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下乡第二年，我搬来与长禄合住一间小草房。这房子的房东是杨三爷。 长禄是队里的会计，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早先，他一个人住这间小草房，理由是会计需要一个办公的地方，算账，存放账本、单据和其他公共财物，兼带住宿。恰好杨三爷家有闲房，说好了队里每年记200个工分，长禄就搬进来。也住了两年多时间。他叫我来住，起因是想叫我帮助他搞队里的秋季决算。 长禄对我说，你晚上来帮我算账吧。他告诉我，队里的秋季决算快要开始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要是能帮助他就好了，白天可以不去地。 又说，决算很有意思，你不是想多知道农村的事吗，来这里下乡几年，要是不知道夏秋季决算，算你白到农村来一趟。 说得我心痒。我决定搬来，想看看什么是秋季决算。 长禄他哥是大队革委会主任，“文革”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长禄能当上会计，估计也是沾了他哥的光。他初中毕业，在我们队算学历最高的，身体又较弱，自从当上会计，便不怎么下地干活，队里给他工分补贴，足以使他的收入在队里处在中上等水平。 说实话，长禄对我很好，自认为与我无话不谈。他有时做下不堪之事，说话时也不背我，或者多吃多占公家便宜，还记着喊上我。队里有几个泼皮围着他转，给他出坏主意，唆使他寻乐子，自己得些蝇头小利。有时候，长禄与几个泼皮在小屋里嘀嘀咕咕，商量着做坏事。我很讨厌其中一两个猥琐小人，长禄知道，也不怪我，见我进屋，忙使眼色叫那人走。 我搬过去后，长禄叫我先把全队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每个人名下的工分统计出来，这是决算的基础。 我开始统计工分，重新画工分名册，画统计表，每天忙叨叨的。 生产队长老砖头也在社员大会宣布，队里已经开始秋季决算，今年乔海燕帮助长禄算账。他叫大家支持我的工作。 老砖头宣布以后，我马上就发现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原先人家总觉得我是从城里来的学生，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我。现在，几乎全队的人都用一种对长者尊敬的眼光看我，用晚辈那种亲切、和善的口气与我说话。我只要提出想要什么，就会有人搞到，飞快送到我手上。队里年轻人传看一本故事书《佘赛花》，我很喜欢，等了好长时间也轮不到，现在，我连想都没有想，这书就乖乖来到我手边。中午吃饭时，我从小屋出来，伸伸懒腰，四周的人家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我。我回女生住处吃饭，一路遇到的人家都忙不迭招呼我，搁这儿吧……搁这儿吧……这是代营人饭时的客套话，此时，其热情、真诚，却使我真假莫辨。 开始，我还陶醉于这种被营造出的奉承气氛中。过了几天，半夜细细想来，却觉得不安，工分竟有这么大力量？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即使算错了几分几十分，又有什么？ 一天，我正在屋里扒拉着算盘，一阵忙碌过去，听见门外有声响。我以为是鸡挠食，没有答理。过了会儿，又听见同样的响声，伸过去头一看，是人称“群叔”的刘富群蹲在门口。 刘富群见我看他，忙站起来笑，跟着就钻进小屋，蹲在门口抽烟。 有事吗，群叔？我问。 他忙摆手，连说“没事”，蹲着继续抽烟。又说，听着你打算盘，一片响亮，真好听。他瘦，面皮褶皱像干萝卜一样，此时却是一片笑意。 我也不知好歹地“嘿嘿”笑，享受着奉承。 刘富群是队里有名的“受气包”。他家是中农成分，这个成分使他在村里有时候处在尴尬地位。如果没有政治风波，群叔的家倒是值得羡慕。父亲传给他一份家业，土改前家里已经有了些积蓄，盖了三间瓦房，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各样农具齐全，院子里栽着枣树、核桃树，甚至还种了一丛栀子，春天开花非常好看。但是，如果形势收紧，有了政治运动，他家就被隔离开去，置于社会边缘。那根收紧形势的小绳子，有时候并不见得在北京，也不在县里，更不在老砖头手里，而是在长禄们的手里，任由他们牵动。 刘富群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名刘春河，小名狗剩儿。狗剩儿快三十了，瘦瘦的，筋筋巴巴的样子。刘富群给狗剩儿娶了媳妇在家。媳妇叫玉荣，倒比狗剩儿高出半头，且长得丰满，就是皮肤微黑，龅牙，看人时翻着眼白，给人怪怪的感觉。玉荣嫁过来时，刘富群摆了十几桌，有酒有肉，请了大队、生产队、村里有头脸的人来，猜拳划枚，搞得很热闹。 有一次我和长禄闲聊，议论着队里各色人等。说到玉荣，我说，这个人看起来怪模样，黑黑的脸，看人眼睛斜视，我不敢看。长禄就怪笑，说，你看她走路，前面挺着，后面撅着，到晚上还不把狗剩儿吸干了？说完又笑。 我不知道长禄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听村里人说，狗剩儿结婚两年了，玉荣还没有怀上孩子。 到了晚间，我对长禄说起刘富群来的事。长禄眼睛顿时闪光，喜滋滋地说，肯定是冲着工分来的。 他对我解释，现在我汇集起来的全队社员工分：一则不可能是全部，总有遗漏，重新统计的意思，就是要把遗漏查出来，尽量补上；二则已经统计出来的工分中，还包括一些未能确定的因素，比如，从户家出一挑茅子，从猪圈出一车肥，值日的承贺那里只有数量记录，也写明是人猪羊鸡之类。但是，具体分值多少，要在最后统计时才确定，这里就有很大改动的余地。 那要谁才能确定？我问。 长禄笑着看我，说，咱俩就能定。 长禄说，分，分，社员的命根儿，这话一点不假。每年分配，免购点（口粮）按人头固定数量，自留地按户家人口固定数量，油是按人头平均，其余的东西，余粮、棉花、钱，都是按工分。尤其是钱，一个人使多少钱，就看你挣多少分。还有余粮，靠免购点不够你吃三个月，要想多分粮食，就得靠工分。 那就是说，每年分配，有平均一块，还有多劳多得一块。我说。 长禄说，对，1958年吃食堂就是大平均，到了第二年饿死人时，也是大平均，吃死是平均，饿死还是平均。 他又说，所以毛主席又从公社退回来，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分配的点落在生产队，才能多劳多得，要是还放在公社，人也不知道死了几遍了。 又说，主要还是靠平均，因为能多劳多得分配的实物、现金很少，所以大家都很计较工分，你在这里算工分，咱队多少人的眼睛盯着你呢。 我当即表示，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不辜负队委会对我的信任。 果然，刘富群又来我这里蹲了几次，还要给我递烟。随后，就小心提出想看看工分统计表，说，只看自己一家的，不看别人的。 我告诉他肯定不行。我说，你就是能看到，也是在长禄手里看，我这里不行，这是队委会立下的规矩。 他听我说，只点头，连声说：“好！好！”似乎很满意的样子。 我心里却稍稍鄙夷，看不起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事。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改变了对刘富群的看法。 那天，我去地里找妇女队长，也是为工分的事。 秋庄稼已经收完，田野广阔，娴静，又舒展。极目远望，淡淡的蓝天游浮着几丝薄云，蓝天下，一座座村庄，一块块田地，还有公路，都静静地卧着。 我远远看见一群妇女在地头歇着，其中有妇女队长，还有几个“官太太”——支书、主任媳妇妹子之类。走到近处，看见刘富群独自歪斜着靠在一道沟坡旁，几个妇女正撩拨他。 刘富群有疝气，不能干力气活，就是在田里干活，逢到疝气下来，也要独自蹲下挤回去。只见他翻身蹲下，妇女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几个人发声喊，围了上去，将他撂翻，伸手就扯他裤子，几个闺女忙叉着指头捂眼睛，妇女队长领着几个娘们儿在一旁嘻嘻哈哈加油助威。刘富群嗷嗷叫，使不得！看不得！哪能挡住一群虎狼女人！霎时将他裤子扒掉，远远扔到一边。剩下他捂着那话儿仰脸躺着，也不知道翻个身。妇女们哈哈大笑，有人捡起土坷垃砸他，有人攉过去一锨土。 我看着挺有意思，也忍不住笑，想着那些妇女真大胆，城里可看不到这么有趣的景致。我招手叫妇女队长过来，喊着她，有事问你。 只听几个妇女说，算工分了，算工分了。起来看妇女队长过来。 刘富群一骨碌爬起来，呆呆看着我和妇女队长说话，裤子也忘提了，滴里耷拉的，大概他都忘了。 晚上我对长禄说到地里一幕，他说，俺嫂子在那里，群叔也是故意的，叫那些妇女们解解闷儿，讨人家个高兴。 我又可怜刘富群，说，一个男人，一家之主，群叔家又是个中农，难啊！ 你可别说这个。长禄对我说，你没有看他坑你、占你便宜的时候，叫你恼死他。 第二天，狗剩儿的媳妇玉荣来我住的小屋，说东说西，没有正经话，又问我有指甲剪没有，听别人说我有一个，用着很方便。说着就凑到桌子跟前，眼睛却瞄桌上的账本。 我看出她的心思，故意不阖桌上的本子，转身在床头找指甲剪。感觉到玉荣悄悄翻账本。其实，那上面什么也没有。而且，她未必能看懂。 我又可笑这一家人，装模作样的，为讨有权人家高兴，不惜自辱其身，就是为了那点工分嘛。自己好好劳动就行了，总想着投机取巧。 但是我也想，群叔家是中农，政治上无地位、无权势，长禄这种人想怎么欺负他都行，故而低三下四，可以理解。 到了晚上，长禄和一帮泼皮朋友在屋里说笑，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 我听长禄起头说，要算计玉荣。他一开口，几个帮闲者嘻嘻哈哈都添办法。毕竟这种苟且之事，我就在旁边，开始几个人嘀嘀咕咕，还小声背着我，说到高兴时，笑声大了，我也能听见他们说的意思。偶尔回头看看他们，说话的人就住口，长禄冲着我笑，对那几个同伙说，没事，他不管这事。说实在，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他们说的，我真听不太懂，只觉得他们想欺负玉荣，想侮辱她，究竟什么叫“侮辱”，我只看过小说上有日本鬼子强奸中国妇女的描写，也仅此，终还是不明白。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在屋里算账。长禄下午就告诉我，喝罢汤去县里看电影。喝汤是代营方言，就是吃晚饭。 我们俩有个约定，谁回来晚，另一个就等着。小屋有电灯，长禄喜欢看小说，他总能搞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书。这是我一直与他合住的原因。我很喜欢独自在夜深人静时看书。 我正忙着，门外有人咳嗽，开门看，竟是刘富群。我想起长禄他们说算计玉荣的事，心里吃惊，担心出事，就问他。他支支吾吾不说，探头往屋里看，问，长禄不在啊。 长禄去大队开会了，我随口应付他一句。我不是恶意，但是，又确实故意不说实话。 大队开会？我将（刚）从大队那边过来，黑着灯呢。刘富群迟疑地看着我说。 谁知道，又去哪儿跑着玩了吧。我含糊地说。 他转身走了。以后的几天，我独自复原这次事件的过程时，想，那天晚上群叔来小屋找长禄，不是找人，而是确定长禄不在屋里。 一直到很晚，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几声说话和嘻哈，长禄和几个泼皮钻进屋来，互相揶揄、讽刺，坐下就吸烟，你一句我一句递话。 我看他们，眼睛都躲着我，感觉他们有鬼，就问，看什么电影？ 几个人支吾着，《白毛女》？《红灯记》？说来说去说不清楚。 然后几个人又自顾说，不一会儿又兴奋起来，手舞足蹈的。 我仍然埋头整理账本，耳朵断续听他们说话，大致拼凑出一幅作恶图： 上午，长禄遇见玉荣，悄悄告诉她，晚上县里有好电影，要是愿意去的话，他骑车带她。 玉荣脸上犹豫，不吭声走了一会儿，见长禄落在后面，又回头看他。长禄是风月场的老手，鬼精明，又存着心，见玉荣回头，知道她同意了。 长禄有一辆“永久”加重自行车。喝罢汤，他一个人推着车在村口等。黑地里见玉荣悄悄摸过来，两人只“嗯”了一声搭腔，谁也不说话，长禄骗腿儿上车，玉荣扭屁股坐上，两人一路往县城去了。不远，几个泼皮在后面尾随着。 等到电影演完，两人又骑一辆车回村。那长禄有心使坏，车子把扭来扭去，晃得玉荣只好紧紧抱着他的后腰，连声责怪他。两人一递一句说话。 长禄将车骑上一条旧土路，玉荣先是“哦”了一声，意思是怎么走这条路。 长禄也不说话，依旧扭来扭去，似乎顾不上，走到一处暗地，眼见路旁一道沟壕，也是早就选好的地方，便连人带车滚进沟里，还没等玉荣叫一声，便被长禄搂抱住。那玉荣也是早就料到有事，本来就是甘心送上，到了此时，便躺在沟底不言语了。那长禄便下手将玉荣剥脱干净，恣意取乐…… 那几个泼皮远远见长禄滚下沟去，便停住车，四处张望着放风。 月光底下，黑夜静悄悄的，哪有半个人影。 这件事以后，刘富群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还故意问，群叔，你怎么不去我那里抽烟了？ 他默默走路，没有吭声。 突然，我看见他抽泣起来，苍老的、干萝卜似的小脸上，滴答着串串泪水。他可怜巴巴地对我说，兄弟，俺没有办法啊…… 不久，队里给知青盖了新房，我就从长禄那里搬出来。 有一次，我回城，临行前，长禄对我说，你回去帮我找一样药，有了，买点带回来。我问什么药，他给我一个纸条，写着药名：新胂凡钠明。我回去后，竟把这事忘了。回来后，长禄也没有再提起。 几年以后，我在护校上学，一天上药理课，我突然想起此事，下课便问老师，新胂凡钠明是干什么用的？ 讲课的老师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我，问，你问这个药干什么？ 我告诉他，过去曾经听一个人说过，今天突然想起，就问问。
抗梅毒药。老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