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下行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压力。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长率均有近20%的同比下滑。在素有税收增长指标的各省市，完成指标的压力促生了新一轮的“抓税”行动，“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成为各地税收部门的“紧箍咒”。 与此相悖的是，在经济下行浪潮中艰难求生的企业，期待着更大的减税空间，缓释压力，以度寒冬。 稳住财政收入增长与坚持企业税费减免，国家正在为两个目标寻找共同实现的可能。8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要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认真落实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长率均有大幅回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19个百分点，达12.2%，税收同比增长9.8%，增幅回落19.8个百分点。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分析，收入增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趋缓；二是价格涨幅回落；三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幅下滑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现在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这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改进，是一件好事。如果财政收入仍然高速增长的话，那就不正常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告诉时代周报。 不过，日前各省发布的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大部分省市的财政收入数据似乎并未受经济形势影响。在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除上海、北京、浙江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6.8%、5.3%、4.4%）低于同期GDP的增速（分别为7.2%、7.2%、7.4%），大部分省份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在20%左右，即使是经济下滑压力较大的东部省份，其增速也普遍高于GDP增速。如山东，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7.5%，是GDP增速9.7%的近两倍。 事实上，在素有税收增长指标的各省市，完成指标的压力促生了新一轮的“抓税”行动，“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成为各地税收部门的“紧箍咒”，为完成半年税收指标，很多地区展开了一轮突击。 据记者观察，在不少县级乃至基层地税部门发布的信息中，“强化税收征管”、“实现应收尽收”、“完成半年任务目标”之类词句颇为常见。 譬如，7月2日的《宿迁日报》报道，江苏沭阳县扎下镇采取“四个一”工作措施，确保完成全年征收任务。对运输、物流、营业税等开展专项检查，严禁“偷、逃、抗”等涉税违法行为，坚持“抓大不放小”，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确保按时完成财政收入任务。 河北省行唐县地税局则发布消息称，该县成立综合治税领导小组，下设房地产、煤炭和税收质量3个检查组。“每个检查组坚持依法行政，全力以赴，狠抓工作落实，6月份房地产、煤炭检查组清理税款270万元，税收质量检查组查补入库149万元。” 此外，该县还充分发挥稽查“尖刀”和震慑作用，坚持以查促收，以查促管，做到“查深、查透、查彻底，快查、快结、快入库”。种种努力之下，截至6月30日，行唐县完成税收收入8443万元，同比增收856万元，增长11.3%，占年计划的53%。实现了任务过半。 弹性征税 “财政部对财政收入和税收实行基数管理，讲究每年财政收入的目标增幅，一般跟GDP增速差不多，这就造成了定指标征税的现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告诉时代周报。 据媒体披露，由于近10年来财政收入增幅都是2倍甚至3倍于GDP增速，强大的惯性使得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中，将财政收入增速定在20%甚至更多。 而地方税收指标也往往高于GDP增速。据报载，在山西，基层的税务人员曾表示，不管当地经济形势如何，近年来他们每年都有10%－12%的税收增长幅度，有时到了年底任务完不成，就会要求企业提前将明年的税交一部分入库。 “据我了解，有些地方甚至把税收增幅定在20%左右。这实在太高了，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很多企业吃不消。我觉得，税收部门对税收指标的增幅应该有个合理的想象。”上海资深投资顾问林端方告诉时代周报。 林端方最近跑了浙江、广东、福建三省，与众多中小企业主交流过后，他发现，今年的征税力度较往年更为严厉，“以前还有一些弹性空间，今年不少企业萎靡倒闭，对剩下的企业来说，征税的弹性空间缩小了，‘税收没商量’成了不少税收部门的刚性姿态。” 一般来说，税务机关对于多数企业并不是按照税法要求“应收尽收、依法征收”，而是采取适当的折中、弹性征收，其中变量就是当年的税收任务。“名义税率会定得很高，但实际税率没那么高，这里的弹性就掌握在执行部门手里，收多少税变成行政部门可以拿捏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蒋洪说。这就导致财政收入压力大时，税务机关加大征收完成任务，财政收入较好时，适当放松征管，今年显然是加大征税的时候。 预缴税款是“抓税收”的另一个手段。比如，企业所得税每个季度进行预缴，第二年4月再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预缴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如果收入形势好，税务部门就可以让企业少预缴一点，到汇算清缴时再补缴。而目前收入形势紧张，税务部门就可能让企业多预缴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地方税收增幅下降，但非税收入增幅却急剧上升，高达50%－70%，有些地方甚至增长了一倍多。“税和非税收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且非税收入征收更不规范，透明度更差，已成许多地方政府敛财利器。这也是上半年一些省份财政收入仍然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林端方说。 减税空间很大 财政收入下行，迫使各地加紧“抓税”任务，与之相悖的是，经济下行使得结构性减税更显必要。数据显示，我国税收结构中，企业缴纳的税收占92%以上，法人直接缴纳的税收占98%。企业缴纳比重过大，严重压缩企业生存空间。随着GDP增速下滑，减轻企业税负，势在必行。众多省份上半年过高的财政收入增幅，彰显结构性减税的充裕空间。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看来，目前形势下，与强化“抓税”相比，结构性减税更为重要。“今年只需要完成9.5%的预算收入增幅目标就可以，从上半年数据来看，问题不大。有的地方收入增幅大一些，有的地方小一些，但全面来看，结构性减税的力度不能减弱，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增幅减缓就打折扣。” “地方政府要从长远来考虑问题，应通过结构调整来扩大税基，增加税源。只要结构调整起到实效，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有所改善，财政收入暂时掉一点没什么大关系，随着税基的扩大，迟早还会再上来。”刘尚希说。 颇为尴尬的是，尽管今年一再强调结构性减税，甚而被称为“结构性减税年”，减税力度却一直很温柔，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日前表示，“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税规模最多只有百亿元数量级，远没有达到千亿元。上海营改增一年也只有100亿元的减税规模，个体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2万元，减税也只有两三百亿元。我认为至少要减税3000亿－5000亿元，才能真正发挥减税的效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也曾做过测算，在不影响预算安排的前提下，当前每年能够安排的减税规模在5000亿到8300亿之间，而现在所推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达不到这样的减税规模，因此减税的空间还很大。 事实上，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并未提出具体规模。对此，刘尚希认为，结构性减税关键要看效果，“笼统地确定减税规模，都是猜测，做多大规模合适？在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之间要有平衡。”在他看来，下半年，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减税的效果会扩大，至少会达到上千亿元。
蒋洪则认为，即便是上千亿的减税规模，也是很小的数字，根本谈不上是结构性减税。“按理说，一个明确的施政计划应该定下规模，也许很难作精确的测算，但应该划出大概的减税幅度范围。不能只是喊口号，到底减多少，怎么减，减哪几块，都必须明确。政策框架和具体目标都必须明确化、量化，这样才有助于公众去检查和监督。” 先降税率，再改税收结构 目标既已明确，而究竟采取何种路径，才能取得减税实效？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划出了下半年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即加快和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稳定支持外贸的财税政策等。 “主要还是营改增这块，以及给小微企业减税，都可加大力度。”刘尚希说。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围，仍稍显温柔，由于增值税占总体税收比例约三成，直接下调增值税税率，无疑是减税重拳。 对此，刘尚希认为，增值税改革关键不是税率，是抵扣的项目进一步扩大。“我觉得应完全彻底地开征消费性增值税，扩大抵扣的范围，比如有些企业的固定资产，比如厂房也要能够抵扣，企业的税负会相应减轻。现在正在讨论将现行的增值税条例变成增值税法，在此过程中，扩大抵扣范围可以有实质性的动作。”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应展宇则告诉时代周报：“营改增是一个重要减税举措，问题是目前很多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合规的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发票，不能抵扣，企业税负就会很重。因此，加强税收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要减税，还是要从流转税着手。流转税占我国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六七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空间。此外，如果要开征新的税收，必须考虑在现有税收中下降相应部分，使得总数不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需要全面减税，也就是税收的整体负担要降下来，不是降1000亿，而是降总数的10%。”蒋洪说。 林端方认为，结构性减税给了地方过大的进退空间，应该明确地、全面地降低税率，减税方能落到实处。 聂日明则建议，“结构性减税，首先要大面积降低税率，然后再改税收结构。把目前的名义税负降到实际税负以下，主要在劳动力和流通环节要降低税率，才可能有效果。” 蒋洪也主张将法定税率下调到实际税率水平，“这样才能杜绝征收中的随意性，完全依法办事。” 而压缩财政开支，也许是减税的最大助力。“最主要的还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政府如果定位改变，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税收自然会慢慢下来。”应展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