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贸易收益模型上，我个人的观点反映出我多年来的学术生涯：在哈佛大学研究生学习阶段所经历的微观经济学训练（而非宏观），以及之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25年的教学生涯，再到如今在巴塞罗那的IESE商学院研究商业和全球战略的经历。我越来越认为，全球化为全社会带来福利，产生价值对其进行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业将迅猛发展。当然，全球化的商业必须是为公共利益或者全民福利服务的，而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是因为企业界通常都重视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以及国家化过程中的广泛经验。正如第二章所提及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跨国程度往往比市场还要高，它们是贸易的重要媒介，对于其他跨国流动也举足轻重。 图4–1是一个我设计的简单的计分卡，旨在帮助企业估算跨国经营所创造的或毁掉的私人经济价值。我将其应用于此，目的是理解加大开放力度的社会价值。计分卡从六个方面解析价值创造—贸易量、成本、支付意愿、竞争强度、风险和动态知识。用一点儿语言方面的技巧，我将这六点总结为一个“ADDING”的首字母缩写。2010年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在中国重庆召开，我在论坛上介绍了“ADDING价值计分卡”，当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也是参与讨论的一员。拉米针对ADDING价值计分卡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内涵—关注价值，而不是量的大小。他同时也指出，虽然很多企业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一价值主张，但贸易专家却一直没有完全采纳。 我认为，要衡量开放带来的收益大小，一般都会只看记分卡中的前两项—增加贸易量和降低成本（图中的阴影部分），但却没有注意到其他四项。在这里我将详细阐述。 计分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增加贸易量（或者提高增长率），是在讨论贸易自由化时最显而易见的。因此，在经济学导论的教材中，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这样说：要想得到贸易总收益，必须将所有的贸易增长带来的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利润加起来，或者更加粗略地说，就是通过专业化生产得到的产出的增长。有人会说“贸易自由化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这类评论就是遵循的这种逻辑。 贸易量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依靠计分卡中的第二项内容—降低成本，高效的资源配置意味着CGE模型中产出的增加，但是CGE模型对成本效应的解决非常有限。CGE模型并不考虑通过降低成本增加投资，比如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质量，这似乎是该地区贸易发展的瓶颈。广义来说，规模经济，也就是贸易量和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并不在一般均衡模型当中，也容易被忽略。规模经济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的第五章加以解释。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规模经济虽然可能没有商业人士想象中那样影响广泛，但确实比经济学家，尤其是国际经济学家所承认的更加重要。但现在经济学家们也在改变想法，因此最近的一项调查（涉及20年来的几十个国家）表明，1/3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行业在增加自己的规模报酬，另外1/3属于固定规模报酬，而剩下的1/3则没有呈现一个清晰的图像。受规模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降低了10%~20%的成本，但其产量却增长1倍。比起我们之前见到的比例来说，这可谓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提高开放程度确实能在重要的行业开启更大的规模经济，那么这将是标准建模过程之外的一个好处。 贸易增值的第三种方法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所不同，因而提高购买者的支付意愿。CGE模型允许商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区分—原产国，但同时也像其他经济模型一样强调成本。正如我的论文指导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在我读研究生时经常对我们说的，商业竞争的90%都是差异化。由此而论，贸易可以扩大品种、提高可用质量或者促进产业升级。尤其是对小国来说，生产规模敏感型产品靠的是与世界市场的融合。贸易限制会导致产品减少，所以限制贸易的成本往往比关税还要高，也就是说，现有产品的成本会有所上升。 通过扩大开放提高价值的第四种方法就是强化竞争。CGE模型一般假定一个行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市场上没有一个商家能够对一种商品起重大影响的局面。或者偶然情况下，CGE模型会出现垄断性竞争，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竞争状态，许多厂商生产并出售相近但不同质的商品，他们同时拥有一定量的市场支配力。垄断性竞争的模型有助于理解丰富的行业内贸易，各地生产的同一件产品有着固定的生产准备成本，但必须销往国外，因为市场对多样性的需要。但是垄断性竞争模型不考虑集中的产业结构，仅有几个竞争者。之前所述的对规模经济的研究以及其他很多研究（包括“丰田”和“谷歌”的例子）都表明这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不是说经济的所有部分都集中起来，但其中很多确实是这样。 在相对集中的结构中，竞争者屈指可数，所以导致经济萧条，价格上涨，市场表现下滑。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技术上的效率低下。这里的问题是，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经济逻辑和实证证据都能说明，开放一般会缓解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在第五章中将会详细阐述。实际经验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在日内瓦的一场WTO研讨会上，我推介我的ADDING价值计分卡时，同组的一位成员、墨西哥驻WTO前大使埃德瓦尔多·佩雷斯·莫塔强调了强化竞争的重要性，他将强化竞争比做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在充满国内垄断寡头的国家。 这些论证都是基于行业层次的竞争的。开放还可以在更广义的范围内促进竞争活力。在封闭的经济中，工商业界都倾向于游说或者花钱来保证能从贸易限制中获得纯粹的金钱利益。这种“寻租行为”用的是真正的资源，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产出，这本身就代表着巨大的保护主义的隐性成本，同时也证明了开放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安娜·克鲁格（Anne Krueger）在20世纪70年代估计，追求贸易保护主义会把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消耗殆尽。 开放创造价值的第五种方法就是规范风险。大多数计算收益的模型都假定世界是无风险的：经济行为体都完全知晓未来的事件，能够进入一整套的未来市场，并能够计算效益、优化行动方案。但是谈到社会福利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尤其是在危机之后，那么这一模型就有过大的局限性了。 我的计分卡所强调的是规范风险，或者说是平衡风险，而绝不是简单的风险最小化。这反映出一种基本的权衡。在一个市场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内市场的多样化经营仍然在清除着非系统性风险，但将这些风险连接起来却会有蔓延传播的风险。降低一种风险而忽视了其他风险往往没有任何意义，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之际，人们很自然地都在（过分）强调危机蔓延的风险。我将在第七章详细阐述全球风险管理的问题。除了资本风险，第七章还着重阐述粮食贸易，粮食属于风险敏感型产品，如果市场开放则会分散并降低风险，但如果封闭市场，比如禁止出口，则会提高风险。 贸易增加经济价值的第六种方法就是更快地生产和传播知识。半个世纪之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里程碑式地发现，生产力的提高占美国经济增长的80%。自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越发醉心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标准预测并没有涉及科技这一经济动力，因为那些估计仅仅涉及两个“常态”之间的差异，并不能解决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从概念上讲，开放会提高创新的动力，因为开放会扩大市场，让新鲜事物更快地传播。此外，鉴于国家之间存在多样性，开放将会促进创新过程中的再创新，这一点将在本章之后的内容中涉及。最后，还将论证之前提到的其他竞争压力。 众所周知，资本货物的进口（比如机械、设备）会提高生产力，因为通过进口可以学习采用新的技术。最新的数据表明，进口和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和生产力的增长相关，部分原因是外国市场充当着学习实验室的作用。除此之外，开放还促进优胜劣汰，高效的公司得以存活，效率低下的公司则被市场淘汰。 要完全领会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各种可能性，必须要看两个最初相同的国家，其中一个进行了自由化，而另一个则没有。如果自由化会产生一次性的收益，比如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0.5%，那么自由化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永远比没有自由化的国家高出0.5%。但是，如果自由化会使该国的生产力提高0.5%，那么那个自由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在10年后比另一个国家高出5%，50年后将高出25%。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商品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其标准的预测大概是之前所述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5%。但这都局限在ADDING价值计分卡的前两项内容，也就是增加贸易量和降低成本，忽视了其他方面。将其他方面也融为一体（还有开发扩大政策空间）需要把这一估计提高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或者2%~3%。 这一扩展的价值概念应该具体到发展中国家，讨论开放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受益。正如拉米向我解释的，贸易收益的标准模型中所举出的行动往往都包括降低价格，锁定富裕国家带来的最大收益。他认为，在规模经济、差异化、竞争强度、规范风险和知识发展方面，都应该更加关注，这样不仅会增加贸易的潜在收益，还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