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金融学者及金融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融资困境的问题展开探讨。 会客厅嘉宾： 广东省金融办主任 周高雄 广发银行董事长 董建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 陆军 广东粤财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杰 微型企业信贷方案应量身定做 赢周刊：在你看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症结主要是什么？ 陆军：中小企业在财税方面的负担还是比较重。在资产负债率方面，中小企业是32.57％，央企是65％。有的企业规模已经超过一两千人，销售额可能有几千万，但是很多企业求贷无门。像这样的企业，可能在北欧国家都是大型企业了。去年对珠三角中小微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53％的小企业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周转，无外部融资，仅46.97％有借贷的历史。年销售规模越小的企业，银行融资的比例越低。28.18％的小企业2011年比2010年获贷额度下降，63.3％的小企业有融资的需求，但需求的额度比较小，75.4％的小企业贷款需求在100万以内。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是跟中小企业本身的特质有关系的。要改善这些特质是很不容易的，这可能是它与生俱来的。比如说规模小、进入门槛低，门槛低的话，同质化的程度就可能比较高，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中小企业的产品可能无法在有竞争力的成本下完成，制造成本太高，无法达到适当的边际利润。创办人无法有效管理，没有规范的财务管理，无法提供合格的抵押担保品。包括技术的进步，现在也是非常快，市场的变化也是非常快，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过剩，产能过剩，投资量非常大。门槛低的，很容易造成过剩。现在有一个说法，PE满天飞、VC遍地爬，但是多半是投资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型阶段，甚至是上市之前的临门一脚。实际上，VC、PE很少在种子阶段进入，所以中小企业要依赖于直接融资还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 陈杰：中小企业在投融资市场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各国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都会有政策性的部门或者政策性的机制去解决。在实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以解构或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个是公平的问题，一个是效率的问题。公平的问题可能更多是政府的事，是政策环境建设的问题。难融资的问题，是市场配置效率的问题，市场是否有效，包括市场的发育，还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的问题。现在银行做中小企业贷款，边际成本和风险控制比大项目是高的。另外，中小企业还存在着税收、股权、报表等问题，这本身就是信用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解构和入手解决的话，可能会更有效。 赢周刊：与中小企业相比，微型企业的融资是否更困难？针对微型企业的融资问题，银行有何措施？ 董建岳：目前，数量庞大的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确实尤显突出和强烈。微型企业贷款普遍呈现金额小、笔数多、银行人力成本高等特征，尤其是部分微小企业自身还存在现金流不稳、财务管理不健全、缺乏有效抵押物、经营不甚规范等问题，这使得微型企业融资难上加难。我认为，应该要设计区别于传统信贷业务的专门的解决方案。如果对微型企业（的）只有几十万元的贷款，要花费与大型企业（的）几十亿贷款一样多的时间和人力，我想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客户，都是无法接受的。对银行来说，这笔贷款的收益可能还无法覆盖成本；对客户来说，可能因为程序太复杂，时间太长，效率太低，从而抑制客户的金融需求。所以银行做好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关键是要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上下工夫。目前，微型企业金融业务最好的办法是向零售业务靠拢，通过标准化产品、快捷流程和灵活机制实现业务快速批量处理。当然，我们也要把握好微型企业金融服务风险管理的尺度和方法，通过“大数原则”及“收益覆盖风险”机制，同时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积极完善微型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和不良贷款快速核销制度，为微型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应专业化 赢周刊：您认为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应该怎样做？ 董建岳：实事求是地讲，多数中小银行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都做得不是很好，因为他们自身的转型还没到位，更因为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有很强的专业性。在银行传统的信贷模式中，营销人员常常是大中小型客户一起做。做大客户既省时省力，又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业务人员不自觉地提高了中小企业客户的准入门槛；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短、频、急”的特点，对银行审批效率要求很高，在传统的信贷模式下难以得到较好的解决。正是这种经营模式制约了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发展。 我认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一定要走专业化道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具体来讲，商业银行要建立中小企业金融专营服务模式，包括专营网点机构、专业团队、专业产品、专业流程和管理制度、专业IT技术以及实现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等等。 去年，我们推出了服务小微企业的“十大”举措，包括设立专项信贷额度、建立小企业专营机构、配备专营业务团队和专职风险管理团队等，同时启动了金融专业营销体系改革试点。目前，已在全国设立了57家小企业贷款中心，专营小企业融资业务，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和服务，如与花旗合作研发的“好融通”产品，专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快融通”产品主要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提供融资解决方案；“市场贷”产品以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等等。在这些措施的有力推动下，我行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保持稳步增长，战略转型初见成效。截至2011年末，中小企业一般贷款余额近2000亿元，在全行对公人民币一般贷款占比近52％，比年初增长248亿元；中小企业人民币一般贷款客户近10000户，在全行对公人民币一般贷款客户占比超过83％。其中，小微企业人民币一般贷款余额887亿元。 赢周刊：那么，企业又应该有何作为？ 陈杰：在大趋势之下，具体实现的落脚点可能还是在有效市场方面，这个有效市场无非是供给与需求的契合。具体来说，我们认为是三个结合，一个是企业本身的战略和融资策略的结合，二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也就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结合，第三是人力和知识的结合。中小企业成长的融资需求，源于成长驱动因素，又取决于融资策略的选择是否有效、是否到位。目前在实际操作上，中小企业融资市场融资需求的顺序，首先是融得到、融得快、融得多、融得长、融得便宜。“二八法则”，我们去看，80％的中小企业需要整体门槛的降低，20％可能是成长性的，单一渠道尤其是已有的间接融资的渠道不能满足需求。这样的话如何匹配需求端和供给方的矛盾，比如，我们在银行的贷款政策上，通俗来说是砖头抵押物，但是中小企业可能抵押物不够，这样征信市场就出来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担保行业在中国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坚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当然，我们认为担保行业是一个过渡业态，会有一个景气期，但也面临着如何升级和优化结构的问题，如何管理风险、创造价值（的问题）。 从企业端来说，融资的结构包括内部和外部。交易所现在的私募债，包括集合产品，包括银行间商品非公开的定向发行的融资，也就是说债券市场的品种在增加，资本市场有所倾斜，包括创业板、中小板的推出，这也支持了我们所说的拐点出现的判断。针对不同的中小企业，不同周期、不同产业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匹配。比如说早期，它可能是VC加担保，加一些政策性的工具降低门槛，对成长期的中小企业，PE的介入。政策性与市场化的结合，还有就是在金融产业的金字塔中发挥区域半径的优势等。 政府与市场应联合“出手” 赢周刊：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的关键点在哪里？ 周高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既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原则，也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如何确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这是必须想清楚和做明白（的）。有的地方政府是全部都出了手，方式方法简单，行政干预过重；这样不仅造成政府信用的透支，公共服务不到位，还扰乱了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首先是要充分尊重和依靠市场的力量，要相信市场推动中小企业优胜劣汰的根本机制。金融市场在支持中小企业时有一套复杂、严密的筛选机制，在这一点来说，政府不能替代金融机构的选择。只有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那些经营规范、抗风险能力强、信用水平高的中小企业，才能经过优胜劣汰、脱颖而出，得到融资的支持获得发展。 赢周刊：地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周高雄：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推动金融深化改革。具体来说，应该着力于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市场的基础建设，优化市场的发展环境。要通过建立健全信用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广东有一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将“信用村”建设起来，小企业的信用一目了然。梅州更进一步，建立了评级，评级为A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B级的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样的话，企业和金融的对接更加便利和有效。广东开展“三打两建”活动，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其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这次活动广东中小企业信用环境一定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信用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特别重视中小企业首次融资的问题。一般来说，融资难主要是首次融资难，融了之后就比较容易了。此外，要加强债权人的司法保护，营造相应的法治环境，也就是至少要还本。
第二是市场平台的建设，拓展市场的覆盖面。没有一个高效完善的金融市场平台，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知识产权、股权等资产就缺乏价格发现和价值实现的渠道，抵押物缺乏这一制约融资的难题就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现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发育还远远不足。我们要大力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拓展技术、股权等产权市场的平台和深度。 第三是放宽市场准入，提高市场的参与度。要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主体。但中小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没有与此相适应的循环保险制度，金融监管体系等体制建设就容易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在这些方面，我们既要积极，也要稳妥。我们鼓励佛山第一家民营金融控股集团的成立，他们成立之初（有）不到20亿的资产，这次他们展销时已经达到了50亿。像这样有实力的民间金融集团，应该鼓励他们，做多做大做强。 第四是要加强制度创新，提高市场分工的协作水平。包括如何创新和落实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批发商和中小金融组织的零售商分工协作机制，如何将各类金融机构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上升为制度性的安排，并进行推广。这些问题都需要好好的研究。 陆军：我们不能说政府不作为，我觉得就是政府的劲头太足了。西方那些国家的政府来看我们的政府，他们简直觉得是非常恐怖，一个一个劲头十足要做业绩，而且因为政府掌握了比较多的资源，力度也比较大。政府应该要加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政府很多投资到“铁公基”中。金融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我们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点是最核心的，是政府应该做的。 中小企业为银行带来新机遇 赢周刊：中小企业融资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是否会给金融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陈杰：最近在市场上，我们感觉出现了拐点。我们认为这个拐点可能会打开未来一个区域零售的，包括草根金融的增长之路。它的逻辑在哪里呢？在成熟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我们简化地去划分它，它是一个简单的三层金字塔。最顶层是大的、成熟的市场，已经寡头化或类寡头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最底层终端的就是金融消费者，中间板块是各层次、各门类的金融服务机构，而这一块，中国经济体还没有很好发育，甚至是扭曲的。温州金融事件，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的需求被扭曲的满足，而导致了扭曲的结果，导致了风险，未来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成长，可能会有井喷。具体市场参与者如何把握风险，如何抓住机遇，这就变得比较重要了。 周高雄：仅仅在过去三年中，全国就新设立了小额贷款公司4288家（以及）村镇银行等等，融资担保机构超过3000家，还有数百家小型商业银行，数以千计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已催生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浙江、深圳等地已将它作为自己的金融主攻方向。天津在股权融资等方面也走在我们的前面。各地争夺这个金融服务制高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广东金融界要重视和研究这个趋势和方向，广东要建设金融强省，绝对不能忽视金融行业中的这个战略性新型行业。 董建岳：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着全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60％左右。可以肯定，民营经济将是推动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从商业角度看，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巨大，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无疑是银行业务的一片“蓝海”。 不过，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银行不再是企业资金的唯一来源。直接融资市场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1年，我国以股票、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为主构成的直接融资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4.5％提高到30％左右，直接融资占比大幅提升，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达2.21万亿元；PE投资金额290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48％；VC投资金额8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58％。 银行别“一窝蜂”转向中小企业 赢周刊：银行服务中小企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董建岳：首先要防止战略趋同。现在无论是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农商行，都纷纷提出“服务中小企业”的口号。但是，这种“一窝蜂转向中小企业”的做法，是否对所有银行都能行得通？是否能够真正服务好中小企业？资源配置是否科学？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业务格局，不同类型的银行都有自己服务的主要客群，例如大型银行主要侧重服务大项目、大客户，发放中长期贷款和基本建设项目贷款。而中小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农信社，则以服务中小企业，提供中小项目信贷、贸易融资和流动性贷款为主。银行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多元化、多层级的银行服务体系，各家银行确立与自身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战略定位，强调错位发展、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服务好自己的目标客户群。反之，如果没有区别，所有银行做所有的业务，正如现在大小银行都去做中小企业业务，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必定是低效的，对客户的服务也做不到专业。 所谓术业有专攻，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的方向上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要避免战略上的趋同。以前银行有“垒大户”的现象，现在又扎堆中小企业，我个人认为都同样不是理性的发展思路。 赢周刊：银行应如何做好风险管控？ 董建岳：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很重要。风险管控不好，做中小企业金融业务只能是“死路一条”。具体来讲，商业银行不仅需要在各级机构建立专职风险管理团队、制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采用先进的IT系统加强定量分析，而且也要全流程加强精细化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比如，在贷前认真做好调查工作，确保发现中小企业真实的融资需求;贷中加强对信贷资金的监控，防止资金被挪用;贷后管理好客户的回款资金，确保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只要风险管理达到了专业化水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就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