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血与铁、黄金与铁、煤与铁、黑麦与铁—德意志帝国历史一幕幕生动的缩影在我们脑海中闪过。我会想到1862 年9 月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 “预算委员会”上的演说，想到为“铁血宰相”南征北战提供财源的布雷施劳德，想到凯恩斯所说的德意志崛起的经济基础，想到埃卡特· 科尔强调的威廉德国时期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编写德国史时常见的议题并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本书讲述的是纸与铁的关系—具体说来，是维持德国最大港口经济运行的纸币，以及运输货物、保卫贸易的钢铁舰船；从广义上讲，则是位于柏林奥拉宁街的帝国印钞厂印制的纸钞和债券，以及帝国本身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不可否认，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进程中，比起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往往更能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这个现象直到近期才有所转变。有两个经济事件被认为对德国现代史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1873~1874 年德国的经济危机及随后的滞胀期，罗森贝格等人认为19 世纪70 年代晚期的自由主义危机就与此相关；二是1929~1932 年的经济大萧条，它通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覆灭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公众意识中，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样教训深刻，人们在解释近代德国（联邦德国）货币政策相对从紧的原因时，经常会提到那段“记忆”。当然，如今对70 年前亲身经历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的德国人已寥寥无几。除了口耳相传，这段“记忆”之所以能够保留至今，战后出版的德国现代史教科书功不可没。这些教科书往往会涉及通货膨胀的三大负面论点中的一两条，这三大负面论点分别是：通货膨胀是由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它剥夺了中产阶级的存款，却让“贪婪的实业家”大赚一笔；它是希特勒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戈洛· 曼曾评论道：“大批人口丧失了财产，百年来的信心轰然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愤世嫉俗。”豪约· 霍尔本和埃里希· 艾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许多同一时代的英国作家也进行了类似的阐释。A·J·P· 泰勒写道：从前的收租者开始憎恶魏玛共和国……他们迫不及待要追随第一位并非工人阶级出身的蛊惑人心的救世主。通货膨胀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覆灭的最大因素。戈登· 克鲁格曾明确把当时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德国公司，它们以反共和国著称”，通货膨胀在德语国家那些中产阶级的“集体心灵”中留下了“创伤”，致使后来纳粹主义得以兴风作浪：绝大多数中低阶层都把阿道夫· 希特勒视为救世主。与其说这是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结果，不如说是对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回忆使然……那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事件让数百万德国人陷入迷惘，绝望的人们已经不再信任代议制政府。许多现代教科书中也有相似的论断。近年来研究通货膨胀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上述观点不断得到修正，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这些核心论点大多源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战后德国货币贬值研究》（Le Vicende del Marco Tedesco）①一书，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斯坦蒂诺· 布雷夏尼– 图罗尼在1931 年出版的著作。布雷夏尼认为，“通货膨胀及其导致的德国马克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预算赤字”和错误的“银行政策”，二者都源于战争的爆发②。德国马克崩溃造成生产效率下降，资源分配不当，“经济结构深度失衡”，“一些社会阶层的财产被没收，数量之大堪称和平时代之最”，公众健康水平和道德水准下降，可谓祸国殃民：它彻底颠覆了节俭的传统……它摧毁了……人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价值观……它在德国各阶层中散播投机思想，导致人们不务正业，不但毒化了德国人，还引发了持续的政治骚动和道德沦丧……不仅如此，它还巩固了大实业家和金融家等阶层作为“右翼”党派骨干势力的经济地位，助长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在为布雷夏尼1937 年那部著作的英文版写序时，利昂内尔· 罗宾斯用寥寥数语点出了一个在日后看来显而易见的结论：“希特勒是靠通货膨胀发迹的。”布雷夏尼强调，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时持相同观点的人不计其数。尤其是在1921 和1922 年，许多国外观察家以及德国一些评论家都在痛斥政府过度负债。事实上，即使是倾向于支持政府政策的凯恩斯、弗兰克· 格雷厄姆和德意志帝国银行，也认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对德国马克的崩溃产生了一些影响。当然，在近期的货币主义理论（尤其是和恶性通货膨胀末期相关的理论）影响下，这一观点已有了明显的改变。此外，和布雷夏尼对货币的定义相比，一些定义更加细化，从而帮助历史学家发现通货膨胀在动态演进过程中的细微差别。韦伯已经提出了更精细的模型，应用最近关于预期角色的理论或通货膨胀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理论，体现出财政政策、货币扩张和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然而，虽然有研究发现了财政和货币扩张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但这些研究仍然未触及布雷夏尼关于通货膨胀的核心定义。布雷夏尼认为通货膨胀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期持类似观点的人不胜枚举。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力。一些经济学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投资也许是基于“虚幻利润”，掩盖了“实质损失”，维利· 普里奥尔就是其中之一；林登劳布近期的研究发现，工程公司并没有“向真实价值的飞跃”来应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证实了布雷夏尼的质疑。同样，费尔德曼和詹姆斯等人也强调了通货膨胀对银行业体系的破坏；而鲍尔德斯顿则发现，通货膨胀与之后德国资本市场的委靡密切相关。对于通货膨胀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普遍持悲观看法，而罗伯特· 肖尔茨又再次强调了这一论点。同样，布雷夏尼从弗里茨· 奥伊伦贝格的重要著作中发展出的另一个观点—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危机—在学术文献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无论是收租者、商店主、专业人士或工薪族，在物质上，中产阶级集团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一些历史学家还注意到通货膨胀和犯罪率上升、性观念转变，甚至是表现主义艺术之间的偶然联系。奇尔德斯和约内斯等人都认为，通货膨胀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敌对情绪，破坏了共和国的政治稳定，而且他们还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博尔夏特则强调，正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使大萧条时期的政策制定者几乎丧失了回旋余地。通货膨胀还有更深刻、更国际化的另一面。从1919 年开始，有很多外国观察家认为德国是在故意制造通货膨胀以逃避赔款，这一观点近期在马克斯、舒克和肯特等历史学家的影响下再度盛行。他们的见解是，如果德国政府愿意通过抑制国内需求来创造出口盈余，德国实际能够支付的赔款应该会更多。通货膨胀之后，随着大量国际贷款的涌入，形势稍有好转；但德国人却故意继续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坚信降低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就能逃避赔款。这种说法的潜在含义是德国扰乱了战后国际秩序，它想破坏赔款体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时法国满怀期待地逐渐进入和平进程，希望在欧洲建立某种经济合作关系，美国愿意以非公开的形式资助欧洲重建，而此时，德国却采取了蓄意破坏的政策，酿成一场全球危机，直至鲁尔地区被占领，法德关系彻底破裂。当然，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影响没那么严重。1922 年6 月，在和美国大使于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上, 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 拉特瑙和实业家胡戈· 斯廷内斯提出了两条理由为德国政策辩护：拉特瑙提出……通货膨胀并不会比房租管制带来更多的经济问题，它相当于劫富济贫，在德国陷入贫困深渊时，这种做法是完全可取的。斯廷内斯……认为摆在德国面前的只有通货膨胀和革命两个选项，而他更倾向于前者。在斯廷内斯看来，通货膨胀是“让国民能够正常就业的唯一途径，是稳定民生的基础”。几个月后，斯廷内斯又告诉霍顿：“通货膨胀有政治必要性，它能使300 万被遣返的士兵重新就业。这是……挣钱和生活的问题。”汉堡银行家卡尔· 梅尔希奥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那时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通货膨胀都是必要的……如果它能得到控制，就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德国并没有蓄意策划。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时，德国没有资金，财政预算赤字非常庞大。后来通货膨胀创造了新资本，使各产业能够雇用退伍士兵。由于国外对德国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才逐渐失控。梅尔希奥还在其他地方提出，为“避免让10 万可雇用的劳动力去领失业救济，从而陷入政治激进主义”，德国不得不修建铁路，这导致了巨额赤字。梅尔希奥的老搭档马克斯· 沃伯格曾在1923 年11 月的著作中强调：“人们不愿意停止通货膨胀，不愿意引爆革命，这才是关键问题。”正因为持有这些观点的大多是商人，所以多年来，历史学家往往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些悲观论只是商人和公司在为那些能让自己获利的政策提供辩护。共产主义者格奥尔格· 格罗斯在《Abrechnung folgt!》等书中用漫画描绘了借通货膨胀大发横财的投机商，生动地诠释了当时的主流观念，即“大资本家”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其他的社会集团成了牺牲品。尽管不少学者试图加以修正，但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布雷夏尼之后的历史学家，至少提出过通货膨胀为公司带来利益的6 种不同方式。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实际上降低了工资成本，因为付给工人的工资落后于上涨的物价，降低了公司债务、利息和红利的实际价值。而且，和稳定的经济形势相比，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的税负大大减少，这主要是因为赔款期限的延长侵蚀了利润和所得税的实际价值。事实上，由于战时和战后的政府补贴增加，企业从财政政策中获得了双重收益。有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工业界开始投资建厂，大兴土木，而这些措施又能防止货币贬值。因此，就在德国平民陷入饥饿时，德国工业界却掀起了投资热，再加上德意志帝国银行提供的贷款实际利率很低，甚至是负利率，让这股热潮进一步升温。最后，马克的贬值还使德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了显著的比较优势，使“工商企业夺回许多国外市场”，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刺激了商业发展。 有观点认为，通货膨胀除了给工商业带来纯粹的“经济”利益，还有两个政治优势：一是帮助德国克服了1918~1923 年国内资本主义面临的革命威胁；二是帮助企业逃离了沉重的税负，而如果德国政府如数“交付”了伦敦会议上规定的赔款，那这些税负就在所难免。从上述经济获益来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即商人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自由派记者格奥尔格· 伯恩哈德在1923 年10 月驳斥斯廷内斯时，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斯廷内斯策划阴谋，攻击那些他认为可能会让德国国内局势恢复平稳的政府……他的政治策略……一直以维持通货膨胀和混乱的局面为目标。”历史学家一再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大经济集团”，谴责“各实业阶级之间达成共谋，企图阻挠公共财政改革，破坏外汇改革的所有提议”。例如，“工商利益集团最初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益人，政府正逐渐被这些集团所影响……1923 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当时的政府首脑①大力资助鲁尔地区的实业家，而他本身也是一位大企业家”。这样的解释显然与众多德国史学研究的主题相吻合。最明显的是，对马列主义历史学家来说，通货膨胀仅仅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西方世界的论著则呈现出一种连续性，先是施特格曼、绍尔和其他人的著作，内容针对的是德国威廉时期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日渐完善；而后是费尔德曼和科卡关于战争的著述，直至魏斯布罗德等人探讨工商利益集团在魏玛共和国瓦解和第三帝国建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文献并非千篇一律，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把重工业集团视为最有势力的工商利益集团；其次，重工业集团在结构上越来越集中化，从公司发展成垄断集团，甚至成为操控政府的压力集团；最后，它们还强调了重工业集团在政治上的负面作用。因此，无论是绍尔的《帝国》还是魏斯布罗德的《魏玛共和国》，它们共同的主题就是工业集团对集权统治的认同，以及对议会民主和工会组织的敌视。于是，通货膨胀时代似乎成为了一个过渡期，费尔德曼笔下的实业家开始组建战前联盟—容克（the Junker），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来驱散经济委靡的阴霾；对于1921 年后的稳定政策，迈尔的“企业代言人”行使了“否决权”，在后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在费尔德曼那部巨著①中，作者提出工业集团—代表人物就是斯廷内斯—发迹了，但政府却丧失了威信。然而，通货膨胀究竟有没有给德国工商业带来那些优势，要看整个经济有没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出现格雷厄姆所说的“物质收益”。该观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两位凯恩斯主义者劳尔森和彼德森在20 世纪60 年代提出的，并且确实有一些例证支持这一观点。瓦根菲尔的数据显示，德国工业产量在1920 年、1921 年和1922 年均有所增加，农业产量也出现上升；实际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净值（Net National Production）在这3 年间也有大幅增长②。不仅如此，有人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高投资率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直到1924 年之后，才因为一些限制条件不再发挥作用。和林登劳布的研究相比，其他案例研究对通货膨胀时期的投资持更肯定的态度。毫无疑问，在1920年、1921 年和1922 这3 年间，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德国就业水平堪称奇迹。1922 年中期，德国工会成员的失业率只有大约1.5%，而同期英国和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4%和11%。相比英、美两国，“德国以更低的成本成功地从战争时期过渡到了战后货币体系的稳定时期”—格雷厄姆的这个结论似乎成立。尽管绝大多数近代经济史教科书没有像格雷厄姆一样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事态恶化之前，通货膨胀的确带来了这些好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接下来，他们开始重新评估对政治的影响。当时的德国不仅失业率低，而且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并不像之前预想的那样会大大削弱工资和消费水平。不仅精英阶层攫取了暴利，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也享受到了较高的实际工资；而德国郊区大大小小的地主在清偿抵押贷款债务时也获益不少。通货膨胀无疑会吞噬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但即便如此，弗里德里希还是赋予其正面意义；休斯则表示通货膨胀为储户和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通货膨胀的社会影响被肯定后，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影响自然也会被重新解读。从前，大工商业集团的形象一直是自私自利的操纵者；然而出于广泛共赢的理念，人们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成了劳资双方“达成的共识”。战争期间，德国国内各党派和平共处，打破了战前工会和雇主之间的敌对局面。随着1918 年11 月德国爆发大革命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双方还建立起积极的伙伴关系。工人对通货膨胀的兴趣源于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维持就业水平，同时，名义工资很容易通过集体谈判得到调整，整个社会的实际工资差距缩小了。由此可见，通货膨胀让德国那些有工会组织的劳工过上了好日子：工作时间缩减；时时处处都有集体谈判；出现争议后可提交仲裁，而且仲裁结果具有约束力；劳工委员会也被纳入国家法规。1923 年，通货膨胀急剧恶化，“各大集团”短暂的和谐期也宣告结束，最终在鲁尔地区钢铁工业停工到大联合政府倒台这段时间内分道扬镳。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劳资关系，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都可以适用。当代学者（尤其是凯恩斯）坚持认为，任何政府都很难承受消除预算赤字所引发的社会压力，于是，通货膨胀就成了民众唯一能接受的“税收”形式。据哈勒尔（Haller）估计，要在没有政府借贷的情况下偿还债务、支付战争赔款和抚恤金，税收收入大约需要占国民收入的35%以上，大大超过德国人习惯的税负水平，在政治上根本行不通。这样看来，通货膨胀似乎“挽救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议会制政府”，因为要稳定财政和货币，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和政府垮台。总之，当时的德国别无选择。①另外，通货膨胀和中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关吗？对此已经有人提出质疑。1924 年之后，公然声称要重估存款价值的纳粹党的支持率已经在下降；而福尔特对1930 年和1932年选举的描述表明，纳粹党在选举中并非完全依靠中产阶级。然而，要从“宏观”角度为通货膨胀辩护，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国际局势了，尤其是赔款问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说法是只是延续了上述所有观点的中心思想—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是不可能的。战后德国的财政预算体系已经失灵；协约国要求德国每年以现金形式赔偿30 亿（1921 年5 月发行的）金马克，这对德国财政无疑是致命一击。然而，当代学者更常提起的是另外一条论据—即使可以通过税收来筹得资金，但从国际收支数据来看，德国的结构性赤字庞大，不可能如数支付协约国要求的黄金和外币。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到，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和绝大多数海外投资，商船所剩无几，1/3 以上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停产，国际收支状况严重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德国用现金来赔偿无异于雪上加霜。凯恩斯本人起初并未把这些现象与通货膨胀直接联系起来；但是，随着马克持续贬值以及现金赔款总额的确定，德国国内的迹象似乎证明通货膨胀和战争赔款确实有关系。这种国际收支理论的本质在于德国无法通过实现经常项目盈余来支付现金赔款，因此不得不用纸马克来购买硬通货，致使汇率下降，进口价格走高，国内物价也随之上涨。经常项目盈余之所以难以实现，有两个原因。首先，有人认为只要解决了预算问题，“移交”问题便迎刃而解，然而，这一观点在理论上虽然奏效，其前提却是德国消费要大幅收缩，这是德国所无法承受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其次，正如凯恩斯等人早先提出的，这种出口盈余并不符合债权国的利益。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德国政府通过放任货币加速贬值来破坏赔款体系的做法是可取的。例如格雷厄姆就强调货币贬值刺激了德国的出口。这样就能给协约国施加经济压力，让它们知道如果要得到赔款，协约国的实业就会受到损害。于是，德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货币贬值归咎于赔款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这就是他们的策略。正如格雷厄姆所言：“公共财政状况的改善会招致更严苛的要求，这种说法绝非毫无缘由……也许正是因为马克的崩溃，德国的战争赔款……才得以大幅减少。”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货币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成了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使德国能够“说服世界各国它的赔款负担亟须减轻”。此外，借给德国人的钱大多有去无回，一位历史学家甚至称“这是美国人向德国‘赔款’”，可见德国的策略的确是一箭双雕。2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挑战那些为通货膨胀辩护的理论。笔者对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恶性通货膨胀阶段，1920~1922 年的经济获益让德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对德国经济造成了长期的破坏。通货膨胀促进“真实价值”投资的观点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只能抑制投资，并且掩盖了由于缺少对货币贬值的补贴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即使投资的确存在，后来的稳定阶段也一再证明那些是“投资失误”。最后，通货膨胀还给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从而证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推迟经济危机的到来，反而让德国成了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本书提出的第二点质疑是：通货膨胀并不能稳定社会局势。虽然通货膨胀带来了1921 年和1922 年史无前例的高就业率，使收入更加均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更大的平等创造了更和谐的社会。通货膨胀那几年，德国劳资冲突空前激烈，争抢食物的暴乱时有发生，政治暴力频繁，犯罪活动猖獗。不仅如此，通货膨胀使德国社会资源分配发生剧变，给文化层面甚至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物质影响。19 世纪“资产阶级无声的革命”向人们灌输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如勤劳节俭的美德、私有财产与合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等。但随着通货膨胀吞噬了储蓄银行、私营学校和所有的志愿者组织，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机构被破坏，这些价值观本身也被彻底打乱。可见，通货膨胀可以稳定政治的论调值得怀疑。小企业主、专业人员、政府公务员和收租者等中产阶层无利可图，商人和机构大肆鼓吹通货膨胀政策是当时资本主义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那些财产被没收的债权人看来，经济危机还损害了法庭的权威，使法治走向堕落。公民的个人存款被用于偿还国债，魏玛共和国已然失信于民。因此，恶性通货膨胀使德国无法像英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议会保守派；在英国，健全货币给资产阶级—从大资本家到小店主—提供了联合起来对抗工会组织的机会。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希特勒的出现，而是说由于通货膨胀，1924年魏玛共和国重建的社会体系基础薄弱，于是当它在1930 年濒临崩溃时，它很难提出方案与希特勒相抗衡。最后，还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政策最有效地展示了德国无力赔款，因而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笔者要反驳的一点。通货膨胀策略实际上失败了，因为策划人也高估了货币贬值对刺激出口的作用，忽略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政策反而有可能刺激进口。德国希望减少赔款无可厚非，但通过经济手段来修改赔款计划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它非但不能对英、美两国的经济构成威胁，反而减轻了它们的压力。总而言之，通货膨胀发生后，有很多支持通货膨胀政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论据，但这些论据基本都不成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向布雷夏尼的观点回归。然而，布雷夏尼之所以遭到反驳，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德国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既然如此，本书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证明其他选择也是可行的。笔者由此踏上了险途，因为很多人鄙弃“反事实”的历史，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决策者当时面临的诸多制约，而不是表现事后英明，推荐其他“更好的”决策。但是，在阐释反对稳定政策的论点时，笔者对当时落后的经济知识和原始的计算方法感到震惊，而它们正是构成那些论点的基础。许多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都相信，在巨额赔款的重压之下，降低政府赤字和放缓货币增速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危及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同样，很多人显然也相信，随着马克不断贬值，德国的出口商会比其竞争者更具优势，从而赋予德国政治影响力。但是，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这些观点是否夸大了提早实行稳定政策要付出的代价？是否放大了货币持续贬值的益处？笔者在此指出：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理论上可以在1920 年实现，避免重蹈英国经济衰退的覆辙；1923~1924 年德国出现的经济大衰退和逃避赔款与害怕国内动荡有很大关联，而事实上它是可以避免的。后来的事件也证明，货币贬值无法促成和约的实质性改变；相反，稳定政策才会对协约国构成压力。当然，这意味着缩减公共开支和缩小借贷规模，可能在政治上还要向“右翼”靠拢。1923 年和1924 年，魏玛政府最终却不得不使用集权来对抗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影响。如果魏玛政府用这种方式来遏制1920 年的通货膨胀，也许会诞生一个保守政权，虽然没有魏玛政府民主，但绝对比13 年后出现的那个政权安全得多。3上述假设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财政、货币和一般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一些改动，那么，再“可行”的经济替代方案都无法实施。但是，改变对于德意志帝国来说很难，本书的第三个目标，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要说明这一点。如果用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解读，那么，与其说通货膨胀是战争和革命的产物，不如归因于一些系统性的根本缺陷，这些固有的弊端可追溯至帝国的建立，甚至到1923 年和1924 年货币改革之后依然存在。1871~1945 年发生过多次通货膨胀，1914~1923 年的通货膨胀仅是其中之一。德意志帝国建于1867~1872 年的通货膨胀泡沫期。1897~1913 年，威廉德国经历了一次温和的通货膨胀，虽然在当时看来异常严重（见图0.1）。1924~1929 年也出现过类似的（零售物价的）膨胀，只不过并非持续性的；而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1933 年以后的隐性通货膨胀史（见图0.2），同时还记载了20世纪40 年代德国马克的第二次崩溃，整个过程持续至1948 年（联邦德国）货币改革以及德国分裂。当然，这段通货膨胀的历史并非独一无二。一项对德国过去200 年的批发物价调查显示，德意志帝国出现前（1799~1809 年）后（1971~1981 年）都有长期的通货膨胀。它们同1914~1924 年和1938~1948 年的通货膨胀一样，与战争的冲击有关。①此外，1867~1947 年，出现通货膨胀的不只是德国，因而无法帮助我们解释德国为何在20 世纪30 年代（也许更早）开始走上“特殊道路”。比较指数显示，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末的极端事件，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欧洲主要经济体（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价格波动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基本一致。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1918~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中欧地区在战后新出现了几个共和国（如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和革命时期的苏联都有恶性通货膨胀或类似恶性膨胀的经历，严重程度不亚于德国。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的冲击下，绝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甚至连英国和美国也不例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失灵，这也许是因为美元没能承担起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也许是因为世界各国的央行没有像1914 年前那样采取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德国经历的大萧条也是大同小异，不可能脱离国际背景。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德国的经历是否有特殊之处。事实上，1875~1913 年，德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法国、英国和美国上升得更快。和匈牙利、波兰、苏联或者是1922 年的奥地利相比，1923 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要严重得多，持续时间也更长；事实上，如此严重的货币贬值在欧洲历史上只有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匈牙利）。同样，在通货紧缩和货币贬值的国际背景下，德国在20 世纪30 年代出现抑制型通货膨胀实属反常。不仅如此，在所有被严重通货膨胀事件困扰的20 世纪的经济体中，德国经济最为发达；和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相比，其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也更依赖纸币的稳定性。那为什么物价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德意志帝国呢？当然，德国历史上各经济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可能是一个原因，也是史学家们推崇的解释。从19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德国企业的发展，德国各行业的产量增加，投资更多，集中化程度更高，这种推动力当然也是本书的重要议题。早在1914 年前，德国公司对信贷和资本的需求就日渐增加，导致德国在战前就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仅如此，1897 年后，通货膨胀呈上升趋势，一些商人开始不再相信商业周期中必然会有波谷。于是，战争爆发后，当经济需要紧缩时，许多人宁愿躲进通货膨胀营造的虚假繁荣中。当时的美国大使在1922 年12 月说道：德国银行家和实业家对不断扩张的工业和贸易早就习惯了；例如……美国和英国还经历过几次贸易下滑，可德国直到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滋味。德国企业对税收的敌视其实是出于对毛利润下降的恐惧，1924 年之后尤其如此。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会势力的增加推动了工资上涨。德国经济的这个特点早在19 世纪90 年代就出现了，只是到了20 世纪20 年代才引发了争议（并且持续到现在）。
在威廉德国和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中，经济机构的影响当然不容忽视，而德国特殊的机构体系更凸显了问题的严峻。正如克努特· 博尔夏特所言，通货膨胀首先是政治现象，它反映了金融财政机构的失败。如果德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能够推高物价和工资水平，那是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为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这对德国的影响尤为重大，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德国自由派在19 世纪70 年代创造的国家货币不仅是在经济上实现统一的手段—如关税同盟、铁路或统一的度量衡，它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统一，之后才有了国歌和国旗等民族情感的象征，更不用说还有统一的税制，相同的时区。因此，货币的顽疾意味着德国的政治实体本身出了问题。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反映了德国财政体系的缺陷。德国历史上曾有两次非持续性的公共开支激增，一次是在1891~1917 年，之后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使帝国迅速瓦解；另一次是在1925~1943 年，而后德国再次濒临崩溃（如图0.3 和图0.4）。一个核心问题是，税收始终跟不上公共开支的增长：从19 世纪90 年代到20 世纪40 年代，公共部门的赤字反复出现，在战争年代达到峰值，甚至在财政紧缩最严重的1931 年，仍然占国民生产净值的2.7%。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飙升，其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从原来的49%升至1918 年的240%；从1930 年的33%升至1944 年的390%。德国财政体系的固有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联邦、联邦州和市镇的三级财政体系使得财政收支的责任过于分散。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德国中央政府才对下级政府的支出和贷款政策建立监管机制；其二，出于政治目的，政府需要增加公共开支—尤其是社会福利和防卫开支，但增加税收又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这种矛盾导致政府收入始终存在缺口。其次，通货膨胀还反映了德国货币体系的弊端，尤其是德意志帝国银行一直缺乏有效的公共信贷和个人信贷监管机制。名义货币供给在两个阶段呈指数增长态势—一是在1890~1923 年，二是在1933~1947 年，中间经历了1929~1932 年的通货紧缩时期。在通货急剧膨胀之前，实际货币供给一直在持续上升（见图0.5）。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货币供给的增长：一是私营部门对信贷的需求，这点在战前和1922 年尤为重要；二是公共部门对短期信贷的需求，尤其在1914~1923 年和1931~1945 年；三是德国实行金本位制度期间（1890~1914 年，1924~1931 年）的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制定者们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没有足够的权限，于是德意志帝国银行始终无法平衡这些因素—无法为商业银行设立最低准备金率；不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政府贷款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如果不严格限制，它根本无法控制资金流向。最后，通货膨胀反映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德国在1919~1923 年的贸易逆差虽然很大，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14 年前的绝大部分时期，德国都有贸易逆差，只是资本输出和 “隐性的”劳务输出弥补了这一差额；而1924 年以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当然1926~1932 年的经济衰退期除外（见图0.6）。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尝试着降低赤字，例如在1978~1914 年以及1925 年设立关税壁垒，或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战后的出口，尤其是1919~1923 年马克贬值以及1930~1932 年的通货紧缩政策。但是德国一直追求的出口盈余—尤其是当它欠下巨额外债的时候—却难以实现。究其原因，除了德国工业对原材料的刚性需求，经济政策中的其他因素也至关重要。首先，德国不是让马克汇率与黄金挂钩，就是像在1914~1918年和1933~1945 年那样实行汇率管制，如此一来，汇率作为最便捷的消除持续逆差的机制就失灵了。其次，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但无法缩小贸易差额，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本书的首要议题是讨论德国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弊端，以及经济政策的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之间的对立。德国政治经济中的这些系统性缺陷决定了货币的持续剧烈波动。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汉堡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第一，很显然，汉堡作为德国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结构最依赖商业和金融，而不是工业。在经济上汉堡是一个“特殊城市”，它更面向国际，大部分实业—尤其是造船业—都离不开繁荣的贸易。因此，汉堡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观念，不再过于强调重工业的作用。第二，汉堡对通货膨胀中某些因素可能会更加关注。作为德国主要贸易中心之一，它势必会受到通货膨胀阶段汇率波动的冲击，同时也会对此高度关注。第三，作为主要的航运中心之一，汉堡必然也参与了德国商船队—即通货膨胀期间最庞大的投资项目的重建。通过刺激出口和投资，通货膨胀究竟能为德国工商业带来多大获益？透过通货膨胀对这些领域的影响，我们就能找到有价值的答案。汉堡的政治地位也值得关注。它是十一月革命的中心城市之一，是德国国防军在1919 年占领的最后一个大城市，1921 年和1923 年那两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在汉堡。如果说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而在劳资双方之间营造的共识，那汉堡应该能提供一些例证。在战前时期，汉堡掀起了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风潮，这对于研究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纳粹主义抬头之间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通货膨胀是否破坏了汉堡这个“特殊城市”，使其走上了德国的“特殊道路”，最终掉入灾难的深渊？然而，我们之所以聚焦于汉堡，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汉堡商人在德国政坛异常活跃。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担任德国总理的是“大资本家”维尔海姆· 古诺—汉堡– 美洲公司的董事长。这仅仅是巧合吗？为什么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及其搭档卡尔· 梅尔希奥在德国金融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了汉堡商业在德国及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只有少数几位除外—之所以没有完全被忽略，是因为汉堡商人一直在“幕后”施加影响力。这本专著综合了个人论文、公司档案，以及一些官方报告，重构了从威廉德国到20 世纪30 年代汉堡工商界的故事，回顾了他们的崛起和没落。他们在政治上举足轻重，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局限于“区域性”研究，而是要研究汉堡工商界在整个德国经济政治史上的贡献，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本书第一章设定了研究背景，讲述了汉堡在战前的发展状况、活跃的商业经济的结构、在物质上的分化和文化上的统一、逐渐成形的“集团政体”，以及作为德意志联邦成员的获益。第二章则描述了战争对汉堡经济的致命冲击。它摧毁了城市的经济，加剧了社会分裂，使汉堡在政治上更加两极化，为了恢复商业中心的地位不计代价。本书第三章讨论了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十一月革命的影响。在政治上，这场革命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但其结果却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协约国的封锁造成了物资匮乏，持续的政府赤字和劳工斗争引发了通货膨胀。第四章集中讨论了一些外在力量，如停战协定后协约国对德国的限制，以及和谈过程中以汉堡工商利益集团为主体的经济外交。他们预测和谈的结果会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革命；本章就分析了他们预测失败的原因。第五章讲述了由于错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劳工政策，德国错过了1920 年的创造持久稳定局面的机会。除此以外，正如第六章提到的，有观点认为持续的货币贬值能够刺激出口，从而破坏赔款体系，因而鼓励德国政府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个策略并不成功，汉堡工商业的表现就是有力的证明。货币贬值不但没能让赔款计划被修改，反而削弱了德国的地位，使鼓吹该策略的人越来越受敌视。在古诺出任德国总理、法国占领鲁尔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第七章以法国占领鲁尔为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商业政府的实验最终导致了货币崩溃，使得德国几乎被瓦解。第八章则探讨了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并指出1924 年的稳定局面注定不会长久。恶性通货膨胀破坏了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而1924 年的改革也没有终结货币政策、财政体系和国际收支的混乱局面。讽刺的是，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布吕宁政府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这无异于自掘坟墓。直到1933 年之后，德国的政治经济才发生根本转变，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开始复苏，但这种状态也不持久。本书以汉堡为切入点，审视了持续30 多年的通货膨胀时代—从19 世纪90 年代晚期威廉德国的经济泡沫，到1928~1932 年魏玛共和国的通货紧缩。从某个层面来说，这是一部经济史，但笔者把经济分析融入了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大背景之下。故事还有一位主角，那就是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而故事本身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