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有关德国通货膨胀的史学研究也有“膨胀”的趋势。相关文献数量庞大，学术出版社如同20 世纪20 年代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一样，忙得不可开交。然而，虽然文献已泛滥成灾，但我并不认为写这本书是多此一举。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关于1914~1924 年通货膨胀的，本书的研究对象则是更长的“通货膨胀时代”，由1897 年持续到1927 年，并试图展现1922~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20 世纪40 年代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大多数作者都或多或少地强调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通货膨胀，侵蚀了共和国的肌体；而在我看来，公司权力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衰落的原因，同时也是衰落的产物。绝大多数近来的研究都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针对1919~1923 年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政策。的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政策有很多优势，但我却认为这些优势不仅被夸大了，而且完全可以被替代性的、危害更低的通货膨胀政策所取代，不会让危机导致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在这次通货膨胀中，即便货币变得一文不值，还清债务也是有可能的。许多人都给了我思想上的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要衷心感谢诺曼· 斯通教授和哈特穆特· 波格· 冯· 斯特兰德曼博士，他们是我在牛津读博士时的导师。我还要感谢乔纳森· 施泰因贝格博士、安东尼· 尼科尔斯博士、哈罗德· 詹姆斯教授和西奥· 鲍尔德斯顿博士等人，他们在不同阶段通读了本书稿，提出了宝贵建议。很多人都读过本书一些单独的章节，或者在学术会议上对我宣读的书稿节选给予了建议，在此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克努特· 博尔夏特教授、理查德· 埃万斯教授、巴里· 苏普莱教授、蒂姆· 布兰宁教授、迈克尔· 约翰博士、克里斯· 克拉克博士、布伦丹· 西姆斯博士和阿夫纳· 奥费博士。此外，安格斯· 麦金太尔博士、约翰· 普拉姆爵士和莫里斯· 考林先生几年如一日地给予支持和建议，我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很多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对我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档案馆包括：汉堡国家档案馆，在研究初期，该馆的加布里埃尔松博士始终如一地给予了我亲切的帮助；还有汉堡沃伯格家族银行的档案馆；汉堡– 美洲公司①档案馆；波茨坦的帝国档案馆；科布伦茨的帝国档案馆；波恩的Auswärtigen Amts 政治档案馆；位于柏林的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杜伊斯堡市弗朗茨海涅尔集团的海涅尔档案馆；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档案馆；位于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利·G· 马德图书馆；耶鲁大学的斯特林图书馆；哈佛大学的贝克图书馆；位于丘园的公共档案馆以及康沃尔的外事图书馆。我还要感谢埃里克· 瓦尔堡和他的儿子马克斯·A· 瓦尔堡，他们让我参考了马克斯· 沃伯格的文集；感谢英国驻汉堡总领事阿利克· 戈德史密斯，他帮我引荐了埃里克· 瓦尔堡，虽然没能说服汉堡商会向我开放其档案馆。苏格兰教育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The Stifung FVS、英国社会科学院和基督书院为我查询档案提供慷慨的财务支持。彼得学院和牛津大学耶稣学院也在我准备手稿时为我提供了很多实质性帮助。我的代理商乔治娜· 卡佩尔、出版商威廉· 戴维斯和文字编辑安妮· 里克斯都非常高效。我还要感谢爱德华· 李普曼和安德鲁· 维里克帮我校对和整理索引。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是她让我找到努力的方向；也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所有的一切。谨以此书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