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努力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成绩瞩目。究其“秘诀”,从良性角度而言,恰恰在于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红利:大幅降低制度成本,激发企业家精神,释放民间活力。 这三十年间,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建立市场体系。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不过,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与现实的脱节,逐渐丧失真实认同感。 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大规模“救市”,权力干预市场力度加大,“国进民退”趋势日盛,市场经济有滑回权力主导型经济的迹象。宏观层面的猛药,尽管短期内取得疗效,但不可避免地引发后遗症,为未来埋下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之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环境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窘,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正深层次地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尤其是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倾轧,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民间金融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振兴乏力,使得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如纸上谈兵。究其“病灶”,源于制度性强制,即权力对市场的扭曲。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和通向现代发达国家的软肋所在。 现代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是“制度的竞争”,尤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警惕权力直接干预市场或统御市场。须知,“市场经济”之要义,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而非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 惟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经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大势,激发与协调社会成员(经济活动微观主体)的创造才能和积极性,即企业家精神,形成基于自愿协商原则的经济社会“动态和谐结构”。然而,依然存在林林总总的制 度性强制或管制,以及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官商结合模式,抑制和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可以断言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走出“第三世界”,进入发达国家(本质上是现代国家)行列,无不有赖于激发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无不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要从根本上达成这一目标,必须持续改革与开放,进行大刀阔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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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真正走上现代发达国家之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