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放缓 扭转经济放缓须标本兼治

 经济放缓 扭转经济放缓须标本兼治


     8月10日,包括央行、海关总署等多部门公布了7月份宏观数据,其中7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仅增加5401亿元,创下2011年9月以来的10个月新低;7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9.2%,低于6月份的9.5%,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7月份出口增速同比仅增长1%,为6个月以来新低;7月份制造业PMI仅为50.1%,创下了8个月以来的最低。

  现实异常残酷,尽管今年上半年我国一系列旨在稳增长的政策接连出台,但是,刚刚发布的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仍然准确无误地表明,我国经济的困境短期内极难真正克服。

  不可否认,在去年下半年我国新一轮经济下行风险趋势初显之后,旨在稳增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政策出台的频率亦不可谓不高—就货币政策而言,自去年11底至今,央行已经连续3次调降存准金率、以及连续2次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就财政政策而言,不仅旨在拉动内需的家电消费等补贴仍在持续,而且放宽了此前遭受相对抑制的产能过剩项目的审批标准,与此同时,地方版刺激计划更是已经进入启动阶段。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稳健货币政策”变相转变为“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被过度强化之时,我国经济的实际景况并未如预期般好转,反而持续进入阶段性困局。似此,我们可以通过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以及7月份的经济数据,进行比照推导后明确感知。

  为何屡次力挽我国经济于狂澜的刺激政策,今年以来的实施成效明显不彰?这其实与欧债危机仍未好转关系不大,其更为本质的根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没未优化,反而呈持续固化和僵化之势。在这种结构性的阻碍之下,投资拉动之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必然会持续递减,行政主导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更是负效应显现,而外需在发达经济体遭受危机、以及我国要素资源成本大幅上升之下,更是优势不再。

  固然,在经济急速下行之下,为避免“顺周期”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彻底萧条,相应的“逆周期”调控、阶段性的经济刺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之于我国而言,这仅能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因为,我国当下M2/GDP高达190%,已位居全球前列,远高于同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天量超发的货币已使我国经济面临泡沫化风险。与此同时,屡次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不仅已使我国地方政府肩负逾10万亿的债务、且我国银行业的隐性坏账率已大幅攀升,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财务约束力和运营效率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据了过多的资源,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动能反而被持续弱化。

  毫无疑问,在我国经济结构过度扭曲之当下,如果持续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尤其是当下已经初步启动的地方版刺激计划全面实施,那么,我国经济虽然有可能取得短期成效,但是紧随其后的,必然是更为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更为难解的系统性经济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仅需透过上一轮(2008年-2010年)经济刺激,所造成的延续至今的经济后果,即可清晰洞察。

  实际上,面对我国当下衰退之势已明的经济困境,我们仅可施之以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而切不可施之以过量的、过度的经济刺激,如此才可为我们在赢取深化改革时间窗口的同时,不至于造成未来更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但是,有必要明确的是,欲将我国经济彻底从减速之势中扭转,仅凭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仍然远远不够。因为,经济刺激本身仅能作为手段存在,其仅能治我国当下经济衰退困境之标,而不能治经济衰退困境之本。

  面对我国当下已然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希望,决策层能够树立“标本兼治”的大思维。在施之以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以便能够短期稳增长的同时,我们亟须启动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通过切实的行政职能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打通我国经济的内在脉络阻碍,从而使我国经济具备内在增长动能,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的制度保障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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