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汉堡的参议员选举很有特色。新议员的产生要经过参议院和市议会的三轮审议，成功当选后，现任议员会身着华丽的皱领长袍给予正式祝贺，之后是接待该城市主要协会的代表，还有“严谨的普鲁士教授、拥有一连串头衔的法官和政务委员、姑妈姨妈、兄弟姐妹、各市民协会会员、大批的律师、警长和公务人员”，最后则是神职人员代表。接待完这些访客几天后，新当选的参议员才开始宣誓就职，而后在市议会厅享用传统的鸡蛋和巧克力早餐。这就是自由和汉莎同盟的公共部门。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过时的服装和仪式是否反映出“旧政权”在汉堡的顽固势力，或者是否掩盖了一种“现代”的阶级统治形式？汉堡的贵族统治难道仅仅是一个幌子，用来掩饰“商业、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的霸权吗？ 汉堡的城市政体是不断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可追溯至15 世纪时公民暴乱对由富商把持的权力机关（议会或政府）构成的挑战。由于参议院试图强迫神职人员接受路德教，进而接受自己的统治，16 世纪20 年代以后，宗教问题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了。最终，权力机关获胜，于1580 年确立了正统派的地位，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参议院和民众之间的摩擦使得政治危机再度爆发。在帝国的倡议下，德国《宪法》于1712 年颁布实施，危机才得以化解。此时的统治权由两个机构来行使，一是行政参议院（其中律师和商人各占一半），二是全部由房地产所有者和基督教执事等组成的立法议会。此后，汉堡政府又开始不断对立法议会进行调整，包括对市民资格、权利以及义务进行修正。在18 世纪20 年代和60 年代，一些爱国社团倡议制定更积极的政策，抑制贫困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对非路德教徒采取更宽容的政策。然而，随着法国革命势力占领汉堡和拿破仑的逝世，旧势力复辟，汉堡资产阶级民间社团自身难保，自然也就减少了对穷人的关注，启蒙时期的家长主义开始向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让步。在1842 年的大火灾、1848 年的一系列革命以及1857 年经济危机影响下，一些组织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如代表律师、房产所有者和犹太人等不同利益集团的组织，以及代表特定地区的市民协会，于是到1860 年，《宪法》再一次被修订，政教正式分离，并限定了重要官员和房产所有者的议席数。 在演变过程中，汉堡政体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它的集团性：尽管当时有人声称汉堡“只有一个阶级，那就是市民阶级”，但除了名称之外，汉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复合型城市。作为最受尊崇的团体，宗教集团在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不可替代；但大多数政治机构都或多或少与一些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休戚相关。一些贵族（比如阿姆辛克家族、西夫金家族、韦斯特法尔家族和布尔夏德家族）组成的精英集团操控着参议院。1860 年后，由于必须自愿缴纳30 马克的税金才能成为汉堡市民，有资格参加议会选举的人口从18%下降到1890 年的4%，绝大多数议员都是企业家，而议会内部一些松散的组织（“右派”、“左派”和“中间偏左派”）则与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集团或行业集团相对应，其中商业团体尤为突出，它们在汉堡商会中享有特权，而汉堡商会在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影响力相当大。 1840~1860 年，资产阶级集团成功地在城市权力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但随着城市手工业者的代表结构不断壮大，他们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劳工组织把行会会员、学徒和非行会会员的下层民众区分开来；在行会已经失势的情况下，劳工仍然被分成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与之前的分类相似。例如，1840 年以后出现的组织就继承了行会的传统，其政治主张主要借鉴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这些组织包括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烟草业和纺织业的）第一批工会等。然而，从大约1880年开始，随着汉堡港和汉堡市内的就业激增，汉堡无疑跨入了劳资关系的新时代。工会组织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播下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而各种综合因素又为工会的发展创造了理想条件，如用工需求激增、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物价上涨以及住房按揭贷款。1880 年，汉堡共有8 个“自由”（即社会主义）工会，会员1 544 名；10 年后此类工会达到了80 多个，会员多达40 000 名。 研究19 世纪末的汉堡时，近代历史学家往往会认为资产阶级在参议院、议会和商会中的势力难以撼动，他们团结一致应对挑战，堪称坚如磐石。在一些文献中，参议院甚至被描绘成汉堡工商界的行政部门，由“工商业社会的元老”把持；而议会是“调和不同资本集团利益冲突”的平台，商会则代表着“德国最联系紧密、井然有序的资本组织”。但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共同对抗社会主义的联合阵营，那我们就错了。事实上，工人阶级组织的兴起反而暴露了“市民阶层”内部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化，催生了新“集团主义”或“集体主义”组织，他们不属于传统“社团主义”政体的范畴。 在这个过程中，造船商赫尔曼· 布洛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布洛姆坚信，只有“限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数量，解雇活跃分子，才能有效地对抗”社会民主（即工人运动）。他组织汉堡雇主成立了反劳工联合会。1888 年，布洛姆成立了钢铁工业协会，以镇压各金属工人组织发起的罢工运动，通过闭厂停工、破坏罢工、黑名单和官方职业介绍机构来动摇劳工组织的地位，成了反罢工的典范。布洛姆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在1890 年3 月成立了德国金属实业家联合会和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充分利用之前的胜利，通过大面积闭厂停工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劳动节大罢工相抗衡，这种行动尚属首次。资方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数月之内，一些主要工会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成员；到1895 年，受霍乱传染病的影响，工会成员总数锐减至11 000 出头。资方利用活动余波扩大行动，组织建立“黄色工会”（“YellowUnions”），强制执行更严苛的工作制度，并且扩张协会阵营。1890 年，汉堡–阿尔托纳雇主协会所辖雇员约有50 000 名；到1913 年，该协会已有8 300多家会员公司，雇员达129 000 名。
“汉堡模式”的劳资关系有其特别之处：雇主努力统一步调，并经常采取对峙行动来遏制工会发展。正如一位公司发言人所称，汉堡的劳资双方就如同“两个交战国政府”，布洛姆及其同盟全面动员雇主加入战斗。然而，在德国其他地区推广汉堡模式却收效甚微。一方面，对抗策略对于重工业更集中的地区似乎并不妥当，因为那里的资方可以从内部有效地限制工会，也可以提供家长式企业的福利。另一方面，汉堡模式在落实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缺陷。阻挠工会化进程的目标并未实现。1891 年，汉堡约有21 500 名工会成员；1900 年，这个数字为37 500；而在1913 年增长到了142 800—占汉堡就业人口的42%，而对于布洛姆所在的造船业和码头工作中，该比例升至70%以上。除此之外，汉堡当地还设立了全国性的中央委员会，同时有大规模的行业工会，如金属工人联盟、运输工人联盟等，这些都标志着工会组织的壮大。除了钢铁工业以外，其他行业的雇主很难顶住工会要求联合创办职业介绍所的压力；而“黄色工会”尚且势单力薄，不足为道。 汉堡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造成了当权者内部的对抗。在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于国际劳动节首次发起闭厂停工运动时，参议院愿意提供警力支持，但它很快就开始担心对峙会威胁公共秩序，于是驳回了雇主正式取消劳动节并设置罢工纠察队的请求。1896 年11 月，码头工人大罢工成了重大转折点。起初，参议院同意支持航运公司、镇压罢工，但16 500 名工人的加入导致局势全面升级，整个汉堡工商业陷入瘫痪，最终汉堡市内爆发了连续两天的动乱，雇主协会和当局产生严重分歧，前者希望“给予社会民主致命打击”，而后者试图调解双方矛盾。这意味着汉堡的劳资对抗将会有所缓和。在这场长达3 个月的罢工中，资方最终得胜，近500 名罢工者惨遭迫害，然而，参议院对码头的工作环境进行了调查，资方也向工人作出了一定让步，为日后码头区进行有控制的集体谈判开辟了道路。此外，1900 年的船厂罢工和1906 年的船坞停工都无疾而终，在此之后，劳资双方也由对抗开始转向集体主义。1907 年，金属工人联盟和金属实业家联合会首次举行集体谈判，谈判结果是一周的劳动时间由60 小时缩减为56 小时；在1910 年的大罢工中，布洛姆企图再次以闭厂停工为谈判筹码，但最终还是资方妥协。然而，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在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和近代劳工运动史上，汉堡彻底转向了“集团主义”。工会组织日渐集中化，很难对这些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的劳动大军进行管理，基层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协商政策也大失所望，于是形势在1913 年7 月急转直下，14 000 名船厂工人举行了反对金属工人联盟领导的抗议活动。在1910~1913 年有记载的799 次薪资纠纷中，至少有212 次都引发了罢工，罢工人数超过50 000 人。战前汉堡劳工的主要成就是工作时间缩短，名义工资增加，其推动力则是劳资双方的斗争，而不是集团主义。 参议院在劳资纠纷中试图保持中立，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汉堡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即使在工商界内部，很多企业并不像大实业家布洛姆那样热衷于劳资对抗，而商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因为和工业企业相比，商会对商业机构的影响更大。1914 年，商会的24 名成员中有18 名从事商业贸易，还有4 位银行家、1 名船主和1 名工厂主。1900 年，布洛姆试图在商会内部创立工业委员会，但他和巴林显然更倾向于通过19 世纪80 年代新兴的行业和雇主协会采取行动。从现有的代表组织中分离出去的不只是造船业。1903 年，约200 家贸易公司创建了独立的汉堡出口商协会，在战前的10 年内，类似的协会激增，东亚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和贸易政策相比，该组织对劳资关系更为关注。同样，虽然布洛姆试图把33 个行会纳入他的雇主组织之下，但以“手工业商会”为例，它倡议的劳工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造船者的利益，更不用说面包店主和啤酒商了—他们要同时应对消费者的抵制和工人罢工。同样，代表不动产所有者利益的协会不一定符合“流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例如艾米斯巴特勒大街的居民就反对雇主把职业介绍所搬到那里，因为失业者排起的长队会影响那里的房价。令工业家忧心忡忡的是工会的发展壮大，而其他资产阶级团体却有不同的担心，例如合作社的出现，以及汉堡劳工“三大支柱”中的第二大组织—消费者运动组织。合作社的前身是成立于1899 年的 “生产合作社”，其内容涉及消费、建筑和储蓄，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提供便宜的住房和食物。合作社吸引了约70 000 名会员和73 家店铺，其交易额至1913 年已累积到2 100 万马克，但它却受到了汉堡很多店主的敌视。另一方面，代表店主利益的商会于1904年成立，但它对大资本家的百货公司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正如很多白领雇员自发形成了类似工会（但反社会主义）的协会，如商业职员协会和德国国家商业雇员协会一样，小商店主也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是劳工。 社会民主党是第三大劳工组织，也是最政治化的，它的兴起所引发的不同反应凸显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用倍倍尔的话来说，他的出生地是“德国社会主义的首都”：早期工人教育运动和拉萨尔社会主义的中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那里是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3 个国会议席重归社会民主党。既然选举成功，汉堡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对其在市议会选举中有限的权力进行改革。1896 年，为使议会席位减半，原本基于自愿行使公民权的选举现在被设了道门槛，要求年收入最低为1 200 马克。然而，随着名义工资自19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上涨，这道门槛渐渐失去了作用。1894 年，21%有资格参与国会选举投票的人也能够在市议会选举中投票；到1904 年，这一比例升至29%，而在1905 年，38%的人参与了“大选”投票，选出了12 名社会民主党代表。这个逐渐民主化的过程可能会在汉堡市民阶层中引发一致的反应，也标志着通货膨胀可以让工人获益。然而，限制选举权只能暴露更多分歧。首先，尽管汉堡社会民主党的68 000 名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工人，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以公司雇员或手工业者为主的中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其次，参议院在选举权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一些议员希望逐渐消除房地产所有者的特权，他们在152 个总席位中占了40 个，并且反对1906 年作出的把选举权进一步划分为两三个等级的决定（与普鲁士王国的三级选举权制相似）。1906 年的确发生了“剥夺选举权”事件，与年收入1 200~2 500马克的人（约49 000 选民）相比，那些年收入在2 500 马克以上的人（约28 000 选民）选出的议员要多两倍，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前进的步伐。到1913 年，社会民主党共有议员20 名，个体企业主议员的数量锐减。 资产阶级在选举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社会民主党崛起对汉堡传统政体构成的挑战密不可分。 社会民主党不仅代表了更民主的政治代议体制，它还提出了扩展市政府职能的议案，尤其是在公共健康、教育和福利保障领域。这种“改革主义”势头在汉堡尤为强劲。奥托· 斯托尔滕向市议会保证，他的政党并不希望“把汉堡变成社会主义的阵地”（为消除敌意，他还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疯子”）；但是他们的确希望为汉堡这个守夜人政体正名，说明汉堡并非霍乱传染病源头。为表诚意，在传染病肆虐期间，社会民主党主动帮助当局政府分发小册子，并暂停公众会议。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尤其是产权所有者和航运公司）不太配合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这些举动的确给当局留下了一些印象。正如威廉· 李卜克内西所言：“在参议院看来，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是一帮完全没有合作余地的共谋者和革命派，而是可以拉拢的合作对象。”这种合作并不固定，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观察员注意到，尽管社会民主党“尊敬的”领导层作出了种种承诺，但其成员的“粗鲁”行为却与这些承诺不符。除此之外，在19 世纪90 年代的危机过后，参议院采取了种种政策使汉堡更加现代化，但这不一定与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相吻合。为清除贫民窟，20 000 居民从市中心的“陋巷区”被“转移”到为工人阶级新开辟的郊区，码头区雇主们对这种“社会管制”（还包括把警察队伍普鲁士化）颇为满意。另一方面，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工人阶级，恰巧是社会民主党急于与之脱离关系的群体；参议院的其他政策—拓展教育和健康事业、使劳动仲裁更加公平，以及改善城市公共交通—在该党派看来仅仅是一种进步。更令人惊讶的是，要落实这些政策就必须增加预算，而其融资方式却非常激进。财政预算到1913 年增至约2.3 亿马克（其中有22%用于“社会”补助），为了给新增庞大开支融资，汉堡政府开始增加直接税收和政府贷款：1913 年，汉堡的总财政收入中有60%来源于直接税收，而其负债由1903 年的4.81 亿马克增至“一战”前夕的8.42 亿马克。这种趋势意味着社会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趋于一致，市政府内部就存在这样的看法—这个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到1914 年已有14 000 人。 在经济领域，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反应迥异，选举权“掠夺”事件发生后，反对这一举措的左翼自由人士成立了联合自由党，该组织在劳工问题、教育改革和提高福利保障方面创建的公平项目反映了弗里德里克· 瑙曼的观点，即通过“正面”同化，工人是可以从社会民主阵营中被拉拢过来的。联合自由党绝不属于激进派，例如它反对妇女参加选举，支持逐渐向全男性选举过渡。然而，很多工商界人士对该组织在社会民主问题上的安抚态度非常不满，1907 年成立的汉堡反社会民主联盟证实了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的确存在。此外，19 世纪90 年代兴起了类似“反犹太人参与选举协会”和“德国社会改革党”等组织，但唯独没有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阵线。反犹太组织谴责“外来犹太人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分裂”，但他们把犹太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排在首位，认为他们在参议院、市议会甚至宫廷里都有重要影响力。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包括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以及德国国家商业雇员协会的官员，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些组织会与他们竞争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可以说，用阶级论来分析汉堡的城市政体有一定局限性，这一点透过反犹太组织在世纪之交取得的短暂政治胜利就可见一斑。 1890 年后，汉堡传统的集团政体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首要原因是该城市新工作场所和居民区内工人组织的发展。汉堡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非但没有联合对抗这些组织，而且内部还出现了矛盾和冲突。雇主协会、小资产阶级“保护”组织、进步的左派自由党、反社会党人的保守主义以及反犹太运动等开始兴起，不仅证明了汉堡资产阶级的政治分裂，而且暗示着传统的城市政体已经落后于时代。由马丁· 哈勒于1886~1897 年建成的市政大楼毗邻汉堡商会和证券交易所，这座雄伟的建筑是参议院和市议会所在地，旨在向世界宣告旧制度的完善和生命力。然而，正如很多这一时期的公共建筑一样，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历史建筑恰恰反映了一种不安全感。截至1914年，其他类似的“汉堡建筑”也拔地而起。财政、邮政和司法部门的办公大楼坐落在霍尔斯滕门和达姆门之间的“环形地带”，象征着市行政机构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汉堡– 美洲公司的新古典建筑巍然耸立在内阿尔斯特湖两岸，在它的后面，则是M·M· 沃伯格位于费迪南德大街上佛罗伦萨风格的办公楼，这些建筑体现了汉堡强大的商业和金融实力；而无论是博隆福斯船厂在Steinwerder 码头的巨型起重机，还是奥藤森的门克和汉布洛克公司（Menck and Hambrock）的大烟囱，都体现了汉堡工业的发达。最后，位于Besenbinderhof 的工会大厦和旁边的消费者协会办公楼看上去似乎证明劳工组织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与其说这些建筑体现了阶级差异，不如说它们见证了一个新官僚阶层的出现，即公务员、经理和工会官员，他们宣称代表政府、资产所有者和劳工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在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