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史上最具奥林匹克精神的比赛是 “牛津与剑桥划船赛”。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友善而激烈的划船赛，已有100多年历史，有“世界上为期最久的体育竞赛项目”之称，充分体现了英伦“君子之争”的体育精神。2012年伦敦奥运之际，两所名校也成为旅游胜地。透过奥林匹克的光芒，世人重新瞩目英伦文化的深处，但见古老学府的学术薪火不息。 在中国文化史上，散文家陈之藩和小说家金庸与剑桥大学有着奇妙的因缘：两人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更有意思的是，陈之藩是当了美国大学教授之后到剑桥读博士，金庸则在中国多所高校有教授之誉后才到剑桥读博士。在取得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时，一个是成就卓越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散文家，一个则是名扬天下的报人和武侠小说家。两位杰出华人与剑桥大学的“博士因缘”，堪称别致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 陈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学问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名著《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英国绅士的中国情怀
陈之藩在剑桥最爱做的事是聊天。读《剑河倒影》，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之藩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的人物的聊天，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恩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身在剑桥，陈之藩已然是英国绅士的做派，但骨子里不时流露出“中国情怀”。陈之藩去看邱吉尔的出生地和墓园，在一幅典型的英国风景画中，他忽然想起小时念的祖父论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荡之秋，不有人焉，屈身为将伯之呼，则宗社沦沉，万劫不复。士不幸遇非其主，无由进徙薪曲突之谋。一旦四郊多变，风鹤频惊。”他连一个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说成邱吉尔。“当然英国的君主没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权。这里的‘主’可以解释成英国人民。我们看只要是英国岌岌可危时，邱吉尔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听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时，邱吉尔却总是从容授命，拜阁登台，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只有陈之藩才想得出来。 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恩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陈之藩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恩斯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见解十分心折，在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恩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有一回，陈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锁自行车的查理王子。陈之藩便同彼得讲了宣统在紫禁城里学骑脚踏车的故事，又继续讲了另一个故事：“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就在陈之藩大笑之时，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见解：“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彼得举的例子是这位查理王子在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时，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有汽车时，人家说查理王子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足证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当然便可体会。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之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中国人写剑桥大学的《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为文学史上的“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 金庸对博士也有误解 1977年，陈之藩在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所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其间，陈之藩与当时的研究院院长邢慕寰不断讨论博士学位的创立。 有一次，陈之藩给邢慕寰讲了一个笑话:“邢教授，你知道哈耶克有个表哥，就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而维特根斯坦的中学同班是希特勒，虽然二人并无接触，而这些旧闻都是我在剑桥时，学院饭桌上听到的！” 最终陈之藩和邢慕寰商议的收博士学生的大致原则是：“一、博士不是科举制度，并非训练学生作新进士状，说新进士语。最怕从前中国的科举八股遗传了下来。二、博士不是广博大才，无必修课程，也无需有合格考试，只要经过严格的口试。这一点像英国，像美国。三、博士不由本校的教授考核，而由其他大学教授考核，论文则必须在国际学刊上发表。这比外国的要求严格得多。四、博士既不是在大学作教授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足条件，只是一种参考。换句话说，博士与在大学里有无资格教书无关。”在三年后，电子工程系产生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当年学界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甚至说，中国读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对此，陈之藩自有看法：“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文章关于什么是博士，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士顿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那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这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永远骗所有人是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在金庸的小说迷中，有许多海外的华人学者，当中有著名教授王浩—当年王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哈佛大学，只用一年零八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