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前，杜晓山开启了中国小贷信贷之路。 1993年的10月，当年46岁的杜晓山，以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到孟加拉考察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回国后，杜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microcredit”模式翻译为“小额信贷”—为穷人提供的信贷服务，但不是传统的扶贫贴息贷款，具有能瞄准穷人和可持续的优势。 在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看来，尤努斯的贡献主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贷款，而且呆账、坏账非常少，其次是把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尤努斯重视农村创业，很多贷款都是在农村而非城市。“尤努斯开始的这个金融改革是从打破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开始的，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应该开放金融，允许中国内地非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小额贷款来实行尤努斯的商业模式。” 中国小贷探索20年，从孟加拉引进格莱珉银行模式近20年，却仍然难以将其大范围推广，缺乏政策支持是公益性小额信贷最大的瓶颈。杜晓山称，只要政府能制定相关法规，赋予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合法身份，并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的融资渠道，那么我国的小额信贷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探索 从时间来看，中国小额贷款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6年，这一时期小额贷款主要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重点探索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中国的可行性，以非政府组织形式进行运作。第二阶段是1996－2000年，进入项目扩展阶段，为了实现2000年扶贫空间和新世纪扶贫任务，中国政府在继续借助国际援助资金的同时，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实施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大约从第二阶段开始，在某些地区，针对下岗失业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小额信贷试验也开始起步，但仅仅是开始，规模有限。 到了2000-2008年的第三阶段，农村政工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各类项目也开始制度化，这一阶段的形式特征是农村金融机构借助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支持，在加强新用户、信用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农户小额贷款。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政府积极倡导构建包含大型国有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户互助社等在内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广泛开展涉农及小额贷款，其中最为瞩目的是拥有3.8万多个网点的邮政储蓄银行开始在全国统一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小额贷款在广大乡村的普及、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央行7月30日最新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贷款余额4893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977亿元。而今年3月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这也意味着，在半年的时间里，有近千家小额贷款公司浮出市场，增幅近23%。而在更早的2010年年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为2614家，一年半时间内，增幅100%左右。
一直致力于中国式小贷实践的邮储银行，包括小微金融在内的规模已达9000亿元，邮储银行广东分行行长邵智宝对时代周报记者不无欣慰地说，30多年的历史数据充分证明，小贷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自从被创新出来就已被赋予了支持穷人发展的功能和使命，而且越发成为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消灭贫困的重要武器，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索与实践，为在全球范围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突围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目标群体是贫困地区的贫困户，不少机构强调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受益群体—这和尤努斯格莱珉的模式不谋而合。 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制定了13.5%的利息定价。这个定价是很高的，“但这个定价能让我们保持服务质量和放贷速度。农村金融不宜进行价格竞争。”邮储银行总行信贷部总经理朱大鹏说，农村小额贷款风险主要来自于操作风险。实际上农户的信用风险较其他群体来讲很低，但是每一单业务都要依赖信贷员的掌控，如果能从操作上严加管理，基本就能杜绝骗贷等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说，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缓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资金紧缺等问题，但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问题之一就是小贷机构的身份尴尬，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高。根据央行、银监会的《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即不吸收公众存款，但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但贷款的原则是“小额、分散”。 由于不具有金融机构的业务资格，小贷机构的业务发展受到限制，难以享受到国家对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和农户贷款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注资。此外，来自金融机构资金之和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50%。融资能力有限使得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做大。 近几年，随着小贷公司的快速发展，冲破融资瓶颈的呼声日渐高涨。尽管《意见》迟迟没有“升级”的动向，各地方却早已按捺不住，纷纷出台了自己的“小贷新规”。自去年开始，江苏、四川、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重庆、海南各省市便陆续出台了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新规定。 从各地颁布的新规来看，放开小贷公司融资比率、提高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缓解小贷公司融资困境的条款是新政策的核心内容。1：0.5的低杠杆率一直都让小贷公司叫苦不迭。而从各地试行的新规来看，放开融资比率也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其中，重庆和海南放开的幅度最大，分别将小贷公司的最高融资比例升至230%和200%。江苏、四川、浙江、广东四省则提高到100%。 踏入2012年，小贷行业将面临小企业倒闭、竞争加剧、降息及监管等风险，成为业界的普遍担忧。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今年小贷行业的盈利可能会比去年稍差，首先在于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工业又处在转型期，部分行业正走向衰落，其次，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因此，预计将有不少小企业倒闭，这对小贷公司的资产质量是一大威胁。 “目前小贷行业的经营风险确实偏高。”前瑞士银行高管、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张化桥则分享了万穗的风险管控对策：第一，只做真正的“小”额贷款，平均单笔贷款为12万元；第二，审核企业资质强调其现金流，淡化抵押和担保；第三，强调每月等额本息还款。 然而，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业监管制度依然不够清晰。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国开行前副行长刘克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小贷公司的监管权应下放到地方，可采用中央政府统一政策，中央地方分级监管的模式。为此刘克崮建议，中央层面，由银监会牵头，央行、工商、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基层金融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小额贷款公司配套政策，指导地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 出路 按照相关政策，小额贷款公司最终或者能接受批发贷款，或者升级成村镇银行，这也是最初吸引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对此，国家一直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细则。而公益性的小额贷款和商业性的小额贷款从理念上和操作模式上有着很多不同，按尤努斯的解释，商业性的小额贷款与公益性的小额贷款的区别就像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一样。 “小贷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是金融公司，而非村镇银行。”7月10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如此表示。她认为，小贷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以后面临吸收存款、贷款风控、产品创新等诸多问题。“监管当局如果允许小贷公司做金融公司的话，小贷公司今后就可以成为吸收大额存款的机构，从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脱胎于城信社、农信社的中小银行一直在中小微企业金融领域深耕细作，且卓有成效。随着竞争者的蜂拥而入，立足于本地中小企业金融的中小银行逐渐感到“蓝海”正变成“红海”。2003年，约800家城市信用社先后完成城市商业银行重组改造或实现市场退出。据银监会统计，城市商业银行2004年末总资产为1.71万亿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末，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已达10.87万亿元。不到8年时间，城商行资产增长超过6倍，正是受益于本地中小微金融市场的发力。 如果说大银行抢跑的是中小银行高端客户，那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小额贷款公司对中小银行的竞争则是自下而上的。相对银行而言，小贷公司的市场更加下沉，对于小型企业了解比较深刻，放贷速度更快。从2003年完成重组改造之初的1万多亿元总资产，发展到今天10万亿元资产总量的飞跃，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一批中小银行在不到8年资产增长超过6倍。其中，如火如荼的中小微企业金融业务功不可没。 “我目前主要致力于推广在全世界发展社会企业的模式，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忙。”尤努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称，中国政府对私有资本持比较警惕的态度，时刻会担心出现问题，因此他们非常谨慎，对私有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一直抓得比较紧。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比较实在，他觉得小额贷款可以作为减贫的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主要工具，小额贷款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工具，这个工具不能用得很广泛、很频繁，因为用得不好会给没有能力的借款人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公众企业或者银行来讲，作出这样的业务导向对公众存款人也是不负责任的。 或许还是尤努斯的话一语中的，中国过去20年里类似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主要是基于两大困难，一是中国缺乏支撑这种东西的司法体系，在中国借钱是可以，但做抵押是不被允许的。第二是可持续性的问题，政府虽然向老百姓借钱，但这种钱没有什么利息，可能做起来也比较困难，无法与中国常见的高利贷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