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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包括央行、海关总署等多部门公布了7月份宏观数据，其中7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仅增加5401亿元，创下2011年9月以来的10个月新低；7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9.2%，低于6月份的9.5%，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7月份出口增速同比仅增长1%，为6个月以来新低；7月份制造业PMI仅为50.1%，创下了8个月以来的最低。 现实异常残酷，尽管今年上半年我国一系列旨在稳增长的政策接连出台，但是，刚刚发布的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仍然准确无误地表明，我国经济的困境短期内极难真正克服。 不可否认，在去年下半年我国新一轮经济下行风险趋势初显之后，旨在稳增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政策出台的频率亦不可谓不高—就货币政策而言，自去年11底至今，央行已经连续3次调降存准金率、以及连续2次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就财政政策而言，不仅旨在拉动内需的家电消费等补贴仍在持续，而且放宽了此前遭受相对抑制的产能过剩项目的审批标准，与此同时，地方版刺激计划更是已经进入启动阶段。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稳健货币政策”变相转变为“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被过度强化之时，我国经济的实际景况并未如预期般好转，反而持续进入阶段性困局。似此，我们可以通过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以及7月份的经济数据，进行比照推导后明确感知。 为何屡次力挽我国经济于狂澜的刺激政策，今年以来的实施成效明显不彰？这其实与欧债危机仍未好转关系不大，其更为本质的根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没未优化，反而呈持续固化和僵化之势。在这种结构性的阻碍之下，投资拉动之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必然会持续递减，行政主导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更是负效应显现，而外需在发达经济体遭受危机、以及我国要素资源成本大幅上升之下，更是优势不再。 固然，在经济急速下行之下，为避免“顺周期”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彻底萧条，相应的“逆周期”调控、阶段性的经济刺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之于我国而言，这仅能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因为，我国当下M2/GDP高达190%，已位居全球前列，远高于同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天量超发的货币已使我国经济面临泡沫化风险。与此同时，屡次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不仅已使我国地方政府肩负逾10万亿的债务、且我国银行业的隐性坏账率已大幅攀升，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财务约束力和运营效率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据了过多的资源，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动能反而被持续弱化。 毫无疑问，在我国经济结构过度扭曲之当下，如果持续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尤其是当下已经初步启动的地方版刺激计划全面实施，那么，我国经济虽然有可能取得短期成效，但是紧随其后的，必然是更为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更为难解的系统性经济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仅需透过上一轮（2008年-2010年）经济刺激，所造成的延续至今的经济后果，即可清晰洞察。 实际上，面对我国当下衰退之势已明的经济困境，我们仅可施之以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而切不可施之以过量的、过度的经济刺激，如此才可为我们在赢取深化改革时间窗口的同时，不至于造成未来更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但是，有必要明确的是，欲将我国经济彻底从减速之势中扭转，仅凭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仍然远远不够。因为，经济刺激本身仅能作为手段存在，其仅能治我国当下经济衰退困境之标，而不能治经济衰退困境之本。 面对我国当下已然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希望，决策层能够树立“标本兼治”的大思维。在施之以合理的、适度的经济刺激，以便能够短期稳增长的同时，我们亟须启动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通过切实的行政职能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打通我国经济的内在脉络阻碍，从而使我国经济具备内在增长动能，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的制度保障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