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章和第三章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并不如很多人想象中全球化程度那么高，并分析了国家之间的文化、行政、地理和经济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跨国一体化的实际水平。基于这两点论述，本章将对于进一步的一体化进行案例分析，以说明通过减少国家之间的壁垒和增加国家的开放程度，我们可能获得多少收益。 当然，只有在世界3.0的背景下，思考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才有意义。对于世界1.0的信徒来说，他们趋向于要么忽视跨国互动，要么限制或推翻跨国互动。而那些仍然坚持世界2.0的人大概认为一体化进程过快，以至于更多的开放已经几乎不能够再增加什么收益了。 那么从世界3.0的角度看，首先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先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收益预估。在陷于停滞状态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公开的提案可能带来收益的标准预估趋向于下滑到500亿~1 000亿美元，而商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可能带来的收益范围将达到1 000亿~3 000亿美元。尽管预估的收益额看似非常巨大，但即使是预估范围的上限，它仍然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数额。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像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都各自向“坏账银行”转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随后为了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又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更准确地说，多哈提案的预估收益大约只占到了世界经济60万亿的0.1%，或者大约等于地球上人均10美元的总和，甚至完全自由贸易的预估收益只占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0.5%，或者大约等于地球上人均50美元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分析模型显示，例如美国通过税法改革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0%。因此，上述收益额的预估还是要远远低于基于此种模型所计算出的收益额。最后，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由于整体关税的急剧下降，以及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东亚经济的增长，商品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预估收益开始逐渐减少。 根据上述预估，我们假设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他具有某种程度上为选民服务的意愿，但是很明显，他也不会漠视个人的政治生存。对于这样的政治家，假设如果他能够完全解除对商品贸易的控制，那么就给予他国内生产总值0.5%的增长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政治家会接受这种做法。通常情况下，可能不会有很多政治家愿意这么做；在高失业率时期，或许根本就没有政治家愿意采取这种政策。 这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的标准预估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些预估并未完全考虑到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这是由以下六个广泛意义上的原因所造成的。第一，相对于这些预估分析模型，我们拥有一套更为广泛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杠杆。第二，尽管传统意义上人们都习惯于关注交易量和成本效应，但实际上跨国互动可以带来一系列更普遍的经济效应，正如本章中在商品贸易的特定环境下所做出的详细论述。第三，超出通常所关注的商品贸易范围，同时关注服务贸易，以及除了跨国贸易之外的跨国流动（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能够增加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第四，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开放的经济价值，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开放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第五，跨国一体化不同渠道间的互补作用（正如后面将会提到的在贸易和移民间的互补作用）表明，对单个渠道进行分析将会低估整体效益。第六，我们承诺，在未来要逐渐消除贸易壁垒，这是在几十年的全球贸易谈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果将会巩固一些过去的收益，并同时维持心理动力。 核查所有这些疏漏之处，并对它们其中的一些赋予很粗略的量值（对于其他的则运用本章后面所引用的研究）。我认为，开放所能够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先前所预估的1 000亿~3 000亿美元的好几倍：每年的收益等于地球人均几百美元（可能还没到1 000美元）的总和。然而除了这些数据或者其他数据，更为基本的一点是，我们过去所使用的估算潜在收益的模型已经过于狭隘。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首先需要对标准预估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的数学模型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非常有用的。 用简化的模型考察现实的世界 以上介绍了开放贸易能带来收益，其基础是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是使用计算机计算整个经济中供求和价格，或者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在多个经济体之间的供求和价格。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需要复杂的建模过程。所以，世界银行的LINKAGE全球均衡模型涵盖了世界上87个国家和地区、57个行业，以及多种多样的劳动技能和资本形式，并包含了5万个数学方程式。
这就证明，真实的世界远比预想的复杂百倍，CGE模型要把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加以简化。在宏观经济层面，多数这样的模型都假定就业充分（或者固定），并且政府赤字和贸易逆差为零。这类模型很少考虑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况，最多也只考虑到国家干预。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现实问题包括针对进出口的关税（或者叫“关税等值”，比如外汇管制、配额），还有生产补贴，这些都附加在交通成本中。CGE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实际问题都考虑在内，社会福利会有多大的上升空间？CGE模型将一部分固定的资源在不同行业内（但在同一国家内）重新配置，从而将成本效益最大化。贸易总收益就是，各国在遵守比较优势原则的过程中所提高的产量。 如若按照CGE模型做出行政变化，这样做仅能解决行政壁垒的一小部分。比如说，标准的CGE模型一般不考虑同类法规之间的协调，而这正是加拿大糖豆生产商所面临的问题。加朗兄弟若想出口美国，需要简化包装程序和问题。贸易便捷化的措施也通常被忽略不计，尽管有估计称其收益相当于1%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行政壁垒还有很多，包括很多行政效率低下的领域，可以是一国之内，也可以跨越国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国家需要3个多月才能拿到贸易文件和地区贸易协定，很多文件复杂至极，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这样的效率低下很明显会限制跨国经济往来，因为这样会加大国内距离。但话说回来，效率低下不属于标准模型考虑的范围。 现在让我们越过这些行政壁垒，看看上一章中提到的其他类型的障碍—文化壁垒得以凸显。我们在此暂且不谈文化的均质化，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便利化”来缓解一些文化壁垒。举例而言，文化隔绝、文化自大、对外国人的不信任等，这些都阻碍着跨国经济活动。可能的政策性举措包括，增加并保证外国新闻的报道、限制民族主义、注重教育、激发全民学习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尤其是英语学习）、鼓励出国旅游、鼓励在国外长期居住或移民，等等。本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将着重研究文化壁垒及其对策，这里，文化壁垒却不在CGE模型的框架之内。 与行政壁垒、文化壁垒不同，地理障碍这一CAGE框架中的核心恐怕是无法改变的。即便如此，还是有补救的空间。以非洲为例，无论是跨越区域还是非洲之内，其贸易表现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部分原因是，非洲与主要的世界市场都相隔较远，所以，如果我们用外国市场的大小除以地理距离（比如假设距离敏感度为–1），并把其结果加起来，就会看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能接触到的对外出口机会仅为欧洲国家的1/3。我们对这样的地理现实无可奈何，但是与市场的距离并非影响非洲贸易的唯一因素。 非洲对美国的出口说明了跨区域的问题：这些出口的运输费用是来自发达国家出口的运输费用的3倍。高昂的运输成本可能是因为有的地区深处内陆，但大多数情况是商品所经的港口效率低下，关税却高得惊人。 非洲的区域内贸易水平也非常低，这更能反映出非洲基础设施薄弱。据一项估计，如果将西非所有的州际公路都铺好，那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量提高2倍。这一估计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减少公路检查站数量。很多首府之间竖起了许许多多的检查站，这就加大了腐败的风险，提高了交通成本，并造成交通时间的浪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内陆国家尤其受到交通问题的重创：内陆交通运输的成本是该地区沿海国家交通运输成本的4倍之多。 我们注意到，这里对地理障碍的讨论又指向了行政壁垒，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上一章所阐述的各种类型的障碍和壁垒都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我不会进一步解释不同种类的壁垒，而是要简单明了地介绍一系列政策工具和制度，它们才是扩大开放程度的保障。 这些政策手段并没有在CGE模型中展开讨论，人们对其效果的看法也通常过于狭隘。在这里，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对我所说的，CAGE框架的用处在于它能够扩大所谓的“政策空间”。他说，实施适当的发展战略的需要仅仅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