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支撑一个经济体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着它的潜力极限，但不是每个经济体都能达到该极限。经济体不会自动自发地发展，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满足所有的基本条件，但是你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使这台巨大的机器运转起来。比如，你可以制造出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快、最时尚的跑车，但要想开动它还需要添加燃料。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就是永动机工作的过程：结合一定数量的工人、原材料、设备和资金，使得工人的工作效率达到最大化，由此帮助他们达到尽可能高的工资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再想象一下，你不能指望跑车不加油就能跑。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所做的那样，你也需要给跑车添加一定数量的油和水。 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一个国家能够使用的资源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与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或者其他深层次因素无关。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资源可能会出现短缺和过剩，但它的发展潜力仍然是不变的：一辆时速可达200英里的跑车，即使油箱空了，它也还是一辆每小时可以跑200英里的跑车。但是，这些短缺和过剩，以及国家处理它们的方式，将决定该国是否能实现潜力以及以怎样的速度实现。 当超级大国和那些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体都努力实现它们全部的经济潜力时，它们就需要有丰富的、稳定的可流动资源—有时这种需求会超出所在地区能提供的资源总量。工厂需要矿产和金属，人类需要吃和穿，而所有这一切又都需要能源和水来维持。已经有几个无法提供自身所需（或者是想要）的所有资源的国家，也有部分商品充裕但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前者正在努力扩展在后者中的经济影响力。然而，长期而言，对资源的狂热攫取很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 就欧盟和美国而言，对资源的攫取主要通过私人企业、国际贸易及投资协议的回馈。也不全是这种方式—美国和几乎所有欧盟的早期成员国都曾是殖民大国。政府和它们的财团，例如，阿比尔刚果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管理在其势力控制范围内的外国资源。然而最终，政治、道德和经济危机使得它们的殖民统治不堪一击。 在20世纪60年代，当传统殖民势力放弃它们对非洲持续有力的控制，发展中国家洋溢着一股不受控制的乐观主义。那里的人民有了自治权，不仅仅非洲是这样，拉丁美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采取一种渐进的发展路径，将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曾经被殖民势力掠夺和控制的那些资源—投入到基础建设、教育和公众健康领域。非洲各国首府开始兴建起第一批摩天大楼，拉丁美洲各国在一些闭塞落后、人口大多为文盲的地方建起了小学，东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土地改革，使一些佃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积极的场面。在一些国家，民主选举出的领导人，例如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利用西方或苏联的支持巩固自己独裁、腐败的统治，经常是持续几十年。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玻利维亚、缅甸、乌干达，军人利用民选政府陷入丑闻或政治僵局时出现的民众不满和权力真空，趁机控制了这些地区。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许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医疗、教育和基础建设成为它们优先发展的目标。在一些旁观者眼中，这种再分配的倾向看上去就像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有些也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社会主义是除了曾经统治过他们的资本主义—更多时候是贪婪的商业主义的代名词—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苏联非常乐意帮助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阿富汗建农机厂、在几内亚建理工学院、在印度建钢铁厂、在印度尼西亚建医院、在马里建体育馆，还在埃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阿斯旺高坝。正如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马歇尔·戈尔曼在1965年所写的那样：“俄国人拥有让世人瞩目的能力。” 当然，苏联的援助更多的是冷战的结果，而西方国家则常常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作为应对。不可避免的，许多政客和将领认为这些援建是亲社会主义的行为，不过是苏联玩弄的陷阱。他们将之视为威胁。他们当中的鹰派主张干涉新政府，使得其中的大多数左倾人士难以立足。有些国家在西方的扶植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比如智利的萨尔瓦多·阿兰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古斯曼、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只有少数一些较为理性的民主政府幸存下来，还有一些则致力于将殖民者扶植上去的那些糟糕的继任者赶下台来。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很快开始暗淡下来。 除了冷战和内部政治的困扰以外，还有几个原因促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由于苏联和西方政权之间的代理之争，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存在着边界冲突。干旱、饥荒、瘟疫也席卷了世界上那些仍然贫穷的国家。金钱援助经常管理失当，被浪费在一些无用的项目上，或者是被上层集团汇入海外银行账户。这一切又导致世界银行等组织不再将贷款或经济援助给予那些腐败不断的政府。 令情况更加糟糕的是，对于前殖民地的出口产品，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市场的边境并不是一直开放的。由于担心质量和卫生安全问题（有时是合情合理的，但更多的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来自那些贫穷国家的农作物和纺织品无法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这个问题今时今日仍然存在。确实，美国对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产品采用零关税政策，欧盟对其位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前殖民地也是如此。但是，自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很多国家对于进入本国市场的动植物产品的准备和检验制定了近万条的新条例，仅美国就有大约2 000条。 发展中国家真正致力于发展出口产品时，它们提供的大多是能满足世界各个地区需求的产品，例如矿产品、金属和燃料。然而，腐败、独裁的政府常常令这些钱被高级官员所浪费，而不是用于改善民生。以尼日利亚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30年间，出售石油所获得收入中有3 000亿美元去向不明。 如果殖民时代是经济最不公平的时期之一，西方资本的殿堂建立靠的是数千英里之外的民众的资源和人力资源，那么在旧殖民主义之后的时代也不见得有多好。一些国家仍然努力维持自身的稳定，大步奔向未来，虽然未来不一定是它们最初设想的样子，也不见得能按它们计划好的速度前行。 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政府控制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源—矿物质、金属、燃料和可耕种的土地，但是它们可能缺少资金，无法将这些资源投入到有助于发展自身经济的项目中。它们面临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调动自身本就贫乏的人力资源、技术和资金，尽全力将这些资源变成可赢利的项目：发展劳动密集型，而不是高度自动化的农业和矿业，小规模地勘探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投入大量设备建石油钻探平台。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当本国人民看到邻国迅猛发展的经济时难免会不满。第二种选择是，接受来自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但是，这些组织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往往还附带一连串的条件：递交新的规划，详细报告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还要承担几十年的沉重债务。 第三种选择是，允许外企进驻本国市场：外企分公司、合资企业、直接投资、私企，甚至出售国有资源。这是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选择，因为政府可以预先获得资金开发资源，自己却不用进行任何投资。例如，开采一块天然气田可能需要花费100亿美元，但是，这些天然气经过萃取，在几十年间，却能卖到相当于当前币值500亿美元的价格。一个后殖民主义政府可能没有资金或相关专业技术来开采天然气，因此它可能会求助于海外援助。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卖天然气田的开采权和天然气的销售权。 最终拍下的买家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也可能是一个大财团，甚至还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国家代理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家拍得的天然气田不一定还值500亿美元。它可能贬值，可能只值200亿或300亿美元。买家提供给政府的就像是谚语里的那只握在手里的鸟，伴随着的还有双鸟在林的美丽承诺。大多数的政客都欣然接受。 想象一下这样做能给那些政客带来的好处。如果政府决定靠自身的力量来开发天然气田，财政税收要到他们卸任多年后才会开始流向国库。而通过接受预先付款来代替预期财政收入，这一届政府将有能力降低税收，有资金投入到社会公益项目，增加就业岗位，投资于国民的未来—而他们的继任者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一届政府只有一次机会发挥自己的影响，留下持久的遗产—至少可以持续到某一届政府找到更多的自然资源储备，将整个过程再重新进行一遍之前。这种观点对腐败只字未提，而腐败是那些不太诚实的政客尽早追逐财政收入的额外动机。 毫不意外第三种选择经常拔得头筹。最近几次，新成立的民主国家政府（例如东帝汶和伊拉克）已经将未来数年内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石油开采权卖出了。投标人和买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巴西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这类发展势头强劲的企业也参与其中。而且，被出售的不仅仅是石油。例如，中国矿业公司以270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纳米比亚铜矿的控股权。有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安哥拉将大片可耕种土地卖给了国外农场主和投资者。该国政府在国际新闻频道上播放了一系列广告，它们的广告标语是：“这里正是你梦想中的土地，肥沃，而又多产。” 买家们简直是太愿意效劳了。对于安哥拉和乌干达出售土地，苏丹和民主刚果很快加以效仿，也达成了几笔土地出售交易，而南非农业部长蒂娜·乔马特–彼得森则表示，她的政府“鼓励这种形式的扩展”，并想“确保我们拓展农业商业化的基础”。不仅是邻近国家对此感兴趣，一些国家不惜离家万里去寻找它们所需的资源。几年前，当沙特阿拉伯政府为其国民寻求新的粮食资源和水资源时，它们找到了巴基斯坦和苏丹。引用一位当时巴林农业部官员的话说就是：“这些国家拥有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而我们拥有资金。” 食物不是这些买家对土地感兴趣的唯一原因。这些买家也将购买土地看成是从源头上控制能源，而不是深埋地底的能源本身的一种方式。一家德国财团正在打造一个预计耗资超过5 000亿美元、横跨北非数国的太阳能田，由此产生的电力将直接供应欧洲，而身为这片土地主人的那些非洲国家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能源问题。 如果说在这些交易中，卖方感兴趣的是触手可及的现金，那么买方所关心的则是能为未来的发展留下稳固的、珍贵的资源。然而，它们参与到这些大多处于低技术阶梯的发展中国家中来，却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忧虑。这些投资方不仅仅是寻求自身发展壮大的外企，也有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的代理商。它们参与其中是为了方便在将经济关系转变成政治关系的时候施压。在欧洲殖民主义消亡半个世纪之后，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出现了。这次，殖民者不再使用武力进行统治，而被殖民国家进行的是自我贩卖。 一般而言，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将资源卖给海外买家对日常生活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这些新的关系常常是不平等的。中国、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排名在世界前35位以内。它们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它们高速发展的经济与自身新兴市场中活跃着的现金流相结合，比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更迫切地需要进行海外收购。在这些收购中，它们的政府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主要是通过对农产品项目的控制，以及对国有能源企业的控制。在中国，也就是对国有矿业公司的控制。 迄今为止，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引领着这些海外收购。据新闻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和代理机构花费了至少10亿美元用于购买和发展矿业、燃料储备和可耕种土地（农田、水稻田和种植园），主要在以下国家：安哥拉、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几内亚、伊朗、伊拉克和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官方在马来西亚的石油以及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尼、苏丹和土耳其的耕地上投资了几十亿美元。成千上万亩土地被转让，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长期的租赁。
不可避免的，通过零星的购买而不是大量收购，这股新殖民浪潮将近似强制性地促成经济和政治上的约定。虽然难以估算出新殖民协议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但专家还是警告说，有关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殖民计划可能不会达到所有者原先所设定的目标。例如，它们可能为了追求在短期内达到最高产量，而不去谨慎地使用土地、森林和水库，以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 甚至“被殖民”国家的国民可能会有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危险。想想柬埔寨北部农村的农户的处境吧，他们世代都耕种着同一块土地。假如你询问他们或者他们的邻居，每块土地的所属关系都毫无疑问。然而，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纸证明以表明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上法庭也争取不到任何合法权益，而且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文盲。因此，“殖民者”能直接从政府手中收购大量的土地，也许会到处行贿以加快收购进程。例如，在非洲、俄罗斯和南美洲大肆收购土地的韩国政府代理商就曾将柬埔寨当成它们的目标之一，那些柬埔寨农民甚至要等到“殖民者”，或者那些本该保护他们的警察或军队将他们从土地上逐出才知道土地已被出售。世界银行曾在柬埔寨启动一个项目，在几年内将100多万亩土地的权益授予贫苦民众，但是，柬埔寨政府却在2009年终止了这个项目，只因为城市面积需要扩大，就将数以百计的贫苦家庭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家园。 殖民者一旦在一个国家建立了立足点，他们就开始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远不只是通过贿赂安抚官僚那么简单。2008年年底，有1 000多家中国公司在南非注册开业，它们承诺将总共带去5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一项投资是一家中国银行收购了南非最大的贷款银行—标准银行20%的股份。大体上，这种规模的投资已经足以控股一家上市公司。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南非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在10年间中（国）南（非）贸易总量增长了10倍。 沙特阿拉伯、韩国等国的国家代理商热心于土地交易的事实，是确定这些殖民关系而不是商业关系的关键。假如一家跨国公司收购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土地，它就可以通过影响当地政府从而影响与它的业务相关的政策，但它可能不会费力地去影响那些自身有问题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上与之密切合作。即使它们想，又能有什么威胁呢？从这些国家撤资吗？凭借投资商、出口商、军火商、地区强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多个角色，中国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新殖民者收购的土地面积大得令人敬畏。这并不意味着沙特阿拉伯等其他潜在殖民者会买下整个国家，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在他们扎根的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刚果人民以及他们的政府只要得到可观的补偿就不会对外国投资有所怨言，而处理这么大一笔资金的流入并非总是易事。想想要是直升机突然在民主刚果上空到处空投10亿美元现金，那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从短期来看，可供刚果人民购买的物品数量依然保持原样，你不可能一夜之间让一个国家的总产值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也不可能一天内进口数量太多的商品。新涌入的大笔资金迅速地被用来购买数量相当的商品及各种服务，只会出现一个结果：价格上涨。 之后，为竭力满足人为的需求增长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着丰富石油储备的挪威，把向海外销售原油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投资。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不可能总能吸收这样的资金流入。一个明智的政府可能会把这笔钱省下来，投资到一些能提高经济增长及促进人类发展的工程项目中，因为这些工程项目可以开始实施了。 除了出售土地所得资金之外，被殖民国家在新约定下还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国家时而被无情地掠夺，国民被虐待和奴役。他们无权接受教育，在殖民地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其唯一目的在于让殖民者获益。新殖民者可能不会在自己接管的领土内奴役当地人民，但也不可能觉得自己有多少义务去改善殖民地人们的生活水平。迄今为止，中国和沙特愿意提前支付资金，然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经济建设中。 确保当地人以某种方式受益于这种关系的责任，完全落在殖民地国家政府肩上。假如殖民者能费尽心思确保它们只投资于拥有致力于民主政府的国家，倒是好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有这些方面的考虑，一些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如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学者杰弗雷·萨赫斯，依然认为新殖民投资利大于弊。的确，历史发展表明这些投资对于殖民地国家会产生一些长期正面的影响，尽管效果取决于殖民国家。当英国人管理这些国家和疆土时，他们通常建立一套与本国类似的法律制度，这套法律制度以源自大宪章的通用法律传统为基础。这一法律传统强调个人的各项权利，并允许通过案例法逐步发展完善。相比之下，法国和德国殖民者严守自己的法律传统，主要源自国内的法律制度，其前身包括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这些法律条款更为抽象，只要法官和统治者觉得合宜，就可以自己解释这些条款。 在后殖民时期，具备通用法律体系的国家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他们被强势或腐败个体为个人私益而颠覆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经济体系发展得更完善，这种发展反过来为资本市场及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变成殖民地国家并非一定对自身有利，但从以前的英属殖民地来看，这至少遗留下一笔有用的财产。 这一皆大欢喜（抑或结局差强人意）的例子不可能在新殖民浪潮中得到复制。对先行者而言，他们目前正在拓殖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已经正常运行。这些殖民者不可能废除已有的各种制度，从而建立自己的机构。即使他们有这一能力，这些机构可能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海湾国家法律制度通常是在宗族和伊斯兰法律基础上发展而来，宗族法律和伊斯兰法律没有一项特别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建立或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些发现恰好符合当今经济学类书籍共有的一个极为流行的观点。该观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从进口经济体制中获利，例如自由市场、强烈的产权意识，还有富裕国家对投资商的保护。到目前为止，一些发展中国家将自家的领土变成了经济实验室，用于实验那些今后可以广泛应用的试验性政策，就如同印度的特别经济区，还有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另一些国家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企业联合办公司的方式，允许外国实践慢慢渗入本国商业环境。 的确，即使最典型的殖民方式—通过购买或其他手段来控制他国土地—在适当的环境下也能提供帮助。经济学家可能会反驳说，例如从19世纪早期的海地革命开始就以小自耕田为基础的海地农业，也将从收购中获得好处。外企可能将那些小块土地连成大型农田，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耕种，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以从事资本集约、高价值的职业。用这种方式，殖民主义将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技术阶梯的上层位置，摆脱家庭小块耕作、只能维持生计的农业方式。 当然，那些人中有很多人宁可紧紧地守住自己的土地。然而，危险始终存在，那些外企和外国政府会沉迷于一些在它们自己国家不被容忍的行为—过度开采本地资源而不考虑长期的经济效益。毕竟，它们实质上就是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就像曾处于鼎盛时期的德属东非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 在新拓殖的那些地区，被殖民国家的民众对新殖民主义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一目了然。他们的反应决定着这种殖民关系的未来，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相关国家的未来。 对被殖民地区的民众而言，最明显的是本国大量资源被出售，迄今为止，却还没有一个国家将出售土地或自然资源所得的资金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一个政府说：“我们将1万公顷的土地转让给了沙特阿拉伯，所获得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在全国范围内新建100所医院。”很自然地，你会期望这些国家能运转得更好，腐败能更少一些，并且政府更负责任，能更加合理地利用这些资金，就如同它们已经在使用的那些资金一样。有一些国家，例如智利和加拿大这类民主国家的政府已经能感受到民众有着很强的自信，而加蓬和缅甸这些国家则不一样，这些国家都是由前任总统的儿子在统治，而这些现任总统都是在前任总统死后，通过颇受争议的选举及军官团的支持才登上总统宝座。 当出售自然资源并未能带来国民基本生活标准的提高时，国民的反应就会偏于负面。我们已经看到大量此类现象的证据，这些证据能表明这些合作交易并非严格的殖民主义。例如，正在尼日尔发生的叛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尼日尔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没有将附近一家开采石油的合资企业的利润与当地的几个部落分享。2006年，在东帝汶，政府面临骚乱就是因为将近海石油开采权出售后获得的大量资金未能及时转化为工作岗位，提供给占当时劳动力总数近1/5的失业人员。财富未能转化为福利的原因各不相同—尼日尔是因为疏忽和腐败，而东帝汶是因为担心国内经济无法仓促吸纳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造成的结果却是相同的。 尼日尔和东帝汶都用不完本国所产出的石油，故而不存在短缺问题。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这些国家实际上出口的是它们的国民所需要的和日常使用的东西，比如食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例如，当自己的国民在忍饥挨饿时，沙特公司在沙特人收购的苏丹土地上取得粮食丰收，而他们的粮食只出口到沙特国内，苏丹人民会作出何种反应？2008年年初，全世界有幸能够一窥答案，当时食品价格过高导致非洲、美洲、亚洲的一些国家出现抗议和骚乱，在国民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同时终止了粮食的出口，至少在短期内保证本国的国民能有食物果腹。巴西、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停止谷物运输，不出所料，这引发了极为依赖进口的沙特阿拉伯的抗议。 然而，暂时性的中止出口对那些新被拓殖的国家而言，也许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真正控制本国的出口时，这种选择根本就不存在。新殖民者们签订的合约大多数赋予它们对农场、矿场或能源储藏等产出的长期或永久所有权。受限于被殖民国家的经济状况，违约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也许会比本国国民没有食物果腹更为严重。 然而，确实有些国家会违约。政客们通常都是优先考虑他们自身的权力，所以他们宁愿惹恼外国势力也不去冒竞选失败或政变的风险。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政府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政府在民众中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就是因为他们将被国外企业控制的资源和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并迫使这些外企接受微不足道的赔付或直接将之驱逐出境。在那些徘徊在自给自足边缘的国家，还有一些未能将本国经济转变成除了被殖民势力控制的产业以外的产业国家，采取这种做法的压力是最大的。当被出售的资源被证明价值远远超过起初的预期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迄今为止，铜这种材料因为结合了导电性、延展性和低廉的价格这一无可匹敌的特性而供不应求。中国正在全世界快速地获得大量的铜矿。假如铜的价格突涨，那些将铜矿卖给中国的当地人也许会贪婪地回想那些资源。价格上扬时，即使商品有毒也有人铤而走险。 殖民地反叛时会发生什么？当南非境内的外国石油、天然气、钢铁和水泥公司被收归国有时，他们本国政府只会提出几声温和的抗议—也仅此而已。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殖民势力的政府也许不会这么容易就屈服，但是它们选择增强自己的经济特权也是应有之意。沙特阿拉伯会派遣军舰和军队前往印度尼西亚保护它的农场和稻谷吗？它会简单地加强农场的安全保卫力量逐退当地的入侵者，以便将自己的领地当成殖民地更清晰地勾勒出来吗？或者，它会以石油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身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迫使印度尼西亚人作出让步吗？假如印度尼西亚政府作出让步，它的人民会反叛吗？国民们饿着肚子，而政府却允许外国势力将他们曾经的土地上产出的粮食出口，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了。为了填饱国民的肚子而又不触怒他们的殖民主子，被殖民国家的政府也许会发动战争去征服他们的邻国。 对了解殖民史的人们而言，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些殖民势力让领地独立不仅是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从开放的市场上购买商品比管理千里之外的外国土地更容易些，尤其是在越来越难以制止军火流入这些地域的情况下。冲突不是殖民者会慎重考虑的唯一因素。原材料也没有殖民者原本希望的那么充裕或易于萃取。技术变革使得一些燃料和金属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也因此不再那么贵重。人们的偏好也会变，今天购入的资产也许明天就不太想要了。这种不确定性在被殖民者与殖民者换取现钱时始终存在，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带来的风险是同样的。 然而，这种风险似乎并没有抑制住殖民者的激情。他们就如同政府在转让土地时担心自己的政治财富一样。假如殖民者不能给他们的国民提供足够的食物，或者是为维持工厂的运营提供足够原材料，他们就会被从权力的位置上逐走—在类似沙特阿拉伯这种非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中，也许会是强制性地逐走。至于被殖民地区，短期内保持稳定是首要任务，未来也许还会出现别的什么人的问题。 然而，长期而言，有很多办法可以保护殖民投资。最浅显的方法就是保持被殖民地区的稳定。至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殖民者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或同当地政府合作，利用自己新的影响力改善被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然而，这种合作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培训当地人在被殖民地区从事一些高技能要求的工作，资助被殖民区域的社区公共健康和教育事业，将出口获利分出一部分给当地民众和市政官员，或者与政府签订协议，长期资助殖民区域以保证利用这些资金提高生产能力。 对殖民势力而言，在目前殖民潮还处于初期阶段时，考虑这种项目是必需的。假如他们现在不为殖民地稳定构建经济和社会框架，将来殖民地出现冲突时，就只能有唯一的选择：动用军队。 另一方面，那些潜在的被殖民国家需要好好考虑如何保护本国不被掠夺。可以直接拒绝，可以制定法律保护国民的权益，从环境条例到工作地点安全条例。还可以通过限定最低工资或对新企业征税的方式，确保本国国民能从国外投资涌入国内的浪潮中获益。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可能会使投资商在将资金投入一个国家之前变得更为谨慎。他们可能宁愿找一个限制更少，能让他们保有更多利润的国家去投资。即使是最为善良的政府也要仔细权衡：更多的资金流入与国民面临更大的风险。 至少，面临殖民风险的国家可以保证本国国民保住已有财产的产权，如同世界银行及其合作伙伴在柬埔寨努力尝试的。然而，即使被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能得到保护，仍然会出现新的影响。当前，沙特阿拉伯在海外还没有成千上万的安全防卫力量，一旦它明白需要保卫自己的新领土，就可能改变这种状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殖民关系将会破裂。与沙特阿拉伯有这种交易往来的国家一共有22个。在世界银行的《政府事务》报告对212个国家和地区就腐败（可被解释为“以权谋私”和“精英分子和私利攫取国家利益”） 控制力度的排名中，这22个国家只有5个不是排名在后半部分的。这些国家的政府真的会将出售自然资源获得的财政收入用于帮助本国国民吗？不可能。在这些新殖民约定中，这些国家的民众会是最终的失败者，而当他们忍无可忍挺身反叛时，殖民者也会遭受损失。因为依赖殖民地生产他们所需的商品，殖民者会发现他们自己面临商品短缺和同样愤怒的家乡人民。到这个时候，殖民主义产生的结果同一个世纪前的也就基本相同了：经济掠夺、发展滞后、区域动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只能不情不愿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