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12年8月17日开幕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卫生部陈竺部长代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编委会发布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卫生部主导启动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由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桑卫国院士领衔。该报告即为此一规格颇高的研究的主要成果。 报告显示，我国国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运动健身意识薄弱，各群体亚健康状况堪忧，由疾患造成的整体疾病经济负担沉重。报告据此以2020年为限，设定了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目标：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提出10个具体目标和95个分目标，如人均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均作出了量化要求。 大部制想象美丽并渺茫着
报告中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构想和措施，其中，建议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的部门，如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等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 这一建议涉及国务院部委的行政改革，事关重大，构想宏伟，涉及面广泛，故而得到了舆论的重视。据相关报道，虽然有报告撰述者透露，此构想有望在十八大后拉开帷幕的大部制改革过程中付诸实施，但也有消息说，构想尚停留在专家建议层面，并未上升至中央议事日程。更有学者评论称，基于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此建议短期内实行的可能性渺茫。 与上述专家学者的谨慎甚而不乏悲观色彩的看法迥异，一些媒体评论则以相当乐观态度积极回应了这一建议，认为这是国家部委职能转型—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契机—并强调这样的职能转型具有为“大健康部”改革正名的功效。也有评论指出，要实现“2020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打破制度障碍势在必行，但前提一是不能将其寄望于单一部门，必须有卫生、医保、社保、环保、体育等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避免国家战略沦为部门战略，落下播撒龙种却只收获跳蚤的结果。二是合作机制的最终成形，有赖于制度的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以统合各部门围绕“健康”这一核心展开工作，才能避免国家战略与部门职责发生矛盾甚至背离的现象。 怨气弥漫一触即爆 事实上，《“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已经为整合全社会的卫生和福利管理机制，设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以数据和实证为依据罗列了充分的理由，阐述了这一改革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简要而言，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凸显。具体而言，国民健康在服务和管理层面涉及多个部委，但由于政出多门，既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落实。例如农村妇幼保健实际涉及计划生育、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教育、环境等多个部门，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并没有合作的机制。再如，目前医改面临的困境，即主要是医保、医药和医疗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三个体系内部协调不够，尤其是其中的医保管理，更是数种机制交织，叠床架屋，程序繁琐重复，相互掣肘。 在宏观数据上，国民健康福利体系的改革也呈刻不容缓之势。该报告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的年患病人次数由1993年的43.6亿增加到2008年的52.5亿，15年间增加了20％。巨大的患病人数带来相应的经济负担，根据第三次国际卫生服务调查等研究测算，2005年全国疾病总的经济负担为23968亿元，相当于GDP的13.1％，经济负担沉重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国民运动健身意识极为淡薄，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显示，18岁以上公民83.8％从不参加业余锻炼，而仅有11.9％的公民经常锻炼，全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十分低下。 实际上，具体到社会层面和民生现状，国民医疗健康的问题不但问题突出，而且由来已久。种种因观念造就和体制落后导致的矛盾不仅丛生而且尖锐，凸显了更为迫切的改革意愿和要求。一个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诸如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非但长期未获改善，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医疗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服务分配的不公平因素，即是导致医患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也引发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其恶劣后果是，患者、医务从业人员、行业管理乃至全社会，几乎无一幸免受到了损害。这些弊端，均不难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个案中得以折射和反映。 路径探索各地试水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发布以及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的设想，说明锐意革新，突破观念的桎梏，改良医疗公共服务的现状，不仅是全社会共同的愿望，也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看，短期内的机会渺茫并不能否定对长期予以寄望。正如希望有待于贯彻实现，据报道，由深圳市政府投资35亿元兴建、深港双方共同组建团队管理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已经正式试业。这家新型医院将坚持公立属性，保障医疗服务的公益效用，“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开”—简而言之，基本复制香港公立医院模式。考虑到以国内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环境为背景，曾经前往香港接受过当地医疗服务的内地人，对香港公共医疗服务的赞誉几乎是众口一词，这样的尝试显然极为有益，与“健康中国2020”战略一样让人充满期望。 此外，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近日审议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大病保障制度，要把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结合起来，相互衔接、功能互补”。业界人士从中解读到的信息是，此前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大病补充保险”的模式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广东的“湛江模式”、“番禺模式”，江苏的“江阴模式”、“太仓模式”等，都为解决因病致贫探索出了新路。具体而言，“番禺模式”将三大基本医保基金由商业保险机构托管，管理费由财政买单，而“湛江模式”则是当地政府授权商业保险机构提取三大基本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的15%作为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以此提高医保报销水平。 太仓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几乎都在80%以上，这样的保障力度前所未有。而由于保险公司的进入，医疗机构过度医疗的顽疾也有所改观。 然而有必要提醒的是，改革的蓝图、未来的前景让人心向往之，但改革的路途却难免坎坷，甚至荆棘密布。在满怀希冀和热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戒备和冷静。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隔五年就有一次的大部制改革，都有不够彻底的短处。而近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其实只是改造为了不伦不类的大部门而已—某地“大部”的结果，是局长1正19副。具体到目前，比如在港大深圳医院这一新生事物上，就不仅要警惕“南橘北枳”的陷阱，更要戒备“北枳”反噬“南橘”，落入逆淘汰的陷阱，酿成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而各地医保探索，同样要确保民众知情权，确保市场的公平性，警惕政府权力寻租的问题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