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指出，2011年中国的企业负债占GDP比例是107%，居世界首位，远远高于经济合作组织企业90%警戒线。由此，引发了对我国实体经济高负债的担忧。 众所周知，政府与企业的债务风险产生的机理不同，风险度量的指标体系也不同。在负债率指标方面，财政风险通常用债务率（负债与GDP的比例）来表示，企业通常用资产负债率（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企业债务一般不与GDP进行挂钩比较。 如以GDP为基准从货币政策视角看，我国企业的银行债务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不宜大举扩张银行信贷。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来看，世界平均水平为129.6%，经合组织为155.6%，美国为193%，中国为127%、处于平均水平。从世界银行2011年货币和准货币（M2）占GDP的百分比来看，世界平均水平为122%，美国为83%，欧盟为159%，中国为167%。我国过去10多年以来货币增速保持在13%以上，流动性较为充裕，实际上我国2011年M2占GDP已高达180.6%，远高于欧美水平。因而，通过巨额投资和银行信贷扩张可能导致企业负债水平急剧上升，同时可能诱发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
实际上，通常公认的一些负债率标准仅有经验性的参考意义，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政府或企业债务风险的“警戒线”。以欧元区的两大财政标准为例，即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债务率不超过60%，实践多次证明这些标准无法警示风险。2009年美国的主权债务率已达到95%，日本为210%，欧元区为80%，欧元区债务率远小于美日，却爆发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相反，日本债务长期居高不下，2011年已达到230%，却一直安然无恙。对企业而言，通常将70%作为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在投资收益率大于利息率情况下，较高的负债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率，但也可能由于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企业风险累积过大。合理的资本结构能给经营者带来杠杆效应和各种优势，资本结构及负债率取决于行业、商业模式、企业盈利能力、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和商业行为等诸多因素的权衡，资产负债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从我国2011年上市公司年报看，约70%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去年，但负债水平约在50%以内。中国指数研究院等机构报告显示，2011年沪深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3.43%，较上年提高0.24%，内地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7.43%，较上年提高1.12%。从静态角度看，我国企业的负债水平总体可控，即使对身处宏观调控中心的房地产而言，企业负债水平也不算太高。今年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117亿元，同比下降2.2%。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企业的负债率上升，债务风险处于扩散状态，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负债水平只是一个静态的、基于历史的指标，必须动态地将负债与对应的资产质量、预期效益结合起来综合评估才能有效地判断风险。目前，我们很难评判企业的负债率是否过高，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和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企业的债务风险可能处于扩大趋势。 在发展和振兴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降低实体经济风险并不意味着应降低所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应该在结构与流量分析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对于部分企业，如一些大型国企，可能需要降低负债水平、减少投资决策失误、防范风险；对另一部分企业，如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则需扩大债务水平、进一步满足融资需求，获得成本较为低廉、总量较为充裕的银行信贷资金。在当前实体经济振兴方面，政府应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多个层面入手调结构、促改革。政府应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准入领域，建立公平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引导居民消费，厘清与市场边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此外，金融政策应以结构优化为主，切实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在微观市场主体方面，企业自身应着重于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并采用债转股、股权融资等多种方式来优化资本结构和创新融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