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金融改革启动有日，步履艰难，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在8月8日，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开业当天，当地官员感叹，“温州模式在经历着煎熬”。 围绕着危机的克服与模式的创新，从去年9月温州金融危机大规模浮上水面开始，经济界和投资界就期望温州能够通过金融综合改革扭转危机。如今一年时间即将过去，温州金改当中，利率市场化没有提及，村镇银行没有放开。而温州的危机却在日益扩大：进入2012年，与珠三角的东莞等外向型城市一样，由于外贸需求不足等多项结构性因素，温州经济所受打击严重。温州银监分局数据显示，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较年初翻番，导致商业银行放贷审核更加小心翼翼。这种局面又进一步限制了温州民企的发展，以致有人悲观地宣布温州进入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温州金融改革效果不明显，目前的批评集中在温州民营资本翘首以待的“利率市场化”和开办民资银行等项目没有进展。这之所以没有进展，究其缘由，是地方政府设计改革措施时候，遭遇到政策壁垒，无法逾越。 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也是决定金融改革能否真正取得实效的核心因素，不过，就国际趋势而言，利率市场化后，利差总体是趋向最小化的。设立更多的银行，让民营资本进入，实行利率市场化，无疑会大大加大16家上市银行特别是几大国有银行竞争压力。在“利差收入高，管理粗放，成本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对这些银行的投资方来说，的确是件忐忑不安的事情。 根据wind资讯对上市公司三季报数据统计，沪深两市2304家上市公司2011年1-9月共实现净利润14870.59亿元，同比增长18.76%；而16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几乎占到上市公司净利的半壁江山，同比增长31.86%。这是2011年温州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这个数据说明了究竟是谁在国民经济的上游环节赢取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又是什么因素在接下去的危机应对中阻碍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深入进行。 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仅是来自“顶层设计”的强大的理想主义激情，却不给地方自主创新足够空间，少数行政垄断企业推动的、以经济“保增长”为目的的宏观调控必然难以实现目的。
西方国家纷纷陷入金融衍生产品而导致的危机的外部教训，对中国宏观决策层而言，现在似乎陷入一种怪圈，如果金融监管没有到位，尤其是缺乏必要的金融立法和金融法治化基础，那么最好避免“金融市场化”产生出太多央企难以应对的危机。也就是说，金融法治化的缺失，在特定结构下，反而成为进一步拒绝金融法治化的理由。这不是悖论，而是社会经济层面话题上屡见不鲜的“马太效应”逻辑（先进者更加注重改革，后进者更加墨守成规）。 温州如何成功走出这次金融危机，并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金融、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实现温州全面、可持续发展？温州决策层充分利用了2011年9月媒体的充分关注这一千载难逢的局面，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背书。现在看来，还是难以扭转宏观调控及其背后更为根本的运行逻辑。 或许，时局也在启发温州体制内外的立法者如何在制度困局中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承认，温州在中国地缘政治中是个未必有多少重要性的城市。但这种地缘劣势，恰恰能让当年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杀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血路”来。而今，面对困难，对比既往时代温州人为了解决温饱的艰难，真正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温州还是其他地方的金融改革，都显示出，只有给足空间，才有可能探索出新路，否则，仅仅挂个招牌，做些无关痛痒的变革，很难解决真正的问题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