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下载 《武训传》重见天日



     电影《武训传》DVD公开发行了,合套封面左上角印有一行字:供研究使用。在1951年公映并受到举国上下的批判之后,这部“新中国首部禁片”终于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

  在此之前,武训的四世侄孙武玉泉只看过一次《武训传》。那是1967年夏初,山东冠县柳林公社(镇)—武训的故乡,组织召开了《武训传》的观影,并进行了一次批判座谈。

  武训(1838—1896年),一个兴建了三座义学的行乞者,在清末和民国一直是官民歌颂的正面典范。柳林公社因武训而闻名,这里的批判座谈因此显得格外有标本价值。《人民日报》以《把宣扬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的大毒草<武训传>连根拔掉—山东冠县柳林公社贫下中农痛斥反动影片<武训传>》为题,刊发了相关报道,将武训故乡的革命态度传遍全国。

  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已经被尘封了整整61年。1951年2月,《武训传》首次公映,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电影剧本,是孙瑜依据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在1948年改编而成,这背后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鼓励。因此时正值国共内战,《武训传》的拍摄经历了一些波折,待到新中国成立,孙瑜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还对剧本做了进一步的变更,他给周恩来写过信,获得修改意见和支持。

  孙瑜是《武训传》的编导,武训的扮演者为著名演员赵丹。武训的家乡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庄,是电影拍摄最重要的场景地之一。迄今很多年长的村民还记得赵丹在这里拍摄时的情景。

  《武训传》本身有着浓厚的左倾色彩,它将清末的教育和生存环境刻画得远比实际残酷,从小家境贫寒的武训,拿着卖艺乞讨得来的钱财去私塾读书,却被老师赶了出来,他在张举人家帮佣三年,分文工钱未得还挨了一顿打。武训最后决定行乞办学,但积攒数年的钱财,也被富户窃占。武训虽然最终办学成功,但孙瑜通过剧中女教师之口,指出他行为的不彻底性,并宣称最终只有靠共产党,才会得解放。

  虽然鲜明地指出武训的所谓“局限性”,但《武训传》本身无疑对武训是持赞美态度的。高层对这部影片原本并无异议。毛主席决定撰文批判《武训传》时,媒体上已经连篇累牍有了讨论《武训传》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以褒扬为主,偶有批评的声音,也指向电影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

  著名作家夏衍—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参与了《武训传》拍摄的决策—就强调,江青与赵丹的过节,在武训批判中发挥的作用:“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还有人认为,江青和推崇武训最力的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过节,是江青不满意武训的一个原因。

  孙瑜为此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检讨书:“《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除开深自痛心检讨外,我愿真诚地接受和参加今后一切正确和更严厉一些的批评,澄清自己的思想。”

  这个批判的浪潮,也不可避免波及武训的家乡。

  说教式批判

  1951年毛主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后,江青和“武训历史调查组”前往柳林镇采访调查。“我听说有的老人一听总问武训如何不好,就不理会,走了。前两年听说江青他们找杨百祥的父亲访问,都急了:他怎么总说武训好话?!”武德富对笔者说。

  这个立场先定的调查后来饱受诟病。调查组完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并和当地造反起义的宋景诗做了对比:“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而按照武玉泉的说法,宋景诗在当地口碑并不好,他占领的地盘不管好地孬地都一样纳税,当地经常用来形容“坏人”的一句话是—“你是宋景诗做的”!

  1951年,传统的价值判断都被颠覆了。

  按武玉泉的回忆,他所在的柳林镇武庄虽然也有村干部传达相关指示,但他们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武训批判,彼时更多在政界与知识圈展开。位于柳林镇的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对此也进行过讨论学习。

  笔者在冠县档案馆查阅到的这份武训师范学校《讨论批判武训问题总结报告》(1951年6月15日),显示出当时在全校师生间开展武训批判的策略,及其相对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温和性。

  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当时布置学生阅读有关武训批判的文件,同时还让教职员进行学习,讨论批判,再经学生讨论,提出意见,最后集中糊涂思想,作报告批判。

  具体的策略包括:教职员要先学习相关文件,做研究,统一思想,再领导和帮助学生学习和解决疑惑,这样易于奏效,同时也提高了教员自身的认识;“必要时自己作检查,作向真理低头的表率,启发学生接受真理,如发现学生说‘老师转变太快’的思想,即告他说明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使他不怀疑。”“启发报告,让学生敢说心里说(话),大胆怀疑,才能多提出意见,逐渐讨论帮助解决。”

  当然每一次运动缺陷和不足也总是需要检讨的。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就承认,“暴露了我们在教学中结合实际不够,一遇实际问题,批判能力很低,以后要努力,将课本知识运动到实际中去,提高批判问题的能力。”

  在讨论过程中,拥护武训的学生会提出各种问题,与组织者辩论。譬如,当组织者表示武训办义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应予批判时,学生会接着追问:识字比不识字好,还是武训有功劳,封建教育不好,但是武训办学教给识字啦!

  组织者会耐心告诉学生,文字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反动的封建政治教育在里面。封建教育的“三字经”和“三纲五常”的大道理,以及其他更详细、更深刻的经书,对人民的麻醉性也就更大。“他们企图教育人民服服帖帖当他的奴隶,便于他统治,他可好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教老百姓永远不能翻身。确实也统治了四千多年。”

  他们还与日本侵华进行类比:日本侵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八年中人民死的死了,生者颠沛流离,“八路军、苏联红军打得日本投降了,逃跑了,留下的两条铁路是好的,但不能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功劳,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负(副)作用。同样‘识字好’,那是封建教育的负(副)作用,不能认为统治者办学有功劳。”

  在“科学的历史观”的影响下,全校师生“再不盲目地崇拜历史人物了。看他一生的事业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统治者有好处,对不同时代的人,能用不同的历史条件,衡量他在当时对人民有功绩否?对历史有无推动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经这一阶段学习,全校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提高,思想上也比从前澄清了好些。”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柳林镇的武训批判实况。报纸上的文字并不能深入到这里识字不多的农民那里。

  武玉泉的父亲还是劳动模范,他本人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成了一名教书匠。作为武训后人,他们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似乎并不大。一直到“文革”爆发,迅猛的政治运动,才让他们因武训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

  大革命时代:抄家掘墓游街

  1966年8月,“破四旧”席卷全国时,武玉泉家很快成为柳林镇被攻击的对象。没有殴打,但“红卫兵”们尽可能地将他家的武训遗物拿走,付诸一炬。“第一次来抄家,没有拿清政府颁发的‘乐善好施’匾,第二次又特意回来拿。”武玉泉的妻子帅子兰回忆。

 武训传 下载 《武训传》重见天日
  抄家后没多久,位于柳林镇完全小学院内的武训墓亦遭浩劫。据曹树椿《武训墓挖掘记》和邢培华《也说武训墓“文革”遭劫记》,“红卫兵”将坚硬的水泥墓顶外壳砸开,并挖开青砖所砌砖椁,将里面四块柏木合成的黑漆棺材砸开,但见武训尸骨完好仰卧在棺材底板上,脚向东,头朝西,骨架很长(武训是个高个子),左边头骨上紧贴着一大撮头发,蓝长衫还没腐烂掉,棺内没水没泥比较干燥。

  “红卫兵”用棺木底板将武训遗骸抬起,上街游行,由柳林镇东门进入,至十字路口北行,出柳林镇北门。北门西侧不远处圩子壕(类似于护城河)旁有一座废弃砖窑,“红卫兵”们在这里召开批斗大会,而后将遗骸一通乱砸,与棺木一同烧掉,抛撒在地。一同被掘游行的还有柳林镇四街一些地主乡绅或“伪军”的遗骸,不过他们的“待遇”不比武训,仅以乡民拾粪所用藤条编的粪篓子背着游行。

  在武训被掘坟游街之后,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听到消息。父子俩准备去收拾遗骨。据武玉泉回忆,路上碰到武庄村主任王秀成。“他问我们干吗去,我们说去取骨头。他说你和村支书说了吗?要汇报一下。我们去找村支书武会林。他说:那还了得,你这么反动,他们正要找武训后人找不到呢,你去不是给找到了?就没去。后来有一个人捎信过来,我和父亲下午又决定去,路上碰到亲戚,他说:那还了得?!红卫兵正在沟里藏着呢,看有谁来取骨头,他们那么恶,逮着了,不把你打死?不能去。我们又回来了。”

  第二天,武训的遗骨不见了。柳林公社的领导还特地追问,怀疑是武金兴取走了骨头。“村支书去公社开会,被撵出来,让他追查骨头去向。村支书把我和父亲两个人关在屋里审,亲自审。关了一天一夜,不让吃饭,让我们写保证书:如果发现坟地里有一锹新土,就把你全家赶出武庄。按上手印打保证后放了出来。我父亲特地让我妹妹去坟地里看,确定没有新土,才敢按手印。”武玉泉说,放出后第二天,柳林公社书记来武庄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主持一个批判大会,公社来了很多人,号称“万人大会”,会上高喊“打倒武训”等口号。

  按照武玉泉的说法,武训遗骨正是武金兴那天晚上偷偷取回,并掩埋于村外的麦子地的。遗骨大抵已很难寻找。1986年,武训先生逝世90周年,《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以武玉泉的名义撰写了《高叔祖武公墓志》,文末写到“惜遗骨已化乌有,爰刻石入穴,以慰先灵,且励后人”。

  一个时代真正远去

  这之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武训传》观影与批判座谈。

  “看了反动影片《武训传》,俺心里气得火冒三丈。这部电影伸出了两只黑手,一手向武训脸上擦脂抹粉,把他打扮成云里来、雾里去,死了也没忘记‘穷人’的活神仙;一手又往劳动人民脸上抹灰,千方百计地污蔑农民革命运动,要劳动人民取消武装斗争,走武训的道路,世世代代做奴隶。”柳林公社西街大队青年女社员、贫农常宝萍在会上说,“影片吹捧的‘武训道路’,是一条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武训是个奴才,同时又是剥削农民的大地主,是放高利贷的寄生虫。他对农民起来打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直翻白眼,怀着刻骨的仇恨。他打着办‘义学’的旗号,瓦解革命群众的斗志。影片把‘武训道路’吹捧成救国救民的道路,欺骗人们不要武装斗争,不要夺取政权,只要读书‘就有好日子过’,‘就不会被别人欺负’。这是一个很毒辣的维护反动统治的骗局!”

  对“教训”的反思总是指向“阶级斗争”。“文革”愈演愈烈,开始进入武斗阶段。武庄也分为了“捍卫派”和“炮轰派”。武玉泉加入炮轰派。“开始被批斗的人是‘炮轰派’,咱是受排挤的,有人说加入我们这边吧。武玉泉就加入进去了。”武玉泉的妻子帅子兰说。

  武玉泉曾遭遇过危险。有一次,“捍卫派”约1000人包围武庄,而后进来抓捕“炮轰派”。武玉泉家院内也进来四五十人,还向空中开枪。武玉泉在他们进来前偷偷爬到房顶上,躲过一劫。“他们认为武玉泉爬上院子里的枣树,跳土墙跑了。我也说他跳墙跑了。”帅子兰回忆,“捍卫派”还险些将她带走,理由是她“挑拨离间”。

  武玉泉对笔者说,武庄两位“炮轰派”村民被抓走后,差点被打死。其中一个叫武玉生的人,原本是准备用火烧死的,但被一个当地的省劳模救了下来,“他说,不能烧。是农民,犯点错误,不至于处死。”

  武斗风潮过后,作为武训后人,武玉泉仍是受批斗的对象。“晚上常开会,找典型批。”帅子兰说,1974年“批林批孔”时,柳林镇则“批林批孔批武”—格外又加了对武训的批判。

  武玉泉的儿子武成田生于1965年,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家门口不远处有一个高约四米的大台子,上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毛主席像。他看到很多村民在那里喊过“打倒武训”的口号。村干部也常去他家里,说一些威胁的话。爷爷年纪大了,姑姑生病,家里需要挣工分,他很小的时候就去地里干农活。“不让我念书,一个老师说我是‘武训流毒’,到九岁十岁才上学。有时老师领着大家拿着红黄绿的三角纸旗,喊‘打倒武训’的口号。那时每家都发一套毛选,我家不发,我爸闷闷不乐:这是造了哪辈子的孽呀,没完没了……”

  等到武成田十一二岁的时候,对武训的批判似乎就终止了。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因武训而带来的厄运开始远离武玉泉家。1986年,武训获得平反。相较而言,1986年的政治平反,并不如今年春天电影《武训传》重见天日那般大张旗鼓,但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远去。武训墓重修。现如今,在还没有到达冠县的路口,我们会看到以“武训故里”为卖点的广告牌。武训,重新成为冠县和全中国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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