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影《武训传》DVD公开发行了，合套封面左上角印有一行字：供研究使用。在1951年公映并受到举国上下的批判之后，这部“新中国首部禁片”终于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 在此之前，武训的四世侄孙武玉泉只看过一次《武训传》。那是1967年夏初，山东冠县柳林公社（镇）—武训的故乡，组织召开了《武训传》的观影，并进行了一次批判座谈。 武训（1838—1896年），一个兴建了三座义学的行乞者，在清末和民国一直是官民歌颂的正面典范。柳林公社因武训而闻名，这里的批判座谈因此显得格外有标本价值。《人民日报》以《把宣扬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的大毒草<武训传>连根拔掉—山东冠县柳林公社贫下中农痛斥反动影片<武训传>》为题，刊发了相关报道，将武训故乡的革命态度传遍全国。 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已经被尘封了整整61年。1951年2月，《武训传》首次公映，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电影剧本，是孙瑜依据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在1948年改编而成，这背后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鼓励。因此时正值国共内战，《武训传》的拍摄经历了一些波折，待到新中国成立，孙瑜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还对剧本做了进一步的变更，他给周恩来写过信，获得修改意见和支持。 孙瑜是《武训传》的编导，武训的扮演者为著名演员赵丹。武训的家乡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庄，是电影拍摄最重要的场景地之一。迄今很多年长的村民还记得赵丹在这里拍摄时的情景。 《武训传》本身有着浓厚的左倾色彩，它将清末的教育和生存环境刻画得远比实际残酷，从小家境贫寒的武训，拿着卖艺乞讨得来的钱财去私塾读书，却被老师赶了出来，他在张举人家帮佣三年，分文工钱未得还挨了一顿打。武训最后决定行乞办学，但积攒数年的钱财，也被富户窃占。武训虽然最终办学成功，但孙瑜通过剧中女教师之口，指出他行为的不彻底性，并宣称最终只有靠共产党，才会得解放。 虽然鲜明地指出武训的所谓“局限性”，但《武训传》本身无疑对武训是持赞美态度的。高层对这部影片原本并无异议。毛主席决定撰文批判《武训传》时，媒体上已经连篇累牍有了讨论《武训传》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以褒扬为主，偶有批评的声音，也指向电影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 著名作家夏衍—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参与了《武训传》拍摄的决策—就强调，江青与赵丹的过节，在武训批判中发挥的作用：“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还有人认为，江青和推崇武训最力的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过节，是江青不满意武训的一个原因。 孙瑜为此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检讨书：“《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除开深自痛心检讨外，我愿真诚地接受和参加今后一切正确和更严厉一些的批评，澄清自己的思想。” 这个批判的浪潮，也不可避免波及武训的家乡。 说教式批判 1951年毛主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后，江青和“武训历史调查组”前往柳林镇采访调查。“我听说有的老人一听总问武训如何不好，就不理会，走了。前两年听说江青他们找杨百祥的父亲访问，都急了：他怎么总说武训好话？！”武德富对笔者说。 这个立场先定的调查后来饱受诟病。调查组完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并和当地造反起义的宋景诗做了对比：“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而按照武玉泉的说法，宋景诗在当地口碑并不好，他占领的地盘不管好地孬地都一样纳税，当地经常用来形容“坏人”的一句话是—“你是宋景诗做的”！ 1951年，传统的价值判断都被颠覆了。 按武玉泉的回忆，他所在的柳林镇武庄虽然也有村干部传达相关指示，但他们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武训批判，彼时更多在政界与知识圈展开。位于柳林镇的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对此也进行过讨论学习。 笔者在冠县档案馆查阅到的这份武训师范学校《讨论批判武训问题总结报告》（1951年6月15日），显示出当时在全校师生间开展武训批判的策略，及其相对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温和性。 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当时布置学生阅读有关武训批判的文件，同时还让教职员进行学习，讨论批判，再经学生讨论，提出意见，最后集中糊涂思想，作报告批判。 具体的策略包括：教职员要先学习相关文件，做研究，统一思想，再领导和帮助学生学习和解决疑惑，这样易于奏效，同时也提高了教员自身的认识；“必要时自己作检查，作向真理低头的表率，启发学生接受真理，如发现学生说‘老师转变太快’的思想，即告他说明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使他不怀疑。”“启发报告，让学生敢说心里说（话），大胆怀疑，才能多提出意见，逐渐讨论帮助解决。” 当然每一次运动缺陷和不足也总是需要检讨的。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就承认，“暴露了我们在教学中结合实际不够，一遇实际问题，批判能力很低，以后要努力，将课本知识运动到实际中去，提高批判问题的能力。” 在讨论过程中，拥护武训的学生会提出各种问题，与组织者辩论。譬如，当组织者表示武训办义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应予批判时，学生会接着追问：识字比不识字好，还是武训有功劳，封建教育不好，但是武训办学教给识字啦！ 组织者会耐心告诉学生，文字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反动的封建政治教育在里面。封建教育的“三字经”和“三纲五常”的大道理，以及其他更详细、更深刻的经书，对人民的麻醉性也就更大。“他们企图教育人民服服帖帖当他的奴隶，便于他统治，他可好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教老百姓永远不能翻身。确实也统治了四千多年。” 他们还与日本侵华进行类比：日本侵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八年中人民死的死了，生者颠沛流离，“八路军、苏联红军打得日本投降了，逃跑了，留下的两条铁路是好的，但不能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功劳，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负（副）作用。同样‘识字好’，那是封建教育的负（副）作用，不能认为统治者办学有功劳。” 在“科学的历史观”的影响下，全校师生“再不盲目地崇拜历史人物了。看他一生的事业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统治者有好处，对不同时代的人，能用不同的历史条件，衡量他在当时对人民有功绩否？对历史有无推动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经这一阶段学习，全校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提高，思想上也比从前澄清了好些。”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柳林镇的武训批判实况。报纸上的文字并不能深入到这里识字不多的农民那里。 武玉泉的父亲还是劳动模范，他本人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成了一名教书匠。作为武训后人，他们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似乎并不大。一直到“文革”爆发，迅猛的政治运动，才让他们因武训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 大革命时代：抄家掘墓游街 1966年8月，“破四旧”席卷全国时，武玉泉家很快成为柳林镇被攻击的对象。没有殴打，但“红卫兵”们尽可能地将他家的武训遗物拿走，付诸一炬。“第一次来抄家，没有拿清政府颁发的‘乐善好施’匾，第二次又特意回来拿。”武玉泉的妻子帅子兰回忆。
抄家后没多久，位于柳林镇完全小学院内的武训墓亦遭浩劫。据曹树椿《武训墓挖掘记》和邢培华《也说武训墓“文革”遭劫记》，“红卫兵”将坚硬的水泥墓顶外壳砸开，并挖开青砖所砌砖椁，将里面四块柏木合成的黑漆棺材砸开，但见武训尸骨完好仰卧在棺材底板上，脚向东，头朝西，骨架很长（武训是个高个子），左边头骨上紧贴着一大撮头发，蓝长衫还没腐烂掉，棺内没水没泥比较干燥。 “红卫兵”用棺木底板将武训遗骸抬起，上街游行，由柳林镇东门进入，至十字路口北行，出柳林镇北门。北门西侧不远处圩子壕(类似于护城河)旁有一座废弃砖窑，“红卫兵”们在这里召开批斗大会，而后将遗骸一通乱砸，与棺木一同烧掉，抛撒在地。一同被掘游行的还有柳林镇四街一些地主乡绅或“伪军”的遗骸，不过他们的“待遇”不比武训，仅以乡民拾粪所用藤条编的粪篓子背着游行。 在武训被掘坟游街之后，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听到消息。父子俩准备去收拾遗骨。据武玉泉回忆，路上碰到武庄村主任王秀成。“他问我们干吗去，我们说去取骨头。他说你和村支书说了吗？要汇报一下。我们去找村支书武会林。他说：那还了得，你这么反动，他们正要找武训后人找不到呢，你去不是给找到了？就没去。后来有一个人捎信过来，我和父亲下午又决定去，路上碰到亲戚，他说：那还了得？！红卫兵正在沟里藏着呢，看有谁来取骨头，他们那么恶，逮着了，不把你打死？不能去。我们又回来了。” 第二天，武训的遗骨不见了。柳林公社的领导还特地追问，怀疑是武金兴取走了骨头。“村支书去公社开会，被撵出来，让他追查骨头去向。村支书把我和父亲两个人关在屋里审，亲自审。关了一天一夜，不让吃饭，让我们写保证书：如果发现坟地里有一锹新土，就把你全家赶出武庄。按上手印打保证后放了出来。我父亲特地让我妹妹去坟地里看，确定没有新土，才敢按手印。”武玉泉说，放出后第二天，柳林公社书记来武庄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主持一个批判大会，公社来了很多人，号称“万人大会”，会上高喊“打倒武训”等口号。 按照武玉泉的说法，武训遗骨正是武金兴那天晚上偷偷取回，并掩埋于村外的麦子地的。遗骨大抵已很难寻找。1986年，武训先生逝世90周年，《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以武玉泉的名义撰写了《高叔祖武公墓志》，文末写到“惜遗骨已化乌有，爰刻石入穴，以慰先灵，且励后人”。 一个时代真正远去 这之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武训传》观影与批判座谈。 “看了反动影片《武训传》，俺心里气得火冒三丈。这部电影伸出了两只黑手，一手向武训脸上擦脂抹粉，把他打扮成云里来、雾里去，死了也没忘记‘穷人’的活神仙；一手又往劳动人民脸上抹灰，千方百计地污蔑农民革命运动，要劳动人民取消武装斗争，走武训的道路，世世代代做奴隶。”柳林公社西街大队青年女社员、贫农常宝萍在会上说，“影片吹捧的‘武训道路’，是一条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武训是个奴才，同时又是剥削农民的大地主，是放高利贷的寄生虫。他对农民起来打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直翻白眼，怀着刻骨的仇恨。他打着办‘义学’的旗号，瓦解革命群众的斗志。影片把‘武训道路’吹捧成救国救民的道路，欺骗人们不要武装斗争，不要夺取政权，只要读书‘就有好日子过’，‘就不会被别人欺负’。这是一个很毒辣的维护反动统治的骗局！” 对“教训”的反思总是指向“阶级斗争”。“文革”愈演愈烈，开始进入武斗阶段。武庄也分为了“捍卫派”和“炮轰派”。武玉泉加入炮轰派。“开始被批斗的人是‘炮轰派’，咱是受排挤的，有人说加入我们这边吧。武玉泉就加入进去了。”武玉泉的妻子帅子兰说。 武玉泉曾遭遇过危险。有一次，“捍卫派”约1000人包围武庄，而后进来抓捕“炮轰派”。武玉泉家院内也进来四五十人，还向空中开枪。武玉泉在他们进来前偷偷爬到房顶上，躲过一劫。“他们认为武玉泉爬上院子里的枣树，跳土墙跑了。我也说他跳墙跑了。”帅子兰回忆，“捍卫派”还险些将她带走，理由是她“挑拨离间”。 武玉泉对笔者说，武庄两位“炮轰派”村民被抓走后，差点被打死。其中一个叫武玉生的人，原本是准备用火烧死的，但被一个当地的省劳模救了下来，“他说，不能烧。是农民，犯点错误，不至于处死。” 武斗风潮过后，作为武训后人，武玉泉仍是受批斗的对象。“晚上常开会，找典型批。”帅子兰说，1974年“批林批孔”时，柳林镇则“批林批孔批武”—格外又加了对武训的批判。 武玉泉的儿子武成田生于1965年，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家门口不远处有一个高约四米的大台子，上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毛主席像。他看到很多村民在那里喊过“打倒武训”的口号。村干部也常去他家里，说一些威胁的话。爷爷年纪大了，姑姑生病，家里需要挣工分，他很小的时候就去地里干农活。“不让我念书，一个老师说我是‘武训流毒’，到九岁十岁才上学。有时老师领着大家拿着红黄绿的三角纸旗，喊‘打倒武训’的口号。那时每家都发一套毛选，我家不发，我爸闷闷不乐：这是造了哪辈子的孽呀，没完没了……” 等到武成田十一二岁的时候，对武训的批判似乎就终止了。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因武训而带来的厄运开始远离武玉泉家。1986年，武训获得平反。相较而言，1986年的政治平反，并不如今年春天电影《武训传》重见天日那般大张旗鼓，但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远去。武训墓重修。现如今，在还没有到达冠县的路口，我们会看到以“武训故里”为卖点的广告牌。武训，重新成为冠县和全中国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