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民日报》8月6日报道，截至日前，全国26个省份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除上海、北京和浙江的财政收入增速低于本地的GDP增速外，其余省份大都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高于当地的GDP增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4.4%的增速（已公布的26个省份），不但远高于同期全国7.8%的GDP增速，亦远高于同期10%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而且自2007年以来，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即逐年提高，并于2011年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 在“结构性减税”的既定国策之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为何却持续大幅上升？这不仅与近年来资源税、车船税等地方税种的扩大增收幅度有关，更与此前过度的行政主导性投资所形成的巨额地方债务以及房地产调控之下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相关税费）的大幅降低密切相关。 正是在巨额地方债务、土地出让金大幅降低以及大规模保障房建设等所形成的地方财政收支持续失衡之下，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倡导的“结构性减税”，不得不在事实层面屡屡演化成“结构性增税”—这不表现在显性的税制条文上，而往往表现在潜规则的地方政府罚款和乱收费上。 我国地方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明确感知：其一，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其后的欧债危机）的冲击，我国随后启动的大规模行政主导性投资，直接造成我国逾10万亿元的巨额地方债务，而这种所谓凯恩斯主义的救市理论，在今年经济的出现下行之后还在持续。其二，土地出让金历来占我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50%左右（2010年高达66.5%），但在持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土地出让金已经大幅递减，2011年降幅高达近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更是大幅下降38个百分点左右，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相关税费）的急速下滑，必然会造成当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收窄。其三，2011年初启动的“5年3600万套保障房计划”，保守估计亦需要4万亿元以上的建设资金，而按照2011年全国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中央财政直接补贴仅1030亿元计，这意味着，在巨额的保障房建设投入中，地方政府需要自行筹集近90%的建设资金，亦即是说，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地方政府需要筹集3万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设。 欲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无非是开源、节流两途，而于当下而言，作为历年来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相关税费）的大幅降低，则说明当下地方财政在“开源”一途存在结构性的困境，而在此之下，已经存在的巨额地方债务、箭在弦上的新一轮地方投资刺激以及高达数万亿元的大规模保障房建设投入，则又说明当下地方财政在“节流”一途亦存在结构性的困境。在开源、节流均存在结构性困境之下，仅凭扩大资源税、车船税等地方税种的增收幅度以及成效不彰的“三公”支出治理，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出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驱动，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之当下，则必然会造成对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伤害。如何抑制当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过快的局面，关键不仅在于切实遵循“结构性减税”的初衷，减少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与民争利的冲动；还在于优化调整税收之于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改变当下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政的不对称；更在于全面转变各级政府的行政职能，降低对行政主导性投资的依赖以及减少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