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图4–3总结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讨论，也概括了支持进一步开放的另外两点考虑，下面我们来一一考量一下。首先，在一个领域寻求进一步的一体化也有利于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类似这种互补的事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几对，不过举一个更具体、更详细的例子也许能让我们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以贸易和移民的关系来说，有一项研究表明，来自某国的移民增长1倍，从该国进口的货物就增加9%。相对于移民人数在人口总数中的微小比重，这种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说明，劳动力自由化除了可以产生大量的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推动贸易的发展产生大量的间接收益，而后者在本章前面探讨劳动力自由化的部分并没有算在预期收益之中。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对收益的零碎评估未能反映出极具价值的交叉效应。就互补性的重要意义来看，本章到目前为止讨论得出的估计结果很可能低估了进一步开放的真正潜力。 支持进一步开放的另一个考虑也涉及不同时间阶段所做选择的关联性，它表现为一种在心理上对减少贸易壁垒的有力承诺。通过几十年的国际贸易协商，世界各国一直坚守着这份承诺，这也为这一问题在未来的进一步协商铺平了道路。多哈回合谈判连一个缩减版的协议都未能达成，类似这样的失败可以算是一个重大挫折，它表明了势头上的一种变化会使得未来的进展更难达成。政策预期是很重要的，因为贸易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根据现货交易市场的价格和关税所做出的日常决定。今天的预期将会驱动长远的追求，例如在哪里建造工厂、培养怎样的关系，甚至是孩子们在学校应该学什么（不仅仅是外语）来塑造未来跨境交往的形势。
事实上，鉴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压力的存在，多哈回合谈判结束，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讲，继续提高跨境一体化的变通办法也许不是停滞而是回归世界1.0。最近的一项研究阐明了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结果，该研究发现强化保护主义的成本也许“几乎比多哈发展议程所实现的贸易创造收益高出5倍”。由于过去对关税的大幅削减，压低关税水平的损失恐怕比进一步降低关税的收益还要大得多（尽管前面我们确实提到，除了削减关税，还存在许许多多的收益来源）。 总而言之，我认为本章所谈到的诸多考虑因素提高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估计值，将其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5%提高到了10%以上，但是精确的数字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需要因人而异。更进一步地说，我希望我已经证明了通常的经济模型忽视了更加自由的贸易所能创造经济收益的许多途径，它们也很难说明更自由的资金、人员和知识的流动会怎样促进全球的繁荣。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收益不完全指的是经济领域，更多的跨境交流也会带来文化和政治上的利益。此外，互补性和承诺也是应当考虑的两个因素。 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整体经济形势仍然疲软的时期，我们很容易被一种强大的诱惑所吸引，不假思索地猛踩油门。可是，车不能开得这么快。正如在一开始就谈到的那样，本章讨论的焦点是全球化的潜在收益，特别是CGE模型所遗漏的那些收益。如果我们想要估计净收益而不仅仅是上升的空间，那么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那些被忽略的因素，它们的加入也许会使天平向另一边倾斜。 当我们想起CGE模型假定的是一种完全市场状态时，我们就会概括出一个普遍原则，那就是它们并不能提供一个基础来解决本书开头所提出的那个根本问题：市场失灵（导致自由市场出现无效产出的因素）的重新发现是否应该影响我们对跨境市场一体化的看法呢？ 本书第二部分的前几章将通过分析全球化如何影响标准类型的市场失灵开始着手回答这一问题。具体来看，第五章关注的是全球化对集中问题的影响，第六章研究的是全球外部性，第七章探究信息不完全及其潜在风险。之后的第八章探讨的是一种非标准型的市场失灵现象—全球经济失衡，这也是为了顺应当前人们对市场自我稳定性反复遭到金融危机扰乱的关切。 第二种普遍原则涉及市场产生的效果，虽然这种效果和标准市场失灵无关，但仍然会引发广泛的关注，或者更坦率地讲，会引发对全球化的恐惧。按照经验来看，这些恐惧似乎大都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剥夺。对于这些恐惧我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做了细致的思考。第九章我们将会关注全球化和经济不平等；第十章探讨的是对全球化的政治恐惧，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政治上剥夺公民选举权或依赖性；同时，这也涉及第十一章探讨的文化恐惧，尤其是对文化同质化的恐惧。 坦白地说，第二部分所有章节里的附加内容都是经验之谈。尽管有相关的贸易理论模型来解释我们探讨过的话题，但这些模型和早期我们讨论过的CGE模型一样有基本缺陷：都强调在一个宽泛的平衡框架里介入市场干预，这限制了它们分析市场失败和恐惧的能力。因此，那些囊括不了集中市场因素的模型无法充分解释开放程度是否会加剧生产者的集中化，没有囊括货币或资金因素的单纯交易模型也无法透视与资本蔓延有关的问题。有些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贸易收支平衡，这样的模型也无法用来分析风险以及与失衡有关的风险。囊括完全或固定就业率的模型也无法解释开放程度将导致国内失业等类似的关切。虽然目前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在寻找中，但类似模型分析缺陷依然比比皆是。 我在此指出这些缺陷并非想在本书中举证或检验贸易理论的推论，相反，我想通过市场失败和恐惧的具体案例推断和检验它们之间在一系列跨境流动（包括贸易）中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换言之，我在这里使用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法，但不同的是，我所采用的案例集中在能导致更广范围内失败和恐惧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代表外部性带来的最严重后果，食品价格的猛增是全球风险蔓延的一个令人特别担忧的例子。在这里，我并非想依据现实单纯地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揭示存在于跨境流动和市场失败纽带间更多样的形式。 当然，在第二部分谈及的所有议题上，我并非是专家。事实上，如果说我在某个议题上被公认具有点儿权威性的话，那就是第五章谈及的全球集中化的问题。那为什么读者有必要读其他章节呢？因为在基于第一章所探讨的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影响下，这些章节在解决我们当今许多关键议题上提供了简洁而恰当的方案。因此，这些章节为读者提供了辩论和探究的论点。前面提到，贸易专家在谈及全球化带来的潜在利益时思路并非开阔，本章节的论点再次证实这一观点。由于贸易模型往往忽视市场失败，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贸易专家会低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代价和好处。因此，除非我们认真地评估一下第二部分讨论的问题，否则我们可能方向不明确、行动迟疑。最后，我对下面的章节做个简短的概述。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市场失灵和市场恐惧往往被称为限制跨境一体化的原因，但这种论调早已不合时宜。同时，哪里有问题出现，一般也会有预防性和解决性的措施来应对，而不必单方面地紧闭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