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准备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这与湛江市长“吻”增长、发改委审批项目提速等一起被解读为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启动。 尽管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已经澄清，有关5月21日批准100多个项目的说法“完全是误解”，但这并未消除人们对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担心。毕竟上一轮天量投资的负面效应尚未消化殆尽，新一轮投资潮是否会加剧通胀？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 对此，被誉为经济学界“进京三杰”之一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指出，不是实行扩张性的政策，而是要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为它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环境。 慎用膨大剂，尊重自然增长 朱敏：在防范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我们实行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如今，随着经济危机进入第二阶段，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又有抬头之势，但其能否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 李义平：真正的经济增长首先不是靠膨大剂（扩张政策、宽松政策）吹大的，而是通过一个新的产业兴奋点，或是通过一个世界性的创新，产生了一系列与创新相关的产业、企业，以此引领经济的增长。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即是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引领了英国经济长达七八十年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代表，引领世界经济更长时间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变革。 真正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技术创新，有市场需求，需要有实在的实体支持。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开始时的农牧业发展到商业，再到后来的工业、现代服务业，都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开辟了卖点，开辟了更高层次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永远没有尽头，所谓的市场饱和，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饱和。比如电视机，原来黑白电视机饱和了，上升到彩电就没饱和，再上升到数字电视更没饱和。如果没有实体支撑，而是靠膨大剂，靠宽松的政策，那就只能在一个低级层面、短期内增加需求，而本来的产能过剩，可能因此更为严重。因此，真正的经济增长要慎用膨大剂政策，因为它只会带来更为消极、更为麻烦的后果。 朱敏：看来尤须警惕的是，一方面，宏观调控人为地滑向微观干预；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政策走向常态化。 李义平：实践证明，凯恩斯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长达十年，之后经济又出现探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凯恩斯政策，只是在短时间内遏制了衰退，制造了繁荣，但带来的结果却是普遍的滞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及股灾后，为躲避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刺激经济，进行9次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其中7次规模高达10万亿～18万亿日元，每刺激一次，日本经济就出现短暂的复苏，但刺激政策一结束，经济马上下滑。这种靠打强心针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好转，相反使日本经济更加糟糕了。2008年经济危机，中国实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GDP上去了，但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而4万亿刚停下来，GDP又快速下滑。 聪明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后4万亿时代，如果思路还跟原来的4万亿一样来刺激经济肯定是不行的。真正的刺激经济要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要靠消费，而不是靠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投资等最终都要接受市场检验，所以还是放手让企业去搞。 朱敏：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您提出了“自然增长率”的概念，应当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强调“自然增长率”，具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时至今日，中国各级政府为何仍对GDP的数字如此在意？ 李义平：自然增长率就是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技术、特定的产业结构、特定的组织形式等特定的背景下，不受经济政策（从紧的或宽松的政策）的干扰，自然而然的增长率。如果没有技术含量、技术水平没有提高，产业结构还没有优化调整（工业很多，现代服务业很少），就去盲目追求GDP增长速度，就不是自然增长率。中国有一种速度情节，非要证明风景这边独好，但教训显而易见。动车开通后，然后就出事故了，胶州湾大桥验收就出事了。 过去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因为过去中国相对落后，产业空间很大，做什么都会有市场。改革开放初期搞电视黑白都卖得出去，买彩电还要凭票，大家抢着买。现在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时明显不同。现在，电视产业空间已经饱和。就像初生的婴儿长得比较快，到四五十岁时还那样长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GDP增速也就1%多点，而中国已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想像过去一样实现两位的数增长是不可能的，若还是两位数那就不正常了。 如果GDP可以用秤称的话，你说是中国的GDP含金量高些，还是美国的GDP含金量高些？肯定是美国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层次比较低，就是煤炭、钢铁、公路、水泥这些低层次的产业；而美国经济的技术含量更高，是一些知识产权、品牌价值等高层次的产业。 现在的自然增长率没那么高了，就不要再去使用膨大剂了。本身经济下滑、税收减少，你有没有钱再去扩张不说，如果你有钱，你去实行扩张政策，能不能成功，还有个机会成本。如果你去搞扩张政策，是不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如果没有钱怎么办？通过多发纸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造成老百姓手中的钱贬值，就更影响消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国企、民企不同冷热 朱敏：对于拯救中国经济，无论是在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里，还是在其他政策设计中，都更偏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显然被忽视了。 李义平：在4万亿打强心针的过程中，获得好处的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来没有体制外和体制内之分；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四不像”。《环球时报》曾经刊发过我的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不能是“四不像”》。四不像的显著特点是，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分配资源时，按体制内外分，这样，国企就占很大的便宜。而4万亿分配之后，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企，老百姓感同身受。没有4万亿，或许就没有紧接而来的通货膨胀。之后再实行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传递到民营企业，造成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很多民营中小企业本来预期从银行可以获得的贷款，补充流动性资金，但因为银根紧缩，却贷不到款，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再加上订单减少，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民营企业生存更加困难，于是倒闭潮、跑路潮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结构、金融体制与之配套。而我们的金融结构、金融体系跟不上实体经济结构、经济体系的发展。既然有那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就应当有那么多的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但实际上中国没有。温州等地的长期发展，只能靠地下钱庄，或是企业之间的拆借等，除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很少能贷到款。紧缩政策，再加上我们的各种政策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的负利率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人们都把钱拿出来保值增值，实体经济的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此外，在房地产、股市等的投机诱惑下，更严重地影响了实体经济，影响到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 朱敏：当前已实行或倾向的一些财政政策（如结构性减税）、货币政策（比如降息或降准）等，意图是给整个实体经济减负。但是否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国企可能受惠更多，而民企受益有限？ 李义平：我同意有人说的，结构性减税是比较讨巧的说法，但最后可能还会演变成给国企减，民企没减。国外并没有结构性减税的先例，大家都是同样的税率。要减税就全面地减，不要结构性的、针对性的，跟宏观调控一样，最后可以给你减，可以不给你减，给谁减的标准最后谁去定？标准不好掌握，到最后却给权力部门留下更多寻租的空间。其实，我们的政策设计的根子里，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比如一些宏观政策，从来都是按住葫芦浮出瓢，从来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认为自己能弄好，总认为自己能把标准定好，实际不是。 朱敏：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 李义平：对，所谓“富到深山有远亲，穷到街头无人问。”在中国特殊性还有，纵使国企效益再差，民企效益再好，贷款砸到国有企业不算问题，砸到民营企业就有腐败嫌疑。所以，贷款往国企砸比往民企砸的冲动要强。而很多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扮演着其他角色。最近两次降息可能更多是利好国企，民企没有影响。哪怕贷款利率降到最低，也很难惠及民企。原来能贷到款的都是国企，民企根本就贷不着款。因此，必须要有结构性的改革，必须有专门为民企服务的银行，而且限定只能为民企服务。国外中小企业银行比我们多得多。 因此，银行应该独立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只对币值的稳定负责，不对宏观经济负责。同时，地方政府不要搞经济，不能有发债的权力，只搞服务就行了。因为地方政府搞经济，受到的约束是软性的，它能借贷、发债把政绩工程搞得很辉煌，欠的贷款、债不需要当届政府来还，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都不搞经济。 其实，民资早有办银行的冲动，包括前段时间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深圳金融试验区，都为银行改革打开了想象空间。长期以来，小额贷款公司，长期处在灰色地带，它们的壮大还是要很长时间。那么多地下钱庄，为什么不管？这些土八路、游击队为什么不收编？ 朱敏：进一步讲，民营、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哪？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企、民企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义平：前段时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上海主持了一次学者座谈，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很多民营企业参加。现在，很多民营企业主心里都不踏实，他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如果基本经济制度好，政策环境好就继续干，基本经济制度不好，他就撤。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已经转移出去了，甚至变成外资企业再进来，这就非常尴尬了。 邓小平同志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我们党执政立国的基础，如果没有民营企业50%以上的贡献，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就没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就根本立不住脚。总之，不管现在和未来，都要给民营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国企扮演垄断者的角色。有些人标榜“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我绝对不同意这一说法，民企也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大家既然都是平等的，就是要在竞争中看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大，谁做的事情更像长子，谁才应该是长子。 国企改革如何推进？ 朱敏：随着7月初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之后，《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细则基本收官。对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这究竟有没有实质意义？ 李义平：为了稳增长，各部委又搞了新36条的细则。不能只将这作为针对经济增速下降的一个临时性的举措，应该将之作为国企、民企平等进入竞争性的领域长远的战略性的方针。当然，有细则比没有要好。但现在问题是，细则解释的主动权在细则起草者手中，国企还处于主导、主动地位；民营企业只能按细则走，按细则办，因此，细则的实质意义不大。 朱敏：在您看来，缓解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局，最好的出路在哪？ 李义平：我认为，当前最好的出路是要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环境，民营国企要一视同仁。现在仅有对新36条细则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解释的主动权在国企手中，有解释，有进入的空间，就有审批。另外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它们已经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的标准出发去审查它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由中国共产党最权威的部门去推动这种改革，使它真正像市场经济。 我们要走出今天的危机，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营企业，因此要善待民营企业，为它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我给学生讲课，市场经济就是大家各得其所，形成合适的产业结构。在各个产业之间，各种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自由进入。没有平等的进入，就没有平等的竞争，没有平等的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魅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经说过，这次思想解放就不要分什么所有制了，一旦有所有制的招牌，民营企业在政治上就会受到歧视。 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不同，在一开始对民企进入领域适当地限制好像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过度限制、不能一直限制。西方国家之所以创新较多，就是因为民营企业独立自主，没有受到政府的过多干涉。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去教育政府，怎样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怎样遵循契约精神，怎样诚信。中国地方政府太强大，少数地方政府甚至违背法制，把民营中小企业没收了。比如某些煤炭大省、钢铁大省，将民企的煤炭企业、钢铁企业强行收编。 朱敏：人们拷问国企的症结在于，现在的国企还是真正意义上全国人民的国企吗？有人甚至质疑，其中是不是很多都已被权贵人士占有把持，并掌握着分配的权力？ 李义平：的确，很多国有资本被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而很少分红，在就业安排等方面也谋求私利，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集团。说某铁路局招工还要做DNA鉴定，看是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某部委招人，都是子弟优先。因此，现在大学生择业最后拼的都是关系。这样国有企业的存在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还是权贵人士存在的基础？所以国企改革仍任重道远。 朱敏：国企改革已提出很长时间，推动的步伐很小，垄断始终很难打破，阻力主要在哪？ 李义平：首先，改革走到今天，当初改革的推动者部分成了在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继续前进，成为改革的阻力。比如原来国有企业改革大家都积极推动，积极参与，后来抓大放小后，成了几大垄断集团，垄断集团凭借垄断地位，效益好了，它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它们以此证明是它们的方法好，实际上是凭借垄断地位，而不是靠竞争胜出。 其次，改革应该是来自顶层人士、极端权威人士的推动，而单靠国企自身、某些审批部门，或国企的从属部门来推动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让它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温总理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重新发生。我们不能让文革的悲剧重新发生。所以，当初邓小平、朱基等对国企改革的推动就比较得力。这需要顶层认识到国企的垄断地位，认识到垄断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要来自中央的强有力的推动。 此外，还有认识方面的阻力。有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跟其他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就要占多少比重，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当国企形成特殊的垄断集团与广大民企去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虽然保证了国企的利益，但却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因此，国企不一定要保持这么大的比重，也可以采取国有资本的形式。比如石油、通信、电力等竞争性领域，民企完全可以参与，当然，对于一些对中国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领域，眼下靠民营企业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 朱敏：在这种情境之下，国企改革如何继续进行？现在许多人都不乏悲观情绪，认为看不到改革的真实动力，也找不到积极的改革路径，缺乏共识基础。 李义平：为什么原来国企改革大家都有劲？因为整个国民经济没有效率，首先表现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现在为什么没劲？国民经济还有效率，大家误以为是国企有效率，其实不然，而是因为市场机制，再加上民营经济有效率。在此背景下，国企解困，呆坏账都转移出去，国企轻装上阵，经过抓大放小，很多小国企都被放了，剩下大块头的国企，靠着垄断地位，自以为自己能搞好，再加上我们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就一定应该占多大的比重，都是传统社会主义基础的认识。我们对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前进的，这个前进的过程永远没有完结。 改革开放30年来，如果不是因为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中国的经济绝对没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而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有两种途径：一是，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本身就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比重；二是，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从某些领域退出，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还是铁板一块，效率肯定更低，计划经济之所以低效就是因为国企低效。 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一起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那么多国有资本，撒在漫长的产业链上。在一些完全竞争性的领域，都有国有资本，国有资本还有很大的收缩余地。其实，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两个概念，国有企业可能是个包袱，但国有资本可以通过投资方式，进入一些行业、企业。
体制变革是转型的关键 朱敏：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持续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进一步旨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您前面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不应是“四不像”，那么究竟该以怎样的思路发展市场经济，有可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最优解？ 李义平：我们对市场经济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我们强调特色太多，其实不应该担心特色。5000年专制的历史，4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原来的路径依赖，可以让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特殊性。中国建设市场经济，首先要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如果强调特殊性太多，就成了“四不像”，就可能没有集中两种体制的好处，却集中了两种体制的坏处。 为什么现在腐败很多？按计划经济模式，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自由。而当手中掌握大量的资源与市场自由结合起来，腐败就自然产生了。而典型的计划经济，有严格的监督，腐败要少得多。而典型的市场经济政府手中没有那么多资源，再加上严格的程序，严格的监督（媒体和人民群众），腐败都要少得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百姓，而不是政府。我在想，如果把4万亿政府投资变成减税万亿，换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能效果要好得多。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民富体制，减税后，企业有钱可以生产，老百姓可以消费。他们消费，交通、公路、铁路等产业自然就发展起来，这比比政府主导去投资效果要好得多。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资源配置得很好，不能把投资的权利交给大言不惭的国会议员。哈耶克也这样认为，政府容易追求最大、最亮，追求短期效益、追求政绩工程。政府了解的信息和企业家了解的信息不同。同样的4万亿，让政府花和让企业家来花，效果绝对不同。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更多地让老百姓去花钱。 朱敏：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官本位，有官本位就不是市场经济。但在转型期的中国，有些权力部门依然有特权的思想在，并且官本位的思想非常浓厚。 李义平：官本位是泛行政化，官本位害死中国人。在封建社会，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很小，当官是人们惟一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所以都去考进士，当官。而市场经济讲究人人平等，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当官甚至被排在后几位。美国总统并不高人一等，德国总理下班后自己买菜。在这些市场经济国家教育、科研都是看能力、看规律，而不是按官员的大小去分配资源。 现在，我们把官本位发挥到极致。一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每年考公务员那么多人。当然，人们都会在特定的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因为公务员旱涝保收比较稳定，包括社保都是双轨制，还有就是精神上有自豪感，满足感；二是，各个单位都搞行政等级。为什么科研老是搞不上去，为什么老是出现剽窃论文的状况？为什么很多大学校长上任宣言是不申请院士，不招研究生，不申请课题？大学校长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有权力去搞到课题。如果他没时间做，就让学生去帮助完成，学生不知道课题的深浅，在网络上一查，交给校长就完了。没出问题，校长的任务就完成，出问题由学生替罪。改革本身任重道远，打破官本位本身是利益矫正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愿意去吃皇粮，就没有人愿意去搞企业了。 朱敏：很多企业都反映税赋过重。如果企业效益好，以后可以交更多的税，但在企业很小时就课以重税，无异于杀鸡取卵；但如果不收税，怎么养活这么多公务员？这又涉及精简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根本上讲还要进行制度的变革。 李义平：有些部门把征税多当作政绩；有些部门就热衷于审批、定项目、定价格；有些部门沉浸在货币政策频繁调整的欢乐中；很多部门都不像市场经济。政府部门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去设计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功能的政府架构。转变体制才能转变职能，体制转变不了，职能怎么转变？ 记得，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有记者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花一上午盖50个图章，如果图章减少，效率不就提高了么？陈德铭说，作为一个省长，我只能把50个图章放在上午盖，这样能提高效率；我没有权利减少图章，图章是从上面来的。 其实，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要那么多部门。计划经济要审批，市场经济不需要审批，只需要监督，要那么多部门干嘛？虽然我们也进行了大部制的改革，但力度依然不够。现在，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因人设事，很多官员从高位退下来，会到委员会、协会、人大，这就等于把当官延续下去，这又加重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朱敏：多少年来，体制机制的改革效果一直不甚明显。而这次即使决策层下定决心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同样也不能一蹴而就。这着实让人心忧。究竟怎么办!? 李义平：现在，我们只能呼吁，给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我们的机构设置应当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一致，那些审批性的单位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单位应当改革、减少甚至取消。审批性的单位就是用计划的手段去分配资源，和计划经济的思路相同。我们不能借经济危机实行扩张性的政策，不能让计划经济借此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