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中依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沈从文帮他改文章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1938年，方龄贵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他和另外5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在相熟的老师和乡亲帮助下，凑足路费，到昆明上学。 初到西南联大，方龄贵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李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儿子也在生物系，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成绩不及格，也要补考。当时生活很困难，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日本飞机一来，师生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有时候课没有上完，教授就让同学集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地方上课。 方龄贵在中学时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持生活。他的中学老师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因此，他写文章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方龄贵去昆明时，路过沅陵，曾经去寻找《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辑，方龄贵投稿《雪夜》一文，得了十块稿费，后来就认识萧乾，经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方龄贵到了联大以后，萧乾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在著名的云南菜馆子东月楼请客。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将方龄贵介绍给沈从文：“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对方龄贵说，可以经常到他家坐一坐。后来方龄贵的文章，先经沈从文过目修改，并由沈从文寄出去发表在《大公报》。 方龄贵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沈从文不但为他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他阅读，其中有一本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他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从文借书给他时，要他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方龄贵读了此书，为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后来指引他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按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他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便是方龄贵家乡的历史。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他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方龄贵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的决心。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邵循正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方龄贵做了笔录的准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循正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依旧讲得有声有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方龄贵记得邵循正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差发，蒙元时指赋税徭役），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作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站起来说：“感谢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向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常培套改的第四句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动屋瓦的掌声。 在毕业前，方龄贵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云南人，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成为蒙元史研究的名家。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方龄贵认为：“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很多老师像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文法理工并重” 鲲西原名王勉，生于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祖父王又点为知名诗人，三个儿子都留过洋，王勉的父亲王沅留学法国，读数学，回国以后进入外交界；一个叔父留学英国，念工程，娶了英国太太；另一个叔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是同学。十几岁时，王勉来到上海，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37年抗战爆发，鲲西随清华大学一路南迁。1938年，鲲西结业，由蒙自到昆明，为了寻找工作在昆明小作逗留便转道去重庆，在农本局任职一年后回到昆明。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鲲西一面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居住听课，与众多师友相互砥砺。他认为：“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 在昆明时，鲲西跟吴宓很熟，跑警报的时候常一块跑。那时候学生泡茶馆，鲲西偶尔跟钟开莱泡茶馆，打桥牌，吃点心，谈学问。“昆明人抽鸦片，抽鸦片的人要吃甜品，所以昆明的甜品特别好。昆明人喝咖啡，因为受法国人的影响。” 教授刘文典抽鸦片，他上一节课，大概就讲20分钟，其他都讲废话，骂教授、助教。有一天晚上，鲲西跟王永兴忽然想去看看刘文典，谈《红楼梦》，两人不是他的本系学生。只见他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两人坐在他旁边，师生谈得甚为尽兴。 鲲西记得沈从文是很随和的老师，去他家吃饭很简单，但是盛菜的盘子是乾隆时代的瓷器。鲲西在昆明时狂热地崇拜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看了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纪录片，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云南日报》副刊。沈从文看了很欣赏，主动写一封信，推荐他到《大公报》做事情，后来没有成功。鲲西回忆：“沈先生是一个小说家，在北京时受到胡适的欣赏，但是在大学时就会受到人家的歧视。学府的竞争很剧烈，互相妒忌，这是歌德曾经讲过的。在学府里面爬上去很困难，除非是念科学的，论文写出来就行了。” 钱锺书在学校讲课时，鲲西刚好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许国璋。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鲲西到上海，徐高阮带他去钱锺书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据说钱锺书早年曾口出狂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鲲西认为：“很多人讲钱锺书的《围城》里影射西南联大具体的某个教授，像吴宓，我不这么看，《围城》里是从很多人身上提取特点，这是高明的文学手法，固定影射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很多人对他很崇拜，但是不能真正晓得他的学问在什么地方。” 后来有人问一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为什么短短几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回答是：“自由。”对此，鲲西说：“那时候很散漫的。”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鲲西认为：“联大的学风很好，那时候没有‘学生运动’，‘左右派’的斗争是有的，但不是很剧烈，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联大的学生生活很清苦，一个饭台子吃饭，当中有一大锅菜，很多学生营养不良。我那时候做事情了，很多学生要到外面找兼差，当家庭教师，可以补贴生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出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后来出洋了，受了进一步的教育。抗战胜利以后，出洋很方便，不需要太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以后对国家贡献很大。西南联大的科学仪器也很简单，但是传授知识，培养了学生。后来学生出国了，出国深造很重要。到朋友那里借一条金子，去买外汇，就够钱到外国读书了，所以大批人出去留学就是这个道理。” “教授之教授”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去找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潘光旦笑道：“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联大师生们经常跑警报。王永兴回忆：“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陈寅恪患上眼疾后，一度出国治病。关于陈寅恪的眼疾，王永兴解释：“在成都燕京大学时，忽然有一天寅恪先生跟师母讲：‘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回事？’正好成都有个医院很好，就到那里去看，坏了，这医生医术不够，而且诊断错误，就给他动了手术，是个小手术。谁知道手术完回家，他就说：‘不行，我更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人就说世界上眼科医生的权威在伦敦，保证能治好。所以寅恪先生就去昆明，跟两位教授一起飞到伦敦去了，他们也是照顾寅恪先生。医生说：你不应该在成都动手术。这个眼睛问题出在眼神经的视膜脱离了。在伦敦，虽然再次手术，但仍然没治好。1946年春，寅恪先生由英国横渡大西洋回国，途经纽约，当时清华有一位先生在美国，就是赵元任先生，还有一个学生周一良先生。他们到船上去看寅恪先生，并告诉寅恪先生美国的医生也无良策，先生就没下船登岸。这就回到北平了。” 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其后任陈寅恪助手三年。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戈革抗战爆发后辗转多地。1945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戈革说：“七七事变，我就回老家待了三年，耽误了。后来逃到大后方，东跑西跑，一直到1945年才在甘肃酒泉高中毕业，我到兰州参加统考，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兰州听见放鞭炮，胜利了，大家心里头很高兴。从兰州到昆明交通十分不方便，我坐一辆运东西的车，到了重庆，我哥哥的朋友帮我买飞机票。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权利坐飞机，为什么我可以呢？因为胜利了，昆明的官员都挤着飞机到重庆来，回去的飞机是空的。到了西南联大，人家已经把我学籍取消了：晚到了一个月。就让我们上先修班，我们说：我们考上的是大学，交通这么不方便，迟到的问题不在我们。因为迟到的不只我一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去找教授帮我们评理，又考一次，我通过了，有好些人没通过。” 戈革发现上物理系的人都自以为是“天才”。他大哥的一个朋友听说他要考物理系，就问他大哥：“怎么你弟弟考那个玩艺？那个玩艺没有前途的，毕业了就失业。”戈革回答：“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在昆明那一年，戈革过得十分快活：“那时候学生的生活只要念书就行了，没有人管我们。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领公费，每个月就那么点钱，但是生活很自由。我到了昆明，觉得眼界大开，别的地方思想管制很严，当时的西南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壁报上什么话都有，可以骂蒋介石，也可以骂本校的教授。”
1946年复员后，戈革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毕业后，戈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从事物理教学工作，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 “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有偶然性和特殊性。” 百岁学者刘绪贻是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他认为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有其特殊性。“当时除西南联大以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即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虽然也偶有小摩擦，但从领导到一般师生，大都能以大局为重，坚持联合，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三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三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生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三校联合以后，能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所以我认为，即使从历史的长河看，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有它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刘绪贻用“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十个字来概括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有启示意义。“在当前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还可以对国民进行一些国际主义教育，使之在必要时有做世界公民的思想准备。今天的大学应该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追求和维护真理最有利的地方。要追求和维护真理，就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某些现象来看，好像现在的大学也是重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也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根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今天中国的大学远远未能取得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及其努力相称的科研成果。我说‘坚苦’，而不是‘艰苦’，主要是想强调其中坚韧的含义，就是说要能长期忍受艰苦而还能维持士气。据说现在许多大学负债都很严重，主要是为了美化环境，建筑许多漂亮的大厦，而不是为了延聘真正的大师，进行必要的软件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大学还是应该讲究坚苦或艰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