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原理第八章 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第八章 宏观社会学)



     一般来讲,“社会”主要指的是人类社会,研究社会也都是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开始。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社会层次分化的越来越细,以及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这样的思想观念就显得有些狭隘了。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把握的客观事物,越是要求我们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角度去认识它。在这里,宏观社会学就是从中国人宏观思维的角度,结合系统科学思想来认识一下社会。

  1. 社会是生命物质的存在方式

  从根本意义上讲,社会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任何孤立的生命形式都不可能生存、延续下来。现代环保意识就迫切要求我们把整个生物圈看成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地球村。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人类社会也就是一个高级的动物社会。人类社会起源于动物社会,动物社会起源于生物社会,生物社会则起源于自然界的各种场,包括:电场、磁场、引力场和现代科学仍然没有认识到的意识场等,其中最关键的是意识场。可以说生命就是意识场的产物,是意识场赋予了每一个生命体以主体意识,生命体才得以进行自组织建设,一步步进化繁衍出人这样的高级动物。现代科学之所以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一直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仍然不能比较理性的认识“意识场”。

  何谓“意识场”?很简单,中国医学认识到的人体经络系统就是一个意识场;一条条经络就是一股股意识流。针灸学就是通过调整人体意识场来治疗疾病的。通过人体意识场认识大自然的意识场,中国古人对客观世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性认识:宇宙就产生于客观意识世界;宇宙就是意识场中的一个膨胀体。中国哲学认为:宇宙起源于“混沌”;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在这里“混沌”和“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意识。

  从量子力学发现微观世界中不确定现象的广泛存在,到系统科学推演出“系统起源于混沌”,现代系统科学理论也开始间接地承认客观意识的存在。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一直不能正面对待系统科学的根本原因,因为研究系统科学越是深入就越是能感受到中国哲学的深奥和明智。对客观意识的承认与否是中国哲学与西方主流哲学最根本的区别点,系统科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中国哲学一边。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将逐步上升为科学发展的主流思想。

  社会是随着生命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生命的进化而发展的。一个菌落就是一个小小的生物社会,一个人体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物社会。在生物社会里,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就是直接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意识流是最基础的生命信息交流形式。在低级生物体内主要依靠意识流来进行生命信息交流,生物电和化学介质进行的信息交流也完全受控于生物意识场。随着生物的不断进化,到高级动物机体才逐步实现由神经——内分泌系统来主导生命信息交流。中医对人体的认识之所以深奥,就在于它对人体意识场的关注和把握。

  在生物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动物社会。一窝蚂蚁,一个猴群都是一个社会群体。不仅动物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动物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关系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中枢神经和大脑的产生让每一个动物个体都形成一个主观意识。主观意识与原来的客观意识是掌柜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因为大脑本身就是在客观意识的控制下产生的,它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过程也无时不在客观意识的监控之下。每一个动物,包括高级动物和人,他们都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双重意识。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分别按照两种完全不同的控制模式展开工作。主观意识为主导;客观意识为基础。主、客观意识相互协调是动物个体正常生理功能和社会活动的保证。在动物社会,主观意识的主导地位迅速上升,客观意识隐藏在主观意识的背后越来越深,以致于现代科学忽略了它的存在。

  到人类社会,客观意识交流仍然在个人生活圈内小范围发生,对社会的组织建设基本上没有直接的作用;而主观意识却迅速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人类社会就是靠人的主观意识根据社会生产的需要编制出来的。由此看来,我们研究人类社会把客观意识排除在外也未尝不可。是的。现代社会科学就完全否认客观意识的存在,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它们就犯有多么大的错误,但是我们看到了它是多么需要宗教来给予支撑。所以我们要更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就必须理性地正视客观意识的客观存在。客观意识是一种物质,是构成生命的最基础的物质,同时也是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研究社会就应该从客观意识开始。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结合起来,已经向我们阐述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客观意识,再蹩脚的法官也应该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然而我们就是沉溺在实证科学的误区,用实证科学来抵制系统科学,只注意到系统科学的实用性,而漠视系统科学的基本观念,我们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西方实证科学理念具有明显的思维缺陷,其主导下的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能源环保,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理性的缺乏,因此一些人士曾提出以儒家思想来拯救人类社会的想法。把儒家思想置于西方宗教的位置,建立一个科学民主与儒家思想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看似思路奇妙其实大理不通。儒家思想毕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它不可能打破科学与宗教达成的一种文化平衡,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个理性程度较高的宗教角色。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从基础工作做起,按照系统科学和中国哲学的宏观整体、系统综合的思想方法校正实证科学出现的种种偏差,逐步把现代社会从西方实证科学的思想误区中引导出来。

  2 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剧烈膨胀的过程,也是一个能量迅速扩散的过程。生命运动在其中是由能量落差形成的一段奇妙的小插曲。剧烈的膨胀让原本自由运动状态的混沌世界进入多层次旋转状态,旋转运动的稳定性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显物质宇宙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自由运动与膨胀运动一直处在相互抗争之中,量子力学描述的不确定现象就是这种抗争的具体表现。在特定情况下,这种不确定现象向上延伸进入原子层面、分子层面就形成了生命。所以说:生命运动的精彩和美妙是混沌的客观意识对旋转状态的显物质的相对控制,是意识与物质交织在一起跳的一段交际舞。

  简单一点说,物质是意识在膨胀势力的冲击和压力下形成的。一旦从膨胀势力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物质即刻就还原为意识。一枚硬币在特异功能人的手中时隐时显,就是特异功能人运用自身“意识能”对抗膨胀势力形成的一种物理现象。任何物质都在时刻准备着还原为意识,只是它摆脱不了膨胀势力的控制。生命运动就是在膨胀势力控制的大环境下意识与物质之间相互作用,意识略占主动形成的。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意者,易也。“易”是不断变化的意思。意识就是不断地自由变化的物质。由于意识主宰着生命,所以“向往自由”是所有生物体永不疲倦的追求;由于生命就生存在膨胀势力控制的缝隙之中,它需要不断地抗争、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也需要不断地学会妥协和适应,所以说:不断地改变环境以发展自己,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永不疲倦地追求自由就是生命的最基本属性[本性]。由于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小社会,每一个社会单位也就是一个生命体,所以生命的基本属性也就是社会的基本属性。

  活泼自由的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旋转体[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一步步地构筑起来一个生物世界。不仅生物体、生物社会在发展,意识也在发展,生物的理性也在提高。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按照生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步一步地展开讨论。

  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巨大的膨胀运动势力把原本自由运动的混沌物质(意识)冲压成相对稳定的旋转体。多层次的旋转结构就成了现宇宙的基本特征。宇宙的本原是混沌;混沌是原本的意识。混沌物质进入多层次的旋转体系是迫于膨胀运动的压力。活泼自由的混沌物质与旋转着的基本粒子之间不停地相互作用,一定量的物质在自由运动与旋转运动之间不停地转换。微观世界的“不确定现象”和“波、粒二重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的意识与宇宙产生前的原本意识已经有了变化,因为它有了作旋转运动的记忆。

  现代系统科学思想体系中的“超循环理论”告诉我们:生命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循环、超循环”。(通常说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新陈代谢也是一种循环运动)有了物质的循环变化才逐渐演化出最初的生命运动。而意识的自由活泼是循环、超循环现象产生的基础。意识在记忆旋转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记忆并控制循环运动,逐渐形成了生物意识。生物意识引导生命运动不断地进化发展,生命运动也在为生物意识不断地充实着新的内容。生命运动越来越复杂,生物机体也日见庞大和系统起来,生物意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充,越来越丰富。从微生物到动物、植物,千姿百态的生物机体充分展现出生物意识的创造力。所以说:意识对物质的相对控制是生物社会的本质,而循环,超循环(新陈代谢)是生物社会的基本特征。

  走向动物世界,生物意识这样的信息交流形式已经不能胜任生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作为生物体的老板,生物意识需要设置一个总经理来帮助自己。于是神经—内分泌组织开始在动物机体中出现。神经—内分泌系统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动物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大脑的形成让生物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式——主观意识。我们只能把原来的生物意识称之为:客观意识。客观与主观两种意识的关系就象是英国国王与首相之间的关系,看似主仆关系而实际上后者却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现代人只看到动物的大脑看不到大脑背后的客观意识(灵魂),就象是研究英国的人不知道女王的存在价值一样。主、客观意识协同控制就是动物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总结出动物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都没有这一基本特征更重要。

  在主、客观意识的协同控制下,大脑主观意识充分发展,由简单的形象、符号思维发展到系统的语言思维,从此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主观意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所以说:系统的语言思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语言包括:文字语言、数字语言和肢体语言等多种形式。其中文字语言和数字语言两种语言形式是人类主观意识的最基本形式。数字语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基础学科——数学,成为人类认识大自然的一种思维工具。现代人类社会的各种科学理论,文化思想无一不是语言思维的产物。语言思维成就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制约着人类社会,因为高度发达的主观意识让我们忽略了客观意识的存在。随着科学的未来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设计和制造出超智能的计算机,掌握和利用意识能。人类社会也将走出语言思维的禁锢,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超人社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神仙社会。

 自动控制原理第八章 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第八章 宏观社会学)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前我们通常把社会的形态结构特征认定为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奴隶的存在是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方法已经有一些肤浅了,缺乏系统性。意识是社会的主导者;科学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从意识的发展历程,从科学文化的发展进程去认识人类社会,才能更深入更系统一些。这样的历史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系统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它注重的不单是社会的形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整个文化体系。从农耕文化的浑然一体到工业文化的有棱有角、是非分明,再到现代信息科学文化的系统和谐,不正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一个发展过程吗?信息是哲学上的抽象,亦即哲学意义上的意识。信息科学就是意识科学,信息时代也就是意识时代。只不过现在的信息科学只研究主观意识,现在的信息社会仍然是主观意识社会。后面还有一个客观意识社会在等待着我们。

  3 社会的系统性

  系统性原本就是客观世界的最基本属性,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系统。生物社会把这一基本属性最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就是因为生物社会相对短暂,人们比较容易观察到一个系统的发展变化全过程。“系统”一词就来源于医学,是人们在认识人体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的时候认识到了客观世界的系统性。生物社会的系统性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系统性的起点。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也是透过人体这个小系统去认识宇宙这个大系统,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系统哲学。系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矛盾结构和基本一致的演化过程。认识社会的系统性,可以让我们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向和组织结构变化有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自由运动和万有引力形成的聚合运动是所有物质最原本的两个属性。在宇宙(系统)产生之前,在自由运动和聚合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客观世界处于混沌状态,混沌就是最彻底的自由。混沌之中物质和能量在聚合着,最终物极必反导致膨胀运动的产生。剧烈的膨胀让混沌物质进入旋转状态。在进入旋转运动的过程中,在膨胀势力和自由势力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聚合力,就是“电磁力”。(就相当于在社会系统中,雄性从原始雌性中分离出来后出现的相互吸引力。)一新一旧两种聚合力量促成了两个层次的旋转运动。万有引力促成的是太阳系、银河系这样的旋转体;电磁力促成的是原子这样的旋转体。双层次的旋转运动构成了宇宙(系统)的稳定结构和成熟状态。(在社会系统中,家庭和国家形成的双层次结构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稳定结构和成熟状态。)从稳定结构向前发展系统进入过度膨胀状态,膨胀速度越来越快,膨胀势力越来越底气不足,最终导致系统走向崩溃瓦解。目前的宇宙仍然处在稳定的成熟状态,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系统发展的过度膨胀期。这就是前面几章已经详细阐述过的“系统观”,或者叫“系统发展规律”。

  社会的系统性和社会的物质性一样都是社会的最基本属性。社会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它生、长、壮、老、已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的组织结构、矛盾结构和理性控制等几个方面也充分表现出它的系统性。前面几章,在讨论系统的矛盾结构,系统的矛盾展开和化解过程以及系统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的时候,笔者已经对社会系统性的方方面面有所阐述;到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笔者还要运用社会的系统属性对人类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包括对系统历史观的阐述和对当前时事政治局势的分析。可以说整个《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社会的系统性展开讨论的,在此仅仅是以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提出来,具体内容就不再赘述。

  4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我们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在该文的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也正是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倍受前苏联学者的责备,认为恩格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其实犯错误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根本就没有达到恩格斯的研究深度,是非常肤浅和局限的。他们在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里面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观点也同样缺乏深度。难道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的情况下就没有社会基本矛盾了吗?难道在原始社会和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基本矛盾了吗?现在我们又该如何把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基本矛盾相互衔接起来呢?还是恩格斯“两种生产”的观点更深入、更开阔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循环、超循环(新陈代谢)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能量的获取和利用的形式就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形式。可以说,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能量获取和利用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小处说,不工作就没有办法生活,工作和生活就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矛盾;从大的方面讲,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共同决定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现代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化集体劳动与人类自身生产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就决定了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我们国家在1958年曾经以全民大食堂的方式来化解这一对矛盾,在城市一条街道一个食堂,在农村一个生产队一口锅,结果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性产物,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地加以控制和利用,而不能阻断它的发展进程。从极力阻断到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取得了跨越时代的历史性胜利。在极端矛盾的社会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境界。按照客观世界系统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还会逐渐协调统一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的基本道理。

  在封建社会,社会的“两种生产”同时处于相对封闭的个体生产状态,其社会基本矛盾也就相对地平衡稳定。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制度能够持续2000多年基本不变,社会基本观念、政治理念也一直不发生太大变化,就是因为两种生产一直保持协调一致,社会基本矛盾处在相对平衡状态。正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走出封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走向了集体化、社会化,而人类自身生产仍然处在个体状态。社会基本矛盾明显失衡,人类社会进入一种不稳定状态。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是社会基本观念受到了矛盾双方的强烈对冲。一方面是私欲膨胀,私有制走向极端,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是社会公共权利、公益事业在迅速发展,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巨大的矛盾反差很容易让人们迷失自我、不知所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基本观念在矛盾双方的对冲下左右摇摆,时而要彰显个性,时而要突出团队。民主、自由在不断发展,系统控制、集中管理也在不断加强。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更多的两难选择,社会就在这不断的选择中发展着。

  其二是社会基本结构被裂解进入不稳定状态。物质资料的生产进入企业,使家庭成为单纯的生活单位进入半解体状态。两种生产的分离导致社会经济基础的裂解,企业与家庭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冲突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结构状态,许多社会矛盾也由此而生。

  其三是国家在企业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摇摆不定,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和策略不能长期稳定。因为企业仅仅是物质资料生产单位,没有人类自身生产的法定义务。生产与消费之间(两种生产之间)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就形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国家是两种生产的统一管理者,它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调整经济政策,而政治结构也在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化解中循序渐进地改变着。现代社会是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历史阶段,它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策和策略让我们长期固守。谁的思想僵化,谁就要落后挨打。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让中国人迅速崛起;而当前欧美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则是其固守资本主义理念,长期坚持某一种经济政策形成的恶果。

  总之,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在原始社会,两种生产都处在集体的公有制状态;到封建社会,两种生产又都成为个体的私有制状态。两种生产的一致性让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平衡,整个社会也处在相对稳定状态。走出封建社会,两种生产出现分化,企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单位;家庭是人自身生产的单位。市场把企业和家庭衔接起来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也处在一种极端的不平衡状态。社会基本矛盾的激烈对冲过程也正是它趋于平衡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是政治危机,最终的发展结果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引起政治制度的改变,两种生产日趋走向平衡、趋于一体化。

  5 人类社会的二级矛盾

  人类社会的二级矛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直接衍生出来的社会矛盾。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就存在着男人与女人、贫穷与富有(阶级矛盾)这样两对矛盾;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也存在着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样两对矛盾。合在一起,人类社会的二级矛盾主要就是这样四对社会矛盾。我们这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二级矛盾,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哲学阴阳系统的矛盾展开规律来认识的。《周易》说:“无极生太极,太极化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化生万物”。“两仪”就是客观事物的基本矛盾;“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化生万物”就是基本矛盾衍生出二级矛盾,二级矛盾衍生出三级矛盾,三级矛盾演化出万物世界。所以《老子》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四对二级矛盾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下面我们就分别简单地谈一下:

  (1)男人与女人 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关系,可以追溯到动物社会。从个人情感到家庭生活,从企、事业单位到国家机关,男女矛盾关系无处不在。本来仅仅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分工,进而却影响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整个社会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就十分详细地阐述了男女家庭(婚姻)关系与所有制形式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要进入社会首先就会遇到男女角色问题;一个人要认识社会也必须从男女矛盾关系开始。是男女矛盾关系让社会变的更复杂,更精彩。

  (2)贫穷与富有 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矛盾。这一对社会矛盾原本是社会的系统性所决定的,因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和阶层的,在这里我们是从人类自身生产的贫富差别分析下来的。这一社会矛盾由来已久,即使是原始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层次差别。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价值,从而拉开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形成了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是促进阶级社会前进的一个基本动力。让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拉开社会层次促进社会发展,也是社会管理者的无奈之举。人们总是在缩小贫富差别和促进社会发展之间寻求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然而阶级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认识社会就不能不了解社会的阶级矛盾。

  (3)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 这一对矛盾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所有制形式。原始的集体劳动就决定着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个体劳动构成的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则是这两种社会之间的一个转化过程;而现代社会则是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并驾齐驱、社会矛盾异常激烈的一个社会阶段。个体劳动的社会形态是家庭;集体劳动的社会形态是企业。这一对社会矛盾还表现在家庭与企业的关系上。现代社会是个体劳动向集体劳动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要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就必须要了解集体和个体劳动之间的矛盾转化以及它们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

  (4)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这一对矛盾原本并不存在,是随着阶级矛盾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矛盾。社会是意识的产物,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泉。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维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和谐度,避免社会矛盾极化。

  这四对社会二级矛盾,相互之间并不孤立。它们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矛盾关系。比如:男人与女人、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这两对社会矛盾就关系密切。在个体劳动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女人的社会地位就非常低下;在集体劳动取代个体劳动的过程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就逐渐在提高。同样,男女矛盾与阶级矛盾,男女矛盾与脑力体力矛盾也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总之,从社会基本矛盾到社会二级矛盾,再到社会二级矛盾的相互交错,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矛盾体系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6 人类社会基本单位的演化过程

  社会基本单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细胞。它是社会的功能单位和结构单位。一个完整的社会细胞应该是两种生产的共同体,既是人自身生产单位又是物质资料生产单位,中国封建(集权制)社会的家庭就是最典型的社会细胞。从原始社会到封建(集权制)社会是社会细胞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封建(集权制)社会走过来以至将来,是社会细胞逐渐瓦解以至消亡的过程。近几十年来,我们眼看着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在一代人、一代人之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明天究竟要发生什么、将走向何方?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这都需要我们对社会基本单位的演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社会细胞的形成过程

  从原始人群经过氏族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一直表现为一种集体劳动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应,人自身生产也始终保持集体化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个体劳动是从母系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变革——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正是在个体劳动的促使下发生的。主导个体劳动生产的男性同样要求在人自身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夫一妻的个体经济家庭就这样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形成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就是解决了两种生产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个体劳动与个体家庭相结合形成了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当时的上层建筑,如氏族公社组织和氏族联盟组织还都是按照原始公有制的传统观念建立起来的,人们还固守着原始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就这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从父系社会,经过奴隶社会,直到封建(集权制)社会这一社会矛盾才得以解决。中国的封建(集权制)社会就是典型的、上下协调一致的私有制社会。它与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为了方便把二者区分开来,本文把中国的封建社会称之为:封建集权制社会。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形成和化解的一个全过程。原来它们是社会在发展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后者更接近社会运动的实质。所以我们说: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仅仅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运行阶段出现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在原始人群,最初的两性关系是杂乱的群内婚制。婚配关系发生在兄弟姊妹之间,甚至不排除父母与子女间的婚配。两种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在一个血缘族群(原始人群)内进行。随着社会的进步,首先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随后又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关系。排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并不影响血缘族群的封闭结构;而在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关系之后,封闭的血缘族群就不存在了。由于每一个人都必须到族群之外去寻找配偶,族群与族群之间就出现了姻亲关系,母系氏族由此而产生。所以说:原始人群与母系氏族的区别点就在于是否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关系。

  在母系氏族家庭,婚姻不仅与物质资料生产没有关系,和人自身的生产也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男人都是晚上住在女方家里休息,早上起来回到自己家里劳动。在婚姻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的子女不知其生父是谁;即使婚姻关系稳定子女生父明确,其子女与生父之间也视同路人,没有供养关系。子女和母亲、舅父、姨母、姨表兄妹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甥舅之间具有神圣不可抗拒的相互供养关系。这样的社会制度对男性明显不公。在劳动结余不多,男性在劳动中不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这一社会矛盾表现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个体劳动生产中的优势提高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这一社会矛盾越来越明显。男性需要把自己一生的劳动积累留传给自己的子女。于是父系氏族家庭开始出现了。由于人类婚姻制度有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所以说:母系氏族是原始人群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一个必然环节。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是一场非暴力的、逐渐推进的社会变革过程。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社会大变革。私有制社会就起源于此,文字的形成也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比如:在我们的汉字中、姓氏中就大量存在着母系社会的遗迹;我们现今仍然在使用的亲属称谓,象外甥、侄儿等称呼就保留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外甥”就是外生,本来应该生在家庭内的儿子现在生在了外面;“侄儿”就是新来到的儿子,本来应该是别人家的儿子现在来到了这个家里。就从这些文化痕迹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一场社会变革的非暴力性。总之,母系、父系交替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大多起源于这个历史时期。

  到了父系社会,个体劳动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个体小家庭。这种小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单位又是人自身生产的基本单位构成了私有制社会的细胞形态。而这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如:父系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仍然是按照原始公有制的组织观念建立起来的。社会细胞和社会整体结构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也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矛盾在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公共权力可支配的社会资源、财富越来越大。部落首领的神圣权力被无限制的扩大,社会公共权力进入一种极度膨胀状态。这种极度膨胀的公共权力需要残酷的暴力加以保护就形成了奴隶制社会。所以说:奴隶制社会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原始公有制的上层建筑相互矛盾的结果,是原始公有制走向极度膨胀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从世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把“奴隶制”作为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不合适。“奴隶制社会”主要存在于西方国家,在中国就只有奴隶制而没有奴隶制社会;就象现在的中国有资本和资本家,但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人是从氏族部落社会直接进入到了封建制社会的。

  从私有制社会的细胞结构——家庭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出现,到整个社会按照家庭的组织原则形成结构稳定的集权制社会,中间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化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从部落联盟逐渐向封建制社会过度,最后进入集权制社会的过程。大致上讲,在夏禹之前的黄帝、尧舜时期为部落联盟社会;夏禹、商汤时期开始出现分封制,既有部落联盟性质又有封建制性质;到西周、东周才形成比较完全的封建制社会;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社会。在整个历史的转化过程中,个体家庭的组织观念,也就是私有制观念在不断地发展延伸。由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到父权家族;由父权家族到父权部落;最后上升到部落联盟。禹传位于儿子启,就是家庭的组织观念影响到了部落联盟的组织建设。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存在于原始公有制社会向中央集权制社会转化的全过程,不仅在氏族联盟社会、封建制社会中存在,即使是到了集权制社会也还有少量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就一定是奴隶制社会。西方国家在氏族联盟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之间出现了一个奴隶制社会。这种社会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极端表现形式。罗马帝国就是这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在我们中国,社会矛盾没有走向极端,虽然也有奴隶和奴隶主、有奴隶制生产方式,但是却没有出现奴隶制社会。

  (2)成熟的社会细胞与结构稳定的私有制社会

  父系氏族内部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还不是成熟的社会细胞。即使是到了西周封建制社会,一般的小家庭仍然是王、侯的附庸,仍然具有奴隶制性质也还不是成熟的社会细胞。直到秦始皇之后的集权制社会,个体家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才算得上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细胞。

  成熟的社会细胞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统一体,它还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直接向国家缴纳税赋的社会单位。国家对家庭的直接控制使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家庭——国家”结构状态。这种中央集权控制是一种稳定的系统控制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成熟的状态。一个国家一旦进入这样的结构状态就很不容易从其中走出来。全世界只有中国社会进入了这种稳定状态,其它国家都是在走向集权制的途中转尔开始了系统的化解过程。人类社会由此开始异化,走向“超人社会”。现代社会就处在‘人’走向‘神’的过程之中。所以,真正典型的人类社会在中国;中国历史是最系统的社会发展史。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类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细胞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中国封建的集权制社会就是完全按照家庭的组织理念建立起来的。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家庭、商人的家庭、官吏的家庭和皇帝的家庭,各种各样的社会细胞有机的组织在一起,构成结构稳定的私有制社会。国家以皇帝家庭的形式表现出来;官吏表现为皇帝的家奴。农民的个体劳动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个体家庭的稳定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但是,个体劳动并不能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生产是不可分割的集体劳动,比如:大型的水利、工矿、商业、冶炼以及管理社会的国家机构等等。从事这些集体劳动的家庭都不是完整的社会细胞,因为它们都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单位。为了维护这些社会细胞的稳定性,为了使其与个体劳动家庭的父权观念协调一致,人们在这里不得不进一步剥夺妇女参与社会的各项权利,让父权、夫权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而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分工,夫妻关系相对和谐。越是走向社会的上层越是需要强调父权制的神圣,这也是维护个体劳动社会所必需的组织观念。几千年来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个体劳动家庭是封建集权制社会的基础;不可分割的集体劳动则是封建集权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封建集权制社会开始建设之初,人们就已经对此有所认识。商鞅变法提出来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一直贯彻了两千多年,朝廷可以不断替换,基本国策谁也不敢放弃,就是因为社会劳动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社会细胞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控制社会集体劳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规模较大的集体劳动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也是中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很容易就走向国营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3)社会细胞的化解过程

  社会细胞的化解过程是随着集体劳动逐步取代个体劳动开始的。企业是现代集体劳动的基本单位,是集体劳动的社会形态。最初是男人走出家庭进入企业工作,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样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两种生产的统一体,不再是完整的社会细胞了。其实这样的家庭在封建集权制社会就大量存在,是非主流的家庭结构形式。它和个体经济家庭“女主内,男主外”的基本理念并不矛盾,所以在现代集体劳动出现初期,尽管这样的家庭大量出现,也并不影响人们原来的“夫权、父权”观念。这是社会细胞解体的第一步,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早期,这样的家庭形式维持了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比如在日本,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就一直比较普遍,直到近一、二十年才逐渐有较多的妇女出来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家庭中男女双方都走向社会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家庭经济成为二人工资的再聚集,失去了它原来的稳定性,个体经济家庭被双职工家庭所取代,这是社会细胞解体的第二步。妇女有了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经济上相对独立,经济因素对婚姻的约束力越来越小。离婚率迅速上升,再婚家庭、单亲家庭大量出现,进一步发展还会出现独身主义、同性家庭等极端现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不过我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会在发展中得到很好的解决,人类的明天会更美好。

  社会细胞解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地不尽相同。在日本,人们尽量多地把妇女留在家里,家庭经济主要依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夫权、父权的经济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维护,大大减缓了传统家庭的解体速度。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是避免了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工矿、企业,增加了男人的就业机会,减缓了剩余劳动力对社会的压力;其二是家庭、家族观念得到维护并且向企业观念渗透。传统的家庭观念转而为现代企业服务。大家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大家庭,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稳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发挥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稳定发展的作用。这样做也有一大社会弊病:就是限制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劳动力的充分释放。到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会表现出它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总之,日本社会细胞的解体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发展过来的,没有出现大的急剧变化。

  与日本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细胞的解体可谓是暴风骤雨式的发展过程。由于中国人的家庭、家族观念形成的较早,发展的也比较成熟,整个社会的结构框架和运行机制完全是按照家庭观念建立起来的。到明、清时期家族社会已经进入到过度成熟状态,极大地制约了资本主义企业社会的发展。落后、被动挨打的中国人激发出砸碎封建家族社会的激情和怒火。首先是辛亥革命把皇帝家族赶下了政治舞台,随后到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打破农民的经济家庭。中国人的个体经济家庭一下子就解体到位。在城市,夫妻双方都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在农村,夫妻双方都到生产队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家庭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突然消失了。原有的家庭经济结构被打破,夫权、父权等各种封建礼教失去了社会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快开始发生变化。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婆媳关系。为了避免婆媳矛盾的发生,新媳妇进门就另立门户很快流行开来。家庭迅速趋于小型化,回归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小家庭”状态。所以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农村形成了“生产队——小家庭”这样的社会基层经济结构;而城市则形成了“企业——小家庭”这样的经济结构和“居委会——小家庭”这样的社会基层组织。那时的企业不但要为职工建住房,还要办医院、学校、幼儿园等,俨然是一个小社会。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这样的社会基层结构既有它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病,也有它缩小贫富差距,弥和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群众生活和谐稳定的种种优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包干到户,农民的家庭又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生产队——小家庭”这样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了;同样,城市里的经济改革也打破了“企业——小家庭”这样的社会结构。小家庭失去了来自生产队和企业的各种照顾,开始直接面对政府机构管理。由于,政府机构的管理机制是以制定和贯彻各项法规为基本方法,缺乏情感方面的投入机制,导致人们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相互抚慰的社会机制缺失,引发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比如:青少年、老年人犯罪率上升,离婚率上升,自杀率上升等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通病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为了解决这样的社会矛盾,西方国家是一方面让政府对家庭的管理工作做的更细致入微一些;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依靠民间社会团体、慈善宗教组织来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形成这样的社会救助机制与他们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人口条件等密切相关,中国人不可能、也不会完全照搬过来。西方文化是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所以他们的政府与民间组织既泾渭分明,又相辅相成;中国文化是明智与原始宗教的浑然一体,所以中国的政府与民间组织常常是理不清,扯不断。象中国的工会、妇联、足球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就基本上都是半官方组织。很多人热衷于在中国发展慈善组织;甚至还有人在积极传播西方宗教。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他们的良好用意,只是想告诉他们: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可能会遭遇水土不服而出现种种状况。中国人进入现代企业社会所出现的社会问题,还需要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解决;还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人口、资源等环境条件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依我看中国人不是不喜欢慈善家,而是更需要象居委会的“老大妈”、生产队的“老队长”这样的社会角色,因为后两者对一个普通家庭的照顾和帮助往往更朴实、更贴心,也更贴近中国的国情。

  在新的形势下一个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居民社区”开始出现。虽然现在居民社区的性质还不太确定,组织建设还很不完善,但是我们看到它正在迅速发展。究竟应该如何来发展我们的社区组织呢?首先必须明确社区的性质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根据中国人族群文化特征和当前全国各地的发展状态,社区组织应该以现在的业主委员会为基础,不断地充实它的社会功能,集居民的医疗、养老、教育、体育、文化娱乐、治安、环保、计划生育等为一体,最后形成“社区——小家庭”这样的社会基层组织。居民社区是小家庭的集合体,属于居民自治组织,就应该以居民为主体。政府可以资助、引导居民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而不能按照政府的基层组织来管理。总之,居民社区的性质就应该象农村的村委会那样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集体组织,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社区组织。只有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社会基层组织,我们才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坚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讲,只有我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普通家庭才能更贴切地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彰显出共产党人流血牺牲的历史价值。“全番西化”不仅仅是在中国上层社会行不通,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同样也行不通。

  目前,全国流行的物业管理公司模式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思想、参照西方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太适合中国国情。首先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很容易发生矛盾,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基层最常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物业费中包含的修缮基金具有公积金性质,由私营公司完全掌握与理与法都不太合适,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散在的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社会势力不对等,业主委员会没有经济实力和法人地位,也缺乏政府的行政支持,物业公司仗势欺主的事件屡屡发生。其次是业主委员会和现在的街道社区机构重叠,功能也比较接近,二者合在一块可以加强业主委员会的社会势力,功能互补,也符合城市居民早已形成的社会族群意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与中国社会族群文化不协调,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思想不一致。

  中国人需要的就是一种浑然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应该把业主委员会和现在的街道社区合二为一,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居民社区组织。由居民社区来招募物业公司,签定服务合同。物业费由居民社区统一收取,统一支付。随后,居民社区还可以把物业管理工作分解开来,分别雇佣保洁公司、保安公司、绿化公司、房屋修缮水暖维护公司等来完成社区的物业管理。把物业管理公司融化在社区组织之中,最后三者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为‘现代小家庭’全方位服务的居民社区组织。这种“社区——小家庭”组织结构才是中国人所需要的社会基层组织。一句话,中国人不喜欢相互制衡的对立统一,需要的是相互和谐的浑然一体。

  城市的社区就应该象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一样,具有全方位的社会功能。它可以展开多方面的服务性的、非赢利的经营活动,如:社区养老,社区医疗,社区教育等;它参与物业管理也可以收取一些管理费;它维护社会治安,宣传计划生育为政府部门展开各项工作,也应该收到政府各个部门分别下拨的活动经费,如公安局下拨的治安费等;它还可以出租公共场地获取一定经济收入;它还可以直接向社会募集济贫资金来救助贫困家庭;它还是志愿者参与社会的一个工作平台。总之,居民社区应该是一个有能力帮扶贫困家庭的集体经济单位。

  “社区——小家庭”是现代企业社会比较理想的基层组织结构,可能会保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类社会不再需要企业的时候,家庭才会进一步解体。

  7 国家、企业和“社区——小家庭”

  前面我们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中国封建集权制社会的特殊性,顺势又阐述了中国家庭在进入现代企业社会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国家、企业和“社区——小家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照系统的社会发展史观:人类社会从动物世界中走出来,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了中央集权制社会才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国家”结构,这标志着社会系统发展成熟。企业的出现打破了社会系统的稳定结构,使社会开始进入系统的化解过程。现代社会爆炸式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系统迅速化解的过程。由于企业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生产单位,向上它取代不了国家,向下它取代不了家庭,形成了一个国家、企业和家庭三者并存的历史阶段。这是社会系统化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相对恒定的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是由科学发展的力量支撑起来的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决定了社会生产技术在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组织结构在不断地变化。企业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社会生产结构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形成两种生产一块抓的社会细胞形态。前些年,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我们曾经就把工厂办成了统管两种生产的小社会,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市场经济让企业轻装上阵,社会生产才得以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是不可分离、不能脱节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缺乏主宰整个社会的基本素质,也无法摆脱国家和家庭对它的控制。但是,企业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组织者它直接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致使国家和家庭的组织结构都相应地发生企业化改变。

  现代社会是一种企业社会。企业化的国家控制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体框架。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单纯的人自身生产单位,迅速走向小型化。企业化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小型化的家庭,把它们组织起来建立起居民社区。形成“社区——家庭”这样的社会基层组织。国家、企业和“社区——小家庭”构成了现代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两种生产一块抓。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把两种社会生产协调起来平衡发展。国家和家庭都是两种生产齐抓共管的地方,政治在这里永远是第一位的。企业是物质生产单位,经济效益在这里常常是第一位的。国家和家庭以人为本的基本观念和企业的市场经济基本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二者相互渗透、对立统一构成了现代社会许许多多的基本准则。

  资本主义社会是企业主导的社会。政党制衡为企业主导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偏执的企业理念对国家和家庭的许多基本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向物质利益方面出现明显的倾斜。在运行中发生倾斜的社会必然还要在运行中重新恢复平衡。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恢复国家和家庭的基本观念,而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政治观念下建立起新的国家主权和“家庭——社区”观念。当前的人类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过程当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也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着。一些思想保守的西方人士对此认识不足,看不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历史作用是非常不幸的,历史的发展会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4]

  总之,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监管催生全球一体化的政治平台,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政治观念。国家逐渐成为一个两种生产一块抓的企业。企业化的国家操控着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照顾着社区中的小家庭。一幅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图就展现我们的面前。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只能把人类社会推进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更高级社会发展形式还需要更高一级的科学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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