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 一位近代历史学家认为，上述官僚化的过程标志着汉萨同盟的政治生活在世纪交替后被彻底“普鲁士化”了。这个说法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在1867 年前，汉堡作为汉萨同盟的“自由市”勉强加入了北德意志同盟，那时的汉堡更像一个英国城市：在文化上国际化，在经济和政治上自由化，行政效率低下。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前10 年，汉堡一直未能摆脱这些传统，正是这种自主独立原则使汉堡人被称为“我们见过的最糟糕的德国人”。然而有人认为，19 世纪80 年代社会民主的盛行使汉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思想转型”；到世纪之交，“征收保护关税、殖民政策以及船队所激发的热情，种种因素使得整个社会对旧资产阶级传统怨声载道，这种传统与反对自由贸易有关”。因此，虽然汉堡有历史特殊性，但“普鲁士化”思想使汉堡受到了某个历史学派的庇护，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把德国没有“建立起……民主秩序”，归因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屈服于专制的普鲁士王国，而在这个穷兵黩武的王国，农民是主要的统治精英。由于仇视社会主义，再加上被帝国主义所蒙蔽，曾经属于自由派的汉堡资产阶级走上了“特殊道路”，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的“灾难”。但近年来，随着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德国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史，以及1914 年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史，这一理论受到了广泛质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汉堡这个特殊城市。从1840 年到1900 年，对于德国统一和普鲁士王国在德国发挥的政治领导力，汉堡资产阶级的态度无疑发生了重大转变。19 世纪40 年代，民族主义者威廉· 霍克和海因里希· 沙赫特属于激进的少数派；19 世纪60 年代，卡尔· 舒尔策剧院上演了讽刺“威廉· 柯尼希和弗里茨· 菲施马克特”的反普鲁士剧，为此普鲁士还派使者前去抗议；而1870 年，对于“领略过阿尔斯特湖到易北河之间这个世界”的上一代人的一致排外，尤利乌斯· 冯· 埃卡特感到惊诧不已。另一方面，1859 年举行的席勒节大获成功（尽管参议院和教会提出了诸多限制条件），从而证明汉堡的国家意识在增加，而普鲁士1870 年1 月取得军事胜利后举行的庆典，则标志着向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转移。然而，我们不应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独立主义对立起来：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汉堡也在努力凝聚地方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比如先唱《德意志之歌》，而后是《汉堡欢乐颂》；在19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退伍兵协会、体操运动员协会和其他协会还策划了一场游行，精心设计了“汉堡女神”和“日耳曼女神”等童话人物。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热衷于战争，很多汉堡的重要人物都曾受到他的接见，尤其是阿尔伯特· 巴林，一些汉堡家族于是成为贵族，或与贵族成为姻亲；俾斯麦被革职后，德国骤然掀起了一股对他的“狂热崇拜”，尤以汉堡为盛。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汉堡被“封建化”或“普鲁士化”了：对皇帝和帝国的忠诚与汉堡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传统并不矛盾。马克斯· 沃伯格曾在巴黎和伦敦的银行当学徒，他的兄弟定居纽约，整个家族在美国、英格兰、瑞典和俄国都有姻亲，但马克斯（五兄弟中的老二）并没有觉得这会影响他强烈的爱国热情。珀西· 施拉姆从孩提时起就穿英式服装，读《胖胖蛋先生》，但看到学校为色当会战纪念日和德皇生日举行统一制服游行时，他并不会无动于衷。珀西的叔叔埃内斯特在巴西居住了30 年，但他在1871 年还特意去参观了位于阿尔萨斯– 洛林的战场。次年，他在旧金山看到德国海军舰艇时（或在纽约看到歌剧《唐豪塞》时）还兴奋不已。 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结构，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1914 年之前，独立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能够并存了。汉堡在1867 年同意加入北德意志同盟，并于1871 年加入德意志联邦，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无疑利大于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汉堡数次被占领，而后在1849 年又被普鲁士占领，两年后又被奥地利占领，更不用说1866 年法兰克福的悲惨命运，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一个越来越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大陆中，自由市很难生存。汉堡面积仅占整个帝国的0.8%，人口仅占1.2%，它不必承担极为庞大的帝国军费开支，就得到了有效的安全防御。虽然在1867~1871 年的立法会议上，参议院代表极力反对普鲁士王国的“帝国主义”，但德意志帝国的25 个邦最初仅贡献了有限的非军事力量，并且主要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当然，汉堡在联邦议院仅有一名代表，对政治集权几乎束手无策；而普鲁士王国历届内阁和南德较大的邦对集权十分厌恶，这些邦的特权在1914 年之前暂时不会受到太大威胁。帝国的行政体系尚未发展壮大；统一德意志法律依然任重道远；各联邦州仍控制着治安、通信、教育和其他“社会”职能—汉堡的例子告诉我们，在1890 年左右，这些职能变得至关重要。当然，中央有时会设法对“自由汉萨市”加以控制，如对1878 年的反社会主义立法加以监管，1900 年后帝国议会中的“左派”批判了汉堡红灯区的合法化。但在其他方面，帝国和各联邦州非但没有凝聚在一起，反而渐行渐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国议会选举权和各联邦州有限的选举权之间的差距，这使（俾斯麦的用意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急剧减少，尤其是在城市选区的代表。作为由专家和工商界精英构成的党派，国家自由党在19 世纪70 年代大行其道，但在八九十年代，普选权和选举参与程度增加使得权贵阶层“受挫”，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大众政治体系，没有作出相应的调试。他们逐渐被社会民主党逐出了帝国议会，而汉堡商人则成了众矢之的：反犹人士给汉堡贴上了“现代的所多玛与蛾摩拉①”的标签；农民政党则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猛烈抨击汉堡反对征收关税的主张，甚至连女权主义者也在批判“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堡商人在1900 年之后退出党派政治活动，是在表达资产阶级的“非政治主义”，即通过质疑民主机构的合法性来为选举失败辩解。马克斯· 冯· 申克尔提出党派政治必然会“牺牲受害者”，令人无法接受—这在威廉德国时期已经是老生常谈；出生于吕贝克的公务员阿诺尔德· 布雷希特则更直言不讳： 那些住在北德的上流家族极少触及政治，除了偶然迸发出爱国热情和英雄崇拜主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他们批驳其他团体的主张，认为它们“政治化”，但自己却并没有提出“客观中立”的观点……国家自由主义者热衷于自由贸易、繁荣的工业、强大的海军和殖民地。社会民主人士是“全民公敌”，而天主教徒的“教皇至上论”则让人难以苟同。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任何人只要倾向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就都是政客。 阿尔伯特· 巴林坚称他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谨慎地行使帝国议会的授权，这番话并不意味着巴林要完全放弃政治活动，他只是在寻找一个不太敌对的环境来发挥自己的政治热情，例如外交和新闻领域，这样他就可以“在幕后”和首相比洛及德皇本人建立联系。汉萨同盟的资产阶级认为与“自由贸易、繁荣的工业、强大的海军和殖民地”相关的经济问题是重中之重，超越了政治问题。如果加入德意志帝国牺牲的政治利益微不足道，那么必然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汉堡资产阶级之所以转变态度，支持国家目标，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在1907 年德国工程师协会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人们在舞台上演出了易北河道的一幕幕场景，生动地演绎了当时的观念：在“德国奋发向上”的过程中，从易北河源头的芜菁甘蓝到迈森的陶瓷，再到汉堡的航运公司与工业企业，帝国所有的经济力量都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在汉堡最初融入帝国经济之时，准确地说是在加入关税同盟初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俾斯麦在1878~1879 年回归关税保护主义后，普鲁士政府着手进行统一行动，威胁汉堡如果不加入关税同盟，就要将阿尔托纳和圣保利区列为关税区。然而，约翰内斯· 沃尔斯曼在联邦参议院坚持不懈地协商，希望创建自由港的商业精英集团也采取有效行动，汉堡与联邦终于互相妥协，取得了对汉堡有利的谈判结果—尤其是联邦同意为修建自由港提供补贴。汉堡工商界仍然强烈反对19 世纪80 年代和20 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阻碍了谷物和其他货物经由汉堡进入德国，但自由港确保了德国关税不会扰乱汉堡的转口贸易。不仅如此，汉萨同盟的商业联盟之所以能够接受联邦的经济政策，也和俾斯麦在19 世纪80 年代勉强同意德国进行殖民扩张密切相关。阿道夫· 韦尔曼在关税同盟谈判中曾对俾斯麦深表怀疑，但他和这位宰相在西非殖民问题上看法一致，因此变身为“皇家商人”；汉堡商人（以威廉· 奥斯瓦尔德和尤斯图斯· 施特兰德斯为代表）在19 世纪90 年代的殖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时期，汉堡大力拓展了与西非和远东的贸易渠道。 德国修建大型战舰队被认为是强化汉堡和柏林之间的经济政治纽带的首要因素。在谈到提尔皮茨的海军舰队计划时，历史学家向来更关注它在德国内政中的作用，而不是它为造船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虽然有观点强调巴林及其同事的海军计划主要是为了对抗农业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但克尔认为，巴林和韦尔曼等人“转投”海军事业标志着他们在政治上向右翼转变。可以肯定的是，1898~1913 年的海军计划使帝国政府和德国各大船厂建立了独一无二的紧密合作关系。这一时期共建造海军舰艇86 艘，其中63 艘是由少数私人船厂修建的，例如：席肖船厂、伏尔铿船厂、日耳曼尼亚船厂、霍瓦尔特船厂和博隆福斯船厂（它还垄断了大型巡洋舰的建造）。当然，我们不应夸大海军对整个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它只吸收了德国钢铁总产量的1%~2%左右。但对于造船业来说，在私人市场低迷的年份，如1907 年，海军的采购量占到了总产量的25%；1892~1914 年，博隆福斯船厂总产量的20%以上都是由提尔皮茨订购的。于是，造船厂和联邦自然越走越近。虽然船厂形成的卡塔尔垄断远不及钢铁产业，但在与海军事务部的谈判中，五大船厂无论是单独出面，还是形成“德国海船造船厂联盟”，影响力都非同小可。1884 年，《邮政服务补贴法》颁布实施；1901 年，帝国针对逆经济周期的海军订单进行磋商；在1910 年的港口劳资纠纷中，官方首次出面干预；这些都表明帝国和造船工业的关系可以更密切。 那些在1914 年之前涉及资本输出业务的汉堡银行与帝国的关系也愈加紧密。当时的德国意识到，资本输出是在国际外交领域中发挥影响力的有效手段。正如阿尔伯特· 巴林在1914 年所言，英国和法国“用金钱征服了外邦，（从而）在政治上拓展了势力范围”；比洛在1908 年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是，谈到基于资本输出的国际政治，最积极的倡导者也许莫过于马克斯· 沃伯格了。1904 年，在日本政府为资助与俄国的战争而筹款时，他提供了大笔贷款，自此以后，他越来越专注于国际融资策略：“我做的事是任何一个正常的银行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那就是直接走进柏林的外交部。”由于沃伯格为德国政府控制当时的中国、摩洛哥以及葡属安哥拉的各种行动提供资助，因此，他当然有权利声称“我们比任何一个银行都更坚定不移地支持德国在殖民地的各种活动”，然而，连他自己也说，这种努力 “没什么回报”。1911 年，基德伦妄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主控地位，马克斯也卷入了这一系列事件，然而事实最终证明，德国资本市场与英法相比仍处于弱势，法国从柏林收回短期存款，导致股市骤然下挫。 德国金融市场在资本外流时表现出的脆弱性暴露了德国经济统一的一大矛盾。货币统一是19 世纪70 年代自由派取得的最为持久的成就之一，汉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马克的前身之一就是汉堡银行成立于1619 年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推出的结算马克。1870~1875 年，几经周折后终于出台了统一铸币体系以及成立帝国中央银行的相关法律，而汉堡的专家在此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例如商会的法律顾问阿尔弗雷德· 泽特比尔和马克斯· 冯· 申克尔；在帝国银行的董事会中有直接代表的仅有5 个邦，汉堡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着汉堡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19 世纪70 年代的德国货币体系体现了对立双方的相互妥协，如中央集权派和独立派、自由贸易集团和农耕集团、金（或银）本位制倡导者和复本位制倡导者，以及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因此，1875 年3 月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法》规定，帝国央行的作用是“调节帝国境内货币供应、为平衡国际收支提供便利，并且保证已有资本的充分利用”。但在实际操作上，中央银行却抛弃了实现这一统治性角色所必需的手段。就其在国际上的作用而言，中央银行本质上只是被动地为实行黄金/ 金币本位制提供平台。德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经济上依赖短期外债，再加上伦敦和巴黎把持着金融中心的地位，帝国央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极为有限，1907 年和1911 年末的危机就是佐证。同时，尽管帝国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双重限制（固定限额为2.5 亿马克，超出这一限额须缴纳货币发行税，同时规定了黄金或黄金替代品的储备比率应为1/3），但帝国银行对国内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极差，究其原因，一是帝国央行没有规定最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没有为政府短期贷款设限，因此，随着“大型”股份制银行的增长—如德意志银行、国家贴现公司、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以及柏林商业公司等，帝国央行已经无法监管如此庞大的信贷储备了；二是随着直接借记或“直接转账”系统的发展，德国的货币量事实上增加了，并且不受债券发行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1890~1904 年德国流通中货币的年增长率为3.2%左右，但银行中介业务的增加导致货币总量的增速更快。对汉堡来说，德国货币体系的这些独特性有三大意义。首先，在短期国际资本账户上，汉堡是净债权人，1907 年和1911 年使柏林货币市场受挫的那些危机并没波及到汉堡。其次，柏林渐渐控制了德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和帝国央行位于柏林的总部相比，汉堡分行的业务量持续下降；汉堡的很多股份制银行将公司总部迁至柏林。最后，虽然1890 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左右，但货币扩张（以及食品进口关税的提高）无疑激发了通货膨胀。民众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当时的研究者坚信生活成本增加与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的支持率上升有关。一位评论家在1911 年9 月这样说道：“一些人在谈论摩洛哥，而所有人都在谈论生活成本的上升。”尽管在1907 年之后，帝国首次采取措施提供用于普通交易的低面额纸币，但毫无疑问，人们用一天半的辛勤劳动换来半泰勒银币的时代已经远去，在德意志帝国银行诞生的20 年后，货币稳定的时代即将终结。 帝国的金融体系也陷入了类似混乱状态。对于汉堡这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城邦来说，俾斯麦的方案极有优势，即“让它更依赖各联邦州组成的联盟，而实际上将它（北德联盟）视为一个联邦”。联邦划分了财政义务，国家的财政收入仅限于对盐、啤酒、烟草、咖啡和酒精征税，不干涉25 个邦的财政预算；联邦《宪法》第70 条明确规定：如果联邦需要资金，它必须请求各联邦州“缴纳加入联邦的费用”（数额视各联邦州人口而定），或向联邦议会请求增设税种。俾斯麦想让帝国摆脱“挨个向各州讨钱”的窘境，于是进行了种种尝试，毫无疑问，汉堡政府统统反对。大约在1897 年之后，随着各级政府公共开支激增，联邦金融体系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1890~1913 年，德国公共开支总额的年增长率约为5.4%，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由14%升至近19%。虽然海军的国防开支有所增长，但事实上，联邦和地方的社会福利与基础设施支出增加是主要原因，此外，帝国政府的“纠集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来团结各政党支持中央政府，如为农民制定关税和退税政策，为商人送上海军订单和殖民地，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等。起初，所有三级政府的新增开支都要依靠借债：1905 年，帝国总收入的5%以上都是出售政府债券所得，1901~1903 年，公共部门发行的债券占所有资本市场证券的45%。公共债务在1890~1913 年由116 亿马克蹿升至267 亿马克，其中各联邦州的债务占一半以上（见图1.4）。偿债负担加重（占1913年总支出的11%），同时资本市场压力过大，利率升高，而债券价格走低。但是，两股政治阻力导致财政体系改革无法推进；一是因为各州不愿放弃对直接税收的垄断；二是要获得联邦议会对税收改革的支持，就要作出政治让步。虽然经过1908~1913 年漫长的政治斗争，联邦开始征收遗产税、少量增值税以及一次性的房产税和所得税，但财政收支状况仍对联邦不利，其直接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绝大多数（近60%）仍然来自间接税收。 财政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廉时期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汉堡政府和工商界在该问题上的责任不亚于一些大联邦州和利益集团。汉堡参议院以独立主义为由反对1913 年的国防税议案；而汉堡商会虽然乐于见到军费开支增加，但却极力反对征收金融交易税和营业税。以马克斯· 沃伯格为代表的一些人试图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于是沃伯格小心翼翼地向德皇提出财政改革问题，不料德皇勃然大怒，回复道：快“破产”的是俄国不是德国。沃伯格成功说服商会支持汉萨同盟，在国会就财政问题进行辩论时—也正是这场辩论把比洛赶下了台—他起草了一份谴责当时财政僵局的备忘录，并在文中预言“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财政政策，我们就犯下了抢劫罪；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偿还这些损失要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偿还的话”。但沃伯格坚决维护各联邦州在直接征税方面的特权；由于他拥护立宪制，马克斯· 冯· 申克尔等更加保守的人士将他视为异己—无论进行财政改革是出于哪种经济原因，几乎没有商业团体愿意接受立宪制，因为它意味着集权化和国会权力的增加。 有人提出威廉时期的德国领导人企图通过对外扩张政策来转移人们对内政僵局的关注。当然，汉堡的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加入了“泛日耳曼同盟”、“海军联盟”和“陆军联盟”等组织，似乎表明国际政治促进了“民族”精神在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至少在初期是这样。阿道夫· 韦尔曼、阿尔伯特· 巴林和威廉· 奥斯瓦尔德等工商业巨头在汉堡成立了“海军联盟”，该联盟包括来自参议院、市议会、各商会以及主要资产阶级团体的代表，由退伍士兵、自由派人士约翰内斯· 费斯曼市长担任主席。1892 年汉堡带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也有类似的“权力结构”，成立于1913 年的“陆军联盟”也不例外。它们仇视反战运动和犹太复国运动，视其为“反民族”运动。但是，汉堡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和英国的友好关系，而1914 年之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对抗”情绪越来越高涨，令很多城市精英难以忍受；从1911 年起，参议院与“海军联盟”和“泛日耳曼同盟”公开划清界限。早在1909 年，巴林就在担心海军计划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我们现在扩建海军会给两年后的德意志带来什么？一场金融灾难？还是一场战争……如果我们不（与英国）达成谅解，就必须马上进行财政改革，通过改革，国内局势才能发生重大转变。 大约在同一时期，英国海军部也制定了一项战略，并宣称“必然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德国的海上力量”：“过程也许会漫长，但我们庞大的海军会‘彻底’剿灭德国人—汉堡会变成一片荒芜之地，街道上杂草丛生。”德意志帝国的财政出现危机，更严重的是，军备政策又导致国际关系的急剧恶化，而这些都是汉堡面临的重大威胁。 在1914 年之前，加入联邦无疑让汉堡获得了经济利益。自1890 年之后，帝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8%，出口增长率则更高，为4.9%，对大型转口贸易港口来说，这是一块理想的腹地。在这个意义上，汉堡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化”实属必然，当然，更恰当的说法是“日耳曼化”。教育和政治手段已经使民族主义深入人心，汉堡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呈现出新特点，而传统的独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仍然固守其阵营。“汉堡女神”和“日耳曼女神”的表面和谐掩盖了联邦政体深层的结构问题，尤其是货币和财政体系上的缺陷。德国马克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它却沦为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信贷的牺牲品。联邦财政结构犹如一栋重心过低的大厦，那些不民主的州和市镇通过直接征税大肆敛财，使资本市场“过度膨胀”，而联邦则更易受到来自民主议会的指控—用百姓的粮食来为军国主义埋单。吸引汉堡加入联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更有安全保障。然而，由于财政体系的缺陷，德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小于法国和俄国。第二章讨论的就是这种结构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