也受约于制度的操作，但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制度的设计。 王忠明：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者还是操作者，都要永怀敬畏之心，特别是对普遍规律、普世价值应学会谦恭。比如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包括市场经济等，原本是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经过广泛实践甚至是用血与火的代价所换来的、凝结而成的，没有理由盲目地加以拒绝，特别不应偏执地以中国特色为由，沉溺于旧有意识形态的拘囿之中作茧自缚。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当更具有一种自信与豪情，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吸收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加年轻的朝气和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忠明：市场经济需要“带路人” 在沪杭高速公路的杭州出口处，常能看到路边站着一些人，招手吆喝司机“要不要带路”；有的惟恐司机听不见，则干脆手持字牌，赫然标明“带路”二字。这种情景，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也偶有所遇。 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认需求，并尽可能让供给去满足需求并扩大需求。外地车到杭州，有些不认路的司机显然有带路需求。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常会被漠视、被冷落；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会催生相应的供给者（比如“带路人”），从而形成一定的交易行为乃至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在一开始难免粗糙、简单，但一定是人性化的。 需求决定一切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的个人消费支出约为人类每年新创造财富的一半以上。个人的消费需求构成了市场需求以及供给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才有商品（服务）生产者的供给行为。有些经济学教科书认定“由市场决定需求”， 这当然是一个尺度，但从原动性来看，则更是“由需求决定市场”，需求是最高的市场法则。这就是说，并非“买”在后、“卖”在先，而是“买者”的需求原本早就结结实实地存在着的；当然，从整体看，买卖双方都是市场形成的结构要素。正是那些恰当地提出需求（买方）和满足需求（卖方）的人们，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动力循环，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嬗变与进步。 无论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还是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追根溯源又都是诸多微观个人需求的累积与集中，即“市场需求是个人需求之和”。这从本原上探究，就直接关乎人的经济权利了。 按照西方宪法学的概括,人的经济权利大致可分为六类：财产权、商业自由权、选择工作权、劳动者受保护权、获得公平合理工资权、罢工权。前三类为自由经济秩序隐含的权利，后三类为强调集体保护色彩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无一例外都源自人的需求(从根本上说，亦可归结为人的自由)，尤其前三类更是对人的需求及其正当性的肯定与认同。以此观之，可以说，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归根到底，首先是在需求层面上承认了人性与人权。 诚然，并非所有需求都应当保障供给。一个充分开放、发展的市场经济，其奇妙之处不在于迎合不正当需求，而在于能够使各种正当需求享有充分表达的自由权利，并且在总量及种类上趋向于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细化或结构化乃至无边界。这就是繁荣的征象。繁荣，首先要体现在需求的活跃上，需求有多活跃，供给才能有多活跃。而在一般情况下，供给总是相对滞后的（尽管供给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点燃或激发新的需求，供求之间往往呈互动关系）。所谓“创造需求”不过是激励、豪迈之语，并非真实。需求可以通过设计、试制及生产等一系列环节被实现出来，但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因此，最能体现市场经济本质差异的，首先是需求，其次才是供给。需求，几乎决定一切。 解放生产就是解放需求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拉动内需”喊了多年依然成效甚微。需求，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带路人”。在先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有些司机想必也同样有带路需求，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通常就无法拥有充分表达需求的欲望、自由或环境等，因而也无从催生“带路人”及其供给。所以，要保障供给，就必须先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保障需求”，或者说，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最大幅度地承认需求并予以满足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天然地反对“灭人欲”，反对漠视人的各种需求，其生命力的不尽之源完全是来自对人自身的广泛敬重与关注。这一点，很值得刚刚在市场经济康庄大道上起步的中国人深思。 但是，需求即令多么神圣，也并非总具有“刚性”，相对于供给，它在原初（萌发）状态往往是个别化的、分散的、非显性的，因而总是脆弱的。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像带路这种需求也未必都能以货币支付方式得以实现。我们长期生活在需求压抑时代，“短缺经济”形成的抑制需求习性积弊甚深，致使至今仍有不少人对需求颇显麻木，仍然存在着忽略或忽视需求开发的倾向，对需求的多样化（通常表现为物品或劳务的多样化）还不习惯甚至看不惯，视之为“浪费资源”、“扰乱市场”等。 由于需求在萌发状态往往是脆弱的，因此，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应有广度和深度，就尤其需要对其倍加珍视和保护。基于中国国情，应格外强调“保障需求”比“保障供给”更具首要性。尽管从整体来看，需求正在形成比过去活跃得多的生动局面，但依然还非常需要市场经济精神、市场经济观念、市场经济思维更为彻底的覆盖。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至关重要的。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在中国成为硕果累累的成功实践，就在于它是一种无法违拗的最为顽强的社会“需求”，或者说它是以最广大民众的意愿、向往、欲望等“需求”为驱动的。不以需求及其多样化为前提，就不可能有供给及其多样化，不可能提高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真正完善与繁荣。所谓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实质上首先是一个致力于“解放和发展”需求的问题。 让“带路人”亮丽起来 在这么一个特殊阶段，政府的作用或责任就尤其重大，因为需求能否实现，多半不取决于供求双方，而往往取决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于需求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对于供给的态度反映或折射出来的。因为真正的需求实际上总是以供给为载体。而对于需求的最好肯定，莫过于允诺供给并保障供给，同时还要不断地改善和优化全社会的供给水平，使各种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最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反过来对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能动的引导作用了。
依照制度经济学的揭示，政府是制度及政策的“主要供给者”，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制度及政策设置的“主角”，政府的强大也主要依仗于制度及政策权力，而依仗于制度及政策权力的强大又集中体现在供给方面，体现在对供给的收放控制上。比如：当政府不认为带路需求是正当的，就总能找出各种理由轻而易举阻止供给的出现，从而无法构成市场。又如：发展非公经济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但如在打破垄断、市场准入、舆论导向、制度建设、政策设计等方面不提供足够强劲的“政府供给”，也无异于束之高阁。 一个明智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作为相关制度及政策的“主要供给者”，不仅要尊重和保护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保障供给（包括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来满足需求，来肯定需求对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价值。所谓培育市场、所谓发展市场经济，从政府的角度来检测，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保障供给。这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属性以及是否具有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一面镜子。 从杭州出口处的情况看，其“供给”水平显然不算很高。不少“带路人”明显处于无组织状态，或衣冠不整，或起哄骂娘……“职业”行为不雅者居多。而要出现有政府、有组织状态，就有以下两种选择：其一，取缔。这当然最简单不过，但殊不知同时也取缔了带路需求的正当性。其二，整治。它建立在对带路需求的认同与珍视上，着眼于提高供给水平，来适应市场需求及其不断提升。比如：可以在出口处安装几个像样的问询台，将“带路人”组织起来，排队发号，依序上岗，甚至统一着装。倘能如此，既可满足带路需求，还体现出因势利导的城市管理水平；既获得难得的就业价值，还规避了带路风险，维护了市场秩序，何乐而不为？但是，现实地看，目前不少地方政府还是更倾向于第一种选择。 然而，相形之下，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需求的认知与重视，特别是对供给的开放态度，就远比我们要领先得多。比如：有报道称德国柏林、慕尼黑等城市近来出现了一批“躲债公司”。不难想像，这类公司在出现之初会受到某些责问与批评，但公司能够注册成立，就足以证明德国市场经济开放之彻底。这对我们的启发在于：在我国，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充分对接，只能仰赖于市场经济的深化及加速深化。其中首要的是，必须在全社会培育一种意识或认知，即让需求成为神圣的存在，只要它不犯法违规。这正如一家“躲债公司”的老板在回应责难时所说：“我们只是向德国社会提供一种服务，我们帮了很多人，并且，他们确实需要这种服务。” 永远不要简单地排斥和遏制需求。似乎什么都可以计划，惟独需求绝对无法计划。政府职能之要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开辟有效供给，因为那是就业、持续增长及繁荣之维系，也是对需求最彻底、最诚恳的价值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