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的划分标准 “老年人”的标准



     全世界正在变老!这是全球各国政府达成的共识。人口变老(population aging)或称人口老年化(Aging of population),是指老年人(年满65周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一种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儿童及年轻人的比重不断下降,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断上移。人口老年化现象最早出现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现在却已蔓延至发展中国家。

  由于各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标准不同,因此,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年化”社会的标准。但当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4%时,则标志着“老年社会”已变成现实。

  人口老年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77岁,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3.5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就进入了长寿社会。

  二是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但人口死亡率基本不变。1981-1990年这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1991-2000年这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则滑落至14‰-20‰之间;从2001年至今这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稳定在12‰左右。但近30年来,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稳定在6‰至7‰之间。

 我国老年人的划分标准 “老年人”的标准
  因此,人口老年化,实际上就是青少年人口比例不断缩小,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1982年,中国青少年(0-14岁)与老年人(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3.6%和4.9%,2010年,这一组数据分别变成16.6%和8.9%,30年间我国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一半,而老年人口比例却增长一倍。

  人口老年化,既是世界现象,也是中国难题。1999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7%,迈入老年化社会的大门。2010年为8.9%,大约2026年达到14%,正式成为老年社会,2050年将达到30%,2100年将达31%。2050年之前称之为“加速老年化”阶段,2050年之后称之为“稳定的重度老年化”阶段。

  人口老年化将直接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社会消费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减速;二是社会保障压力剧增,养老医疗社会投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收支难平衡。

  人口老年化的应对之策:进一步加强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适度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加大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力度,加强社保基金管理;消除就业年龄歧视,废除45岁以下再就业潜规则,挖掘中老年劳动者潜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面;借助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拉动就业。

  在人口老年化的系列对策中,社会最关心、最敏感的话题,可能就是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事实上,世界各国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民众均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各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却是高度统一,即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世界各国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1)弹性退休制度成为一种时尚。(2)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逐渐从“不统一”走向“完全一致”。(3)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大多都在65岁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大多已向60岁靠扰,两者差距不断缩小,不过,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正在赶超发达国家,如匈牙利、捷克、韩国等。(4)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工程,延长三、五岁,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年功夫来进行微调,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许多国家都设定了未来20年或50年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步骤与标准。

  在国外,至少70%的民众都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这是人性使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引发的争议,主要来自以下两类人群之间的观点分歧。一般处在高工资、高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健康的人,普遍愿意推迟退休;而处在低工资、低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多病的人,则希望提前退休,越早越好。

  客观上讲,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都拥有大体相当的理由,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地延长,人们要求工作的“不退休”年龄也会提高。(2)人口老年化,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不仅昂贵,而且短缺。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可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3)老年人标准发生变化。法定退休年龄是界定“老年人”的重要标志。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概念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医学科学证明:“未老先闲”会加速人体衰老与退化,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4)人口老年化日益加重年轻人负担和财政压力。无论是现收现付制,抑或是完全积累制,在职人口都是社会养老的直接“缴费者”,而财政则更是国民“养老保底”的最后支付者。随着“不工作”人口的老年化比重不断提高,年轻人缴费负担和财政压力会越来越重,延长退休年龄成为减轻在职人口缴费负担和财政支付压力的最有效手段。

  在中国,不同人群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各不相同,五花八门,大体可区分为三大类人群的不同标准:

  第一类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这一类人仍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退休制度下,而未进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因此,将他们并入社保体系、整合社保资源,是我国社保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二类是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此外,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55周岁,女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50周岁,女45周岁。这大概就是我国企业“45岁以下”的社会用工机制(潜规则)的“依据”所在。因为法定退休年龄是界定“老年人”的重要依据。

  第三类是农村居民的法定退休年龄:自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农保,它规定的农民法定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为60岁。过去,在中国,农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和年龄标准。新农保与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尽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三类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中,前两类我们从建国使用到今天,60多年一直固定不变,很显然,这已不合时宜。因此,延长退休年龄成为必要。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必须提前布署,不能搞突然袭击。法定退休年龄,的确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变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国民高度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定退休年龄,更是一个万分理性的经济变量,它需要科学精算,超前谋划,果断决策,长远安排,它不以个人意志和民众偏好为转移!

  在国外,延长退休年龄两至五岁,一般至少要提前10年至20年开始安排、布局,而且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是小步、渐进的,不能一步到位。比方,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一个月。为此,本人建议,中国弹性退休制度可分三步走。第一步,2018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58岁;第二步,203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2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0岁;第三步,205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岁。

  不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例如,作为三支柱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雇主为责任主体建立的补充养老软弱无力、形同虚设;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制度尚未并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只是一个目标或构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还有待时日。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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