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清华大学教授魏杰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全国GDP增速7.8%，二季度增速7.6%。GDP增速连续六个季度放缓。GDP增速不但创下13个季度新低，更是3年多来GDP首次跌破8%。经济下行已成定居，未来趋势如何发展，如何化解深层次危机，值得探讨。为此，本报专访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解析当前危局困惑。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减速信号频频发出，你认为其成因是什么呢？未来趋势会如何？ 魏杰：下行原因的是多方面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第一，深层次原因包括经济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实际上，多年积累的弊病，使得经济下滑成为必然，过去几年经济没有下行的原因是央行货币投放的持续，然而，一旦收缩货币危机必然会显现。 第二，直接原因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存在问题。 首先是出口，国内出口70%集中在美国和欧盟，目前，美国因为其对失业率的高度重视，必然会对中国反倾销，而欧债危机促使各国实行紧缩政策，紧缩必然收缩进口需求。
其次是三大核心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淡化，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前些年那样大规模投资。同时，房地产投资因为调控，地产商对未来趋势悲观，今年1～5月份增收下降了1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主体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但是现在民营企业也遇到了问题。 而当前中国人的三大核心消费：房子、汽车、家电也都在随之下降。房地产因为调控，交易量已经下来；汽车因为交通和环境压力，一线城市已经开始调整；家电因为2009年、2010年家电下乡政策，农村市场开发殆尽，所以最近出现节能补贴政策失效，家电消费逐渐下滑。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原因，地方政府是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地方税收基本是吃饭财政，其收入主要是一“卖”，二“借”，即卖地和借地方债，但现在两者都不乐观。工业和住宅用地现在卖不动，流拍比例达到60%多，2010年全国土地收入是3万多亿，2011年只有1万多亿。实际上，地方政府自去年6月份资金链就断了，后来维持住主要是靠拖欠建筑商的资金，但是去年年底正常开工的项目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处于半停工和全停工状态。 第四，民营经济原因。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达60%以上，目前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成本要素上升太快，所以要么涨价、要么减税、要么技术创新，但是现在三个出路都不乐观，于是出现民企大量半停产和全停产现象，进而导致资金链中断，跑路频频出现；二是几十年来以公有制为主的体系没有改变，民营企业合法身份和政治前景不明，民营企业家移民的积极性已超过投资的积极性，导致民营经济迅速回落。最近政府救市，拉拢民营企业参与投资，但是企业情绪不高。 第五，近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了诸多弊端，现在央行已经不敢大量投放货币，欧债危机已经警示借债不能太多，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敢放松。于是，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下降，综合各方因素，下行趋势成为必然。 《中国经营报》：目前，政府已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及产业政策，此时出台“稳增长”与“调结构”矛盾吗？近来央行采取降息的救市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股市与楼市，是否会加剧新一轮通胀的预期？ 魏杰：要救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刻不容缓。我的观点是：第一，仅仅救市是反复政策，后果不敢设想。第二，中国经济必须尽快深度调整，是唯一出路。 如果单纯为了救市，又把深层次问题放下，问题更麻烦，所以我很担心救市的效果；比如，央行降低利率，某种意义上就是救市。中国现在的债务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货币问题已经很严重，M2和GDP的比例已经是190%左右，美国才91%，相当可怕，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就是人民币不值钱了，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恐慌，开始畏惧，所以没人想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是想救急。 如果简单的采取救市，一救不了市，二后果不敢设想。因为政府已经没有2008年救市的力量，即便是结构减税，民企放开，家电下乡，也于事无补，而且加剧问题变化，比如本来已经产能过剩，还鼓励生产，最后速度拉上来，但是结构更加恶化。所以，单独救市死路一条。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已是积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能从根本上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改革建议吗？ 魏杰：目前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就是深度改革。近年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先抓两个重点，一是民营企业必须解决理论问题，即政治身份何属？目前，民营经济的理论定位还是“剥削经济”性质，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这样不可能是平等地位；再者是法律问题，宪法规定实行公有经济为主，多重经济形式并存，但是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不是并存，是谁为主的问题。评价经济主体的指标：一是对经济贡献，二是对税收的贡献，三是对就业的贡献，四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四个指标皆是民营经济最好，经济贡献63%，税收贡献61%，就业贡献85%，技术创新专利申报数量第一。所以，民营经济现在还是定性“并存”的部分，企业家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提高积极性，不能是仅仅放开投资门槛，因为民企只能入股，不能控股，等于把钱给你，你来花我的钱，民企不会来。所以，要深化改革，震撼人心的改革才会有出路。 二是要放开审批，权利还给市场，激发企业的活力。政府就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部门，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中心，他们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平等的问题，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行使权力，没有触犯法律，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第二要转变增长方式。过去具备成本优势的中国经济，现在进入高成本时代，要尽快转向以技术增长为优势的经济模式，技术创新要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现在继续靠大量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效率的提高，所以只要要素减少投入经济就下来，一旦再投入就会陷入通胀。问题是现在没有人搞技术创新，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对于创新的补贴和投入很少，创新者没有动力，也没有保障。 转变我国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停滞的根本举措，在改革中抛弃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传统制造业过剩，现代制造业短缺，所以不能再补贴传统制造业，要在政策上扶持现代制造业，让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人赶快退出来，进入现代制造业环节。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经济不可能再增长。 《中国经营报》：在经济萧条时期，需求和投资日益减少，消费日益乏力，作为企业应该怎么做？如何走出寒冬？ 魏杰：企业家唯一的办法，必须选择竞争力更加突出的产业发展方向，千万别跟着风潮走。过去，企业家们拢关系、拿项目，这种机制长久不了，不能长期依赖。自己要钻研技术创新，要看到未来结构调整的走向。 当然，企业家也不能一味的发牢骚，牢骚解决不了问题，要积极谋求转型发展，与时俱进，产业升级。中国现在是有困难，但经济未来几十年还是处在较快增长的阶段，基本面尚好，人们勤劳致富的欲望还很强烈，绝大部分人还是抱有很高的希望，暂时还不会出现基本面的崩溃。 其实，根本问题出在政府给的信号非常不明确，人们的恐慌来自于信任危机，不清楚未来的政策走向。政府一会儿说要放开民企投资门槛，发展民营经济，一会儿要力挺国有经济，鼓励央企并购。政策走向的信号摇摆不定，有些部门的言论明显是为维护自己利益的辩护，所以民众的困惑不是来自现实经济问题上，而是政府传递的信息困惑。 因此说，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不必要过分担忧，只要进行深层次改革，未来几十年的增长不是问题。危机倒逼改革，但是改革没有进展，就会走到崩溃边缘，那样就是全盘皆输，重新洗牌，所以各个利益集团需要妥协，在妥协局面下，精英群体的选择更加重要。现在，最害怕民粹主义卷着大家走，理性不是来自于民众，而是精英群体，所以决策层战略判断一定要清晰。 相比较而言，西方经济危机是技术性问题，制度下的操作问题；中国是制度性的框架问题，方向性问题；一旦欧美走出危机，我们还没有改革到位，就会被抛在后面。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出现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所以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