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企业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带来问题，而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并不是把追求利益作为最终宗旨。我想改变穷人的生存现状，他们比那些富人更需要得到帮助。” 8月14日上午，72岁的格莱珉银行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现身中山大学，出席由时代周报举办的第三届诺奖得主中国行“小额信贷与社会企业国际论坛”，用其朴实而真诚的语言叙述着此生的理想—用小额信贷改变穷人的生活。 尤努斯身穿孟加拉传统的蓝色长衫配灰白色的坎肩，一头银发在聚光灯下显得尤为耀眼，黝黑的脸庞挂着温暖的笑容，目光坚定且明亮。已入暮年的尤努斯，依然在为“我理想的世界中没有穷人”的愿望，四处奔波。 随后的论坛圆桌互动环节中，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的主持下，尤努斯与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香港科技学院终身教授丁学良等学界代表，以及邮储银行信贷业务部总经理朱大鹏等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思想碰撞，共同探讨小贷的现实和梦想。 社会企业宗旨是解决问题 陆亚东：尤努斯博士，你在领导一个企业，转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国际公认的社会企业的过程中，肯定遇到过很多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尤努斯：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一般我都会选择独立解决，成立一个公司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些公司和这些问题之间并不一定是有联系的。比如说我们为农村妇女提供手机，让她们享受通信技术，但我们不是借钱给她们买手机，而是在村庄成立一个手机生产商，让她们去生产，通过生产的方式让女士获得手机。 我们会通过在村庄当中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企业，来解决一个单独的问题，这看似是解决了一个单独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移动通讯还给她们提供了其他比如医疗等服务。 另外一个问题是婴儿生育死亡率较高，我们在孟加拉希望做一个超声设备，让每一个育龄女性都可以查到她的妊娠是否安全，可以通过手机把B超传给医生。我们强调这是手机上的一项功能应用，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手机平台上搭建很多服务。比如通过手机软件获得天气信息，还可以测心跳、脉搏。 所有信息都是可测量的，在于你有没有想到而已，首先我们不考虑赚钱，把赚钱这一块清空，然后考虑怎么样设计产品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企业的原意。 陆亚东：在关注社会企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关键词BOP（金字塔的底层）。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去年为止BOP的人群在社会范围有37亿，10亿人每年收入低于2美元，但也有报告说37亿的人口未来能带来2.3万亿的商机价值。各位专家怎么看待这个商机的？ 尤努斯：金字塔底部的业务也是盈利的业务，但我所讲的是创建这些公司并不是为了自己盈利，首先关注的应该是解决问题。如果只是针对穷人提供产品并不是一个社会企业，因为你卖东西给穷人也可以赚钱，甚至可以赚大钱。我们从一开始设计小额信贷不是为了盈利，不是为了放高利贷，就是为了解决穷人的信用问题，改善穷人的生活，这就是社会企业了。 陆亚东：因为这37亿的BOP人口60%在中国和印度，当我们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欢呼雀跃的时候，这个数据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无论做社会企业，还是做商业企业，对中国的BOP群体各位专家有哪些建议？ 黄亚生：我先谈香港，刚才讲到最底层的群体有可能是你的顾客，香港最成功的社会企业就是平安钟，针对很多独居老人在家里没人照顾，出现意外时谁去救他？有了平安钟，他按一下铃就会有人去帮他。这个服务每年能够创造的收入利润约可达到1000万港币。当然赚到的钱还是继续运用于不断扩大服务，而服务对象就是底层老人。 社会企业并不是慈善机构 陆亚东：我觉得小额贷款可以作为减贫的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主要工具，小额贷款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工具，这个工具不能用得很广泛、很频繁，因为用得不好会给没有能力的借款人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公众企业或者银行来讲，做出这样的业务导向对公众存款人也是不负责任的。 陈志武：我对社会企业的可持续性有一定怀疑，因为社会企业并不是今天才有，甚至现代政府尤其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苏联更加是一种社会企业。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企业，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谈利益，让大家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抑制起来，去帮助社会，帮助集体，可是事实证明靠计划经济来维持的极端形态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失败的。 我的意思是，我比较相信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可以达到社会效果，如果我靠这个企业赚到10亿、100亿，只是为了我自己吗？绝对不是这样的，追求非利润最大化的社会企业的长久性、可持续性我是有很多怀疑的。 尤努斯：可能有一种误解，您所讲的是一种慈善，其实社会企业的钱花出去又会流回来的，但是我们不是说不从中获利，这点必须澄清。从任何角度来说它都是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所有利润都留在公司里。它并不抗拒赚钱，也不反对盈利性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消灭盈利企业而创造社会企业。世界上有两种企业，一种是逐利企业，一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企业，这两种企业不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并不是取代了这种公司，而是一种补充。 朱大鹏：社会企业或者商业企业都应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尤努斯在孟加拉创造格莱珉银行着重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但是我想尤努斯并不是坚持只要做小额贷款，就一定是社会型企业。 BOP和小型小额贷款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的方面，还有一个是需求的方面，从发展顺序来讲，我觉得首先要解决供给方面，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的问题是没有商业消费，大家自给自足，只有在产品本身上面添加附加值，就可以扩大投资和消费，所以第一步要解决供给问题，使他的产出大于自己的消费，这样才会有消费，然后接下来才是BOP的问题。 小额信贷的精髓是消除贫困 丁学良：请问尤努斯博士，如果把您的这个模式引到中国、引到广东来实践，您最想对政府官员提出哪些建议和要求？ 尤努斯：首先我们从大的层面去看社会企业，现在有一些城市的市政府已经宣布会把自己转换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城市，分别是德国的城市、日本的城市和意大利的城市，这三个城市都已经宣布会把自己转换成一个社会企业城市。这些城市当中的企业都分配一个任务，一个企业解决社会健康医疗问题，一个企业解决单亲母亲问题，一个企业解决社会失业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当中的所有企业都能够解决一个所分配的问题，这个城市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城市。 这个企业会在创办时告诉自己的股东，在这个新创办的企业当中我们不赚钱，我们不会给你任何分红，我们创办这个社会企业的目的比如说就是为了提供员工的就业，他们可以不从市政府那里获得自己的失业救济金，他们可以摆脱靠救济金生活的状况。这样的一种方式广州市或者广东省政府也是可以参考的，小额贷款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小额贷款是鼓励别人做，比如你提供无息的小额贷款，让别人创造财富，让别人去改变他的生活，当然，你可以要求他还，因为这涉及到政府预算问题，你可以无息，但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还一笔本金。 陆亚东：在座各位如何看待中国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所做的微金融？有何建议？ 陈健民：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总量上还是短缺的，去年底全国银行业从业人员319万（中国13亿人口），对比德国2010年银行业从业人员70万（德国8000万人口），我们的比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增加服务。 另外我们很大的一个存量是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在现有情况下难以成为合作组织，所以需要解放思想，把他们发展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增加我们的小微企业供给，进一步向下延伸。最后落到贫穷的问题，通过其他培训教育和财政解决，从下向上的解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拉迪菲：小额信贷是一个消除贫困的方法，不管是在格莱珉银行还是在其他银行机构，对于借款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你给了他一个新的开端，他能够有机会去解决他所遇到的生活当中的困难，有一些人失业了，他们什么都不做，就等着政府给他救济或者等着别人来帮助，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假如他有机会和渠道获得一小笔贷款，也许就可以帮助他从失业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给500多万的家庭提供了小额贷款，他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还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还可以通过手机服务、医疗服务来解决其他的需要。 陆亚东：我相信无论是BOP还是社会企业，一定是一个合作的、多元的、多格局的局面。现场还有一些嘉宾想问一下尤努斯博士，对大学生创业有何好建议？ 尤努斯：我们推出社会企业设计大赛，鼓励大学生们参与，如果他们设计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企业方案，并得到我们的认可，就会获得资金资助来实现构想。 圆桌对话嘉宾： 尤努斯 格莱珉银行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拉迪菲 孟加拉格莱珉信托执行主席
陆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管理终身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中国交通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博士 陈健民 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耶鲁大学博士 朱大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信贷业务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