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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的篇幅中已经数次提及CAGE框架的研究基础。对CAGE框架的研究主要涉及经验研究（如今已包含了1 000多个经验研究），应用“重力模型”研究双边来往。这样的模型类似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国家间往来和国家的生产力（通常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联系起来，用的是一种符合测量的方式，将距离分为表3–1所示的各种类型。我倾向于把这些“重力模型”定义为“距离模型”，因为我们最关切的是究竟哪种距离最为重要，有多重要。不管怎样，这样的模型能够帮我们解释，为什么美加贸易关系如此紧密，也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可以有1/2~2/3的差异量。这些重力模型最终被广泛接受，并被形容成“可以为经济学提供一些最为清晰可靠的实验研究结果”。 下面给读者举一个所谓“距离模型”的例子，让我介绍一下我所负责的一项调查的成果。我首先验证了所有经济体的大小程度，然后估算所有“国家对”之间贸易的敏感度，数据库中有详细的各种距离的数据，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行业层面的。这里我所介绍的是国家层面的距离。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地理距离，或者说物理距离。这里我们得出了一个程式化的事实：两地的地理距离增加1%，会导致两地贸易下降约1%。换句话说，就是距离敏感度是–1。这一特殊的数值简化了运算：表示贸易密集度与地理距离成反比。让我们用这一系数来解释美加贸易的例子，我们还记得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的距离，仅为随机抽取的“国家对”首都距离的1/10。所以说，如果距离系数为–1，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密集度应该是一般国家之间贸易密集度的10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智利也像加拿大一样，和美国毗邻，那么美国和智利之间的贸易也只有美加贸易的6%。 也就是说，距离（或者亲近程度）的测算还包括其他方面的考量。据我研究，使用共同语言的两个国家的贸易量要比语言不通的两个国家平均高出42%。如果两国同为一个贸易集团的成员（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比不同在一个贸易组织的两国的贸易高出47%。共同的货币（比如欧元）会增加两国114%的贸易。如果两国曾有殖民关系，则其贸易会比平均水平高出118%，即使很多殖民关系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已经瓦解了。腐败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方面的差异也会抑制贸易量的增长。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其贸易要比不接壤的两国高出125%，这比之前提到的地理距离效应的系数还要高。对基准线的测算表明，人均收入的差异对贸易密集度会产生积极作用，但特殊情况下并非如此。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我的网站（www.ghemawat.org）看一看这些数据和其他测算结果，体会一下其背后的含义。梳理这些数据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排除单纯只看地理距离，而关注以上提及的5个系数。按照这几个系数测算，如果两个国家在这五方面都完全契合，其贸易将比在这五方面都存在差异的两国高出28倍。因此，谈到贸易，就必须考虑两国的距离和亲疏远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物理距离被我们排除在外了。 很多学者已经把类似的重力模型（距离模型）应用于其他的国家间往来了，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跨国融资、主权借贷、专利引用、电话呼叫、迁徙模式，更不用说汇款、电子商务、国际航运甚至战争。针对这些国际往来的研究都没有对国际贸易研究得那样深入，传统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寥寥无几，这就证明确实有很多广泛的内容都可以用距离定律来研究。 第一个内容就是，地理距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举足轻重。或许除了信仰世界2.0的极端主义者外，其他人都会相信地理距离将会影响贸易。但是，如果说虚拟的金融和信息流通也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这就不是人人信服的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据估计，金融流动对地理距离的敏感度一般在–0.5~–1.0，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借贷比证券投资下降得快。实际上，有些研究表明，与其他值为–1的贸易基准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对距离的敏感度更高。更令人惊讶的是，电话交通的距离敏感度和贸易可以同日而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绝对数值来看，移民的距离敏感度确实较低，约为–0.25，大概是因为大批的来自东亚、拉美、中东和北非的移民迁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居住，这些是跨地区的移民现象，而其他的基本都是限于区域之内的。对于知识流动，通过各种测算方法，最终得出其距离敏感度略低于贸易。以上参数均表明，自然距离的增加会导致流通强度的降低，其意义不容小觑。 第二个内容就是，此前提到的贸易中的其他距离，尤其是文化和行政距离。这些距离都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知识及其他的跨国流动的缩水。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共同的语言会使双边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43%，殖民关系则会引发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18%，法律渊源所促进的增长率为94%。实际上，尽管文化、行政方面的距离不可忽视，但对外直接投资必然还会发生，而且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单独的公司，还有当地合作伙伴的合资公司。这和第二章讨论的谷歌的例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讲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贸易问题：我们看到谷歌克服各种问题，尤其是文化、行政方面的差异。再举一个关于敏感度的例子，如果我们想看看所有仅在一个国家驻扎的美国公司，那么那个国家60%是加拿大，10%是英国。这就证明，对外直接投资所受文化和行政方面的共性的影响，甚至比贸易还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