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几年，我与乔海燕是凤凰的同事，我在凤凰卫视，他在凤凰网。我们做新闻的离不开凤凰网，凤凰网也经常与我们新闻评论部门合作，就这样相熟了。那时，我们有什么重要新闻，像美国国务院官员接受凤凰独家采访，我就马上通知他们，将采访稿上传到网上。有时，我半夜上网，发现凤凰网上发出的东西有错，或者有什么帖子会捅娄子，马上就会给海燕一个电话，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入睡。 但我们很少谈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他在新华社长大，没想到他也是知青。现在看了他的《随记光阴》的文稿，更感到我们都还有着浓厚的知青情结。他要我写点东西，也许就因为我们都是知青一代吧，或者说，我们都是最后的知青。 更有承受能力的成熟一代 这两年夏天，中国北方的旅游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去新疆一带的减少许多，而东北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可谓盛况空前。从北京前往哈尔滨的火车票，提前十天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从北京等地飞往中国最北端的城镇漠河的航班，更是一票难求。2008年刚开通机场的漠河，则是一床难求，许多人只能屈居简陋的小旅店，因为去那里的游客数量从早先的每年两三万人，暴增到现在的三十万人。 不过，在去黑龙江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或者避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回离别四十多年的“上山下乡”之地。对他们来说，这片留下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下他们辛劳、奋斗、激情、热汗、血泪、伤痛——还有许许多多爱恋和思念的地方，不管在后来的回忆中是怎样的苦甜酸辣，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所以，这两年出现了这些老“知识青年”重返黑龙江北大荒、大兴安岭故地的高潮，有的更成双成对、携儿带女，甚至还有孙子孙女，一起参加当年“老战友”的难得约会。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高潮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之后，估计有两千万大中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我四十四年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前后十年。前几年，我们一群上海的老知识青年一起到黑龙江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活动，最大的感触就是“知青”早已不年轻，较老的如我们那样的“老三届”（1966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和初中生），都已过花甲之年，头发早就斑白脱落。哈尔滨的知青艺术团演出了一台回忆知青岁月的歌舞，他们个个全力以赴，颇为精彩感人，但他们中最小的也已五十一岁，那正是知青一代中最年轻的了。 同上一代相比，知青一代在“文革”动荡当中成长，在改革开放当中成熟，较少受到传统教条和旧体制的束缚，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国际视野。他们吃过苦，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讲求实际却又不失理想主义色彩。这对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难以定论，但知青一代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尤其未来十几年中国正处在能不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也许，在当今中国各类人群中，老知青是最抱团的。2009年8月11日，中国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在黑龙江边的历史名镇瑷珲县城举行开馆典礼，从各地赶来的老知青竟然超过千人，远多于预先的安排。那几天当中，每天都见到“老战友”抱成一团的场景，还不断有当年知青插队村子的老乡赶来寻找他们，见面时又是另一番的百感交集。 知青会聚，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依旧大有分歧。有人坚持“青春无悔”，认为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但更有人认为那只是“文化大革命”大灾难中的一幕，知青和家庭、社会都深受其害。但无论如何，老知青四十年后回首以往，已可以比较理性而平衡地思考那段岁月了。瑷珲的知青博物馆中，既记录了他们的成就和功绩，也记录了他们刻骨铭心的呼喊。一幅题为《我的前夫》的油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位身着军便装的女知青成亲，旁边坐着的是比她大十来岁的丈夫，她脸上的麻木呆板与他的露齿而笑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欷歔。 在北大荒，不断有当地官员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当年知青教出来的学生。确实，下乡知青给他们带来了知识，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乡村，打从来了知青才懂得刷牙，学了知青的卫生习惯，农民身上的跳蚤、虱子也渐渐消失了。那里的孩子盼着知青回家探亲后快快回来，他们就可以得到最好吃的大白兔奶糖。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知青下乡，就不会有今天北大荒的巨变。但一位曾在农垦兵团医院里当过护士的老知青谈起往事，对许多知青伤病者的不幸遭遇感触很深。 国际上对中国知青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赋闲，整理和记录上山下乡历史一定会成为他们关注并积极参与的事情。我当年所在的黄山茶林场的一群老知青，有的出力，有的出钱，出了一本题为《知青部落》的历史记录，收集到的资料和物品远远超出预料。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史学的朱政惠教授提出建立中国“知青学”的主张，得到出身知青的诸多学者的响应。毕竟，我们的后代和世界要研究中国，不可能避开这段历史。而知青一代所留下的记录，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依然心想天下的理想一代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场后的第三天，浦东园区人山人海。下午，我搭乘场内的电动大巴士去看世博主题秀“城市之窗”，旁边坐着一位年纪同自己差不多的女士，没有孩子陪着，拖着一只带轮子的塑胶箱子，疲惫的神态中透出安详，甚至略带满足。问她看了哪些馆，回答说：“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我马上猜测：是不是孩子在新西兰？ 这位姓徐的退休教师六十多岁，女儿去了新西兰，已经成家，她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过日子，没去过那里，也不打算去，这次就想来世博会看看新西兰是什么样子的，觉得很好。她又说，一个人慢慢看，吃力了就歇一会儿。反正也习惯了，有时候半个月都没有人说话，就通过互联网同女儿交谈。再谈下去，知道她同我一样都是当年的上海知识青年，去了安徽插队落户。下车时她说，我们这些人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现在总算苦出头了。 过了几天，5月9号母亲节，在网上看见一篇博文，是我下乡那个农场“老战友”的儿子所写，题为《我爱您妈妈：平凡的八零后儿子献给我的母亲》。文中说： 妈妈生于1950年，也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六十年的人生，经历了国家诸多的变革。年轻时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参与了黄山茶林场的建设，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奉献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母亲注定会一直怀念那段日子。四十年后的今天，母亲一代知青间深厚的友谊让我羡慕，她对自己无悔青春的真挚情感让我动容，让八零后的儿子感叹身为其中一员的母亲并不老。 回沪的妈妈延续着她的努力与执著，许多对中年人来说头疼的考试在妈妈眼里并不难。她总说：努力后的失败不会后悔，成功会青睐一直努力的人。只是变革太多的社会终究不是母亲拥有理想的年代，努力的人也不是拥有所有的机会。母亲不是八面玲珑、善谋利益的人，甘于奉献的精神始终在伴随着她。已无法准确说清楚许多机会的失去与放弃对日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也许按照世俗的眼光，母亲的有些选择有些傻，有些不懂世故。 妈妈在1997年提前退休了，现在的工资不高。她的努力与才能让她还能靠兼职增加收入。妈妈一点不想被社会淘汰，生活中很注重学习新生事物，计算机知识是她现在一直努力学习的，她甚至有自己的博客。妈妈她又十分传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股市与投资理财，大部分的家务活也都亲自操持。她总是说等儿子结婚了自己就能休息了——祝母亲节日快乐，我今生永远欠您一次生命，让我用一生来偿还孝敬您。 她们的经历和命运，应该就是大部分知识青年的经历和命运。尽管“文革”结束后绝大多数知青都能够回城，但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和与之相伴的机会，都已经再也不可能讨回。一般来说，知青一代仍然是当今中国城市中境况较差的群体，一辈子都用尽力气追逐已经远去的希望。一生辛苦之后，他们往往只能把所有心血都放在孩子的未来上，偏偏这几年连大学毕业生都越来越难找到好的工作，购房和结婚成家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其中，像我们那样能够赶上读大学末班车的，当属最为幸运的少数，大概十中仅存一二。其中，更有一些成为出类拔萃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人物和核心人物。2010年4月中旬的那两天，一群当年的老知青难得聚会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安仁镇，那里曾是川军刘湘的大本营，如今则以樊建川先生建起的博物馆群落而闻名中国。“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颁奖典礼在那里举行。 樊建川兄倾力尽心建起的十多座博物馆，一半展出抗日战争的历史，另一半的内容则同“文化大革命”相关。那天下午，老知青们在成千上百“文革”时期台钟的打击声中开会研讨，晚上颁奖致辞、喝酒联欢，谈论的不只是对过去的万千感慨，更多的是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的沉重思考。 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北京开“两会”时我曾多次采访他，感受过他的商界强人气势。但这次他拿起话筒，刚刚提到四十多年前的下乡经历，就止不住流下热泪，哽咽难语。也许，只有知青一代才能体会他难以自控的情绪翻腾，因为作为知青的他，能够走到今天，即使有幸取得成就，也都太辛苦、太不容易了。 去年夏天，上海的黑龙江知青组团回“老家”，参加知青博物馆的开幕典礼等活动，我受邀随行。期间，在一次关于知青的讨论会上，我强调知青一代要抓住时机多做点事情，包括整理知青历史、“文革”历史，留给后人。我们不做，别人是不会做的。这次在四川，樊建川兄也深有感触地呼吁到会老知青，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加紧做事。 不过，即使当年的知青进入老年，仍然会是视野和心胸最开阔的一代，也是仍然抱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不信，请看那次四川聚会的论坛话题：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不过，与会者中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表述，认为应该改为“民族使命与个人命运”。确实，在这一代老知青的思考中，不会再只有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个人的完善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