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7月17日，浙江民营工商界发生新一波借贷危机。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这是继去年夏秋之交高利贷危机席卷东南沿海之后，新近一轮由“互保联保”引爆的信贷危机。 据杭州市家具协会的相关人员表示，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当中，也有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在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告一段落之后，此次危机再一次将浙江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这对难兄难弟拉进人们的视野。 事件回放 2011年12月注册地在东阳的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牵连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这颗火星很快点燃了和其互保的家具生产销售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 嘉逸集团是天煜建设的互保企业，它旗下的新洲家具为天煜建设在建设银行的贷款1亿元的银承提供担保，因此嘉逸集团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名单。今年1月被建设银行收贷，其他银行也加紧了收贷节奏，集团共被8家银行收贷1.15亿元，顿时陷入困局。另据了解仅由天煜建设一家引发的互保圈信贷危机，所牵涉的互保资金总额就超过100亿元。 2012年6月14日，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事拘留。据知情人士透露，俞中江是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通过支付高额利息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前涉及的金额已经达十多亿元。他的案子牵涉3家银行，上百家公司，把所有资产都抵押变现之后，还有约三十亿元借款还不上。 近些年，每每伴随着信贷投放的扩张周期，很多民企设法获取贷款的冲动就变得强烈，但苦于其自身资产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走上“互保”之路。而且他们还不仅仅局限于“互保”，更多的则是采取了企业之间“联保”的方式，也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而当处于联保圈中的一家企业一旦出事，联保圈的层级式危机也就扩延，乃至影响到各关联的企业。 此次事件是由各大银行对浙江民企集中催收贷款所引发。7月份是银行还贷期限较为集中的时点，催贷、断贷，以及不肯续贷的压力沿着浙江民企之间庞大的联保互保网路蔓延，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于是发生了民企老板的上书求助。 令人纠结的民间资本 资金链的断裂，对民营企业老板和脆弱的民营经济来说，又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 在浙江，民营经济是经济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势，民营企业是拉动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浙江省工商局副局长冯水华曾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1年，浙江省民营经济总量预计达到19,872亿元，占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2.1%。 虽然民营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民营企业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在资金的周转方面，始终无法得到各大银行的青睐和支持。因此每当这些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运营难以为继时，不得不求助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寻求资本支持或者其他企业的担保。 而当企业资金链一旦断裂时，原本就徘徊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民间借贷就会出问题，导致那些民企老板在罪与非罪之间徘徊。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随着媒体的曝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被大众关注。这当中有大家熟知的吴英，也有许多陌生的“跑路”老板。这一次，出事的企业依然没能逃出“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魔掌。 从温州到杭州，一个个吴英们被推上了审判的法庭上，而浙江在一次次事件后早已经成为中国民企资金链条断裂的“耀眼明星”。 浙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究竟怎么了？ 从表面看，杭州发生的这起“借贷危机”是两家企业涉嫌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采取刑事措施而引发相关担保企业连锁反应引爆的。 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果真是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惹的祸吗？ 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在全球经济风暴蔓延后，外部市场的需求不再稳定和旺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外多重压力造成了一连串企业倒闭潮，加上产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阵痛加剧，为穿越“寒冬期”，像浙江这种民营制造企业高度聚集区域的不少民企，陷入了艰难求生的困境。于是，高利贷和担保圈这二种金融引资工具，变成求解生存危机的无奈选择。 他们认为，中小企业的倒闭和民间高利贷的盛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因，那就是中国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根源在于我国金融领域体制的不健全和金融政策的多变，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限制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许多急需资金救命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合法的主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也就只能求渴于民间。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是，民间资本的发展迟迟未见前进。 “新36条”有用吗？ 虽然，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民间资本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间资本的出路在哪里？谁来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200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内容共36条，即“非公36条”，但落实一直不尽人意。 五年后，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该《意见》同样有36条，即被称为“新36条”。2012年7月16日，继铁路、电信、能源等行业陆续公“新36条”实施细则后，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旅游局同时推出了鼓励民资进入的意见措施。至此，出台细则向民间资本打开大门的行业，已经增加到了22个。 相比之前，“新36条”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通信和交通运输等长期由国有资本占据的领域。 然而，一个不那么乐观的状况是，虽然这些实施细则向民间资本展示了真诚，但能否真正落实、落实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认为，不能因为出了“细则”以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了，怎么在制度架构上做一个设计来保护他们“进得来”，同时能够“呆得住”，这是我们下一步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去做的。
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倪金节更是认为杭州担保圈危局，预示着如果不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拓宽民企融资渠道，给民企、国企以平等的融资机会，那么类似的信贷危机今后还会接踵而至。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杭州民企此次的资金链危机预计很难通过新的信贷扩张来化解，而会走向债务清理整顿的路径上来。这是短期内解决危机的治标之策。而更关键的，还是要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去掉房地产泡沫带来的投机氛围，让民企走上安心融资、坚守实业的持续发展之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实上，以浙江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遇到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如果不尽早进行金融制度的有效改革，一幕幕悲剧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继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