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贫困不属于文明化的人类社会，它适于待在博物馆里，它将会在那儿的。当小学生和他们的教师一起去参观贫困博物馆时，看到人类的悲惨与毫无尊严，他们会感到惊骇，他们会责怪他们的祖先，竟然容许这种非人的状况，竟然允许它在如此大面积的人口中持续下去，直到21世纪初。” 这是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的理想，这位已经72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的创立者，“穷人的银行家”，对孟加拉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是奇迹，也是希望。 从古希腊哲人到东方宗教领袖，从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家，从普通大学生到好莱坞明星，千百年来无数人因不忍见到黎民在饥馑和死亡中苦苦挣扎而求索消除贫困之道。暴力、形而上学、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种种模式被付诸实践，但直到今天，以全人类来说，依然在漫漫长路之中。 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但尤努斯以小额贷款（微金融）消除贫困的事业依然在继续，确信无疑的是，这份事业决不会缺少继承者。只要人类的善心与良知依存，消灭贫困的斗争就会继续下去。 “我选择蚯蚓的视角” “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是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儿童的样子像老人。”这是尤努斯对孟加拉饥民的描述。拥有1.5亿人口的孟加拉，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领土过于狭小，水灾和台风往往会给这个国家的穷人造成毁灭性打击。 尽管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但是作为孟加拉人，尤努斯不可能与贫穷隔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刻地理解它。” 1957年，尤努斯入读达卡大学经济系，并先后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1岁大学刚毕业时，吉大港大学主动提供给他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1836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1961年到1965年，尤努斯在那里教书。1969年，尤努斯获得奖学金资助，赴美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2年在田纳西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孟加拉独立后，尤努斯回到吉大港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成为尤努斯人生的转折点，在帮助学校周围乔布拉村的穷人的过程里，尤努斯发现只要用微不足道的钱，就可以改变一个贫苦人的命运。 一个村妇给尤努斯打开了世界另一维。像许多其他妇女一样，这个叫苏菲亚的村妇与丈夫和孩子一起过着赤贫生活，为维持生计，苏菲亚在其泥屋中全天编制竹凳，她的技术很好，编制出来的竹凳漂亮又实用。然而，她的辛勤工作还是不能够使自己的家庭脱离贫困。像村子里的许多人一样，苏菲亚向当地的贷款人借钱购买编凳子的竹子，贷款人只在一个条件下才会为他们提供贷款，即要按照贷款人给定的价格将所有的产品再出售给贷款人，由于这一不公平的协议和高贷款利率，她每天的工作只能获得2美分的收入。尤努斯决定向苏菲亚和与她相似处境者借款，27美元，自掏腰包。 与苏菲亚的交谈萌发了他后来创立格莱珉银行的思想火花。尤努斯说，“像苏菲亚这样的妇女不管借多少钱，即便是很少，最终也几乎不能依靠自己脱贫。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借贷，而是在雇佣奴隶式的劳动力。” 他开始试图说服商业银行贷款给穷人。但是这很不成功，银行界对此疑虑很深，而且认为贷款数额实在太小，没有可操作意义。直到1976年，他才成功地从一家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而在随后一年中，尤努斯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他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尤努斯回忆：“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保证那些真正的贷款者—不必到银行去，从而避免遭到蔑视和屈辱的骚扰。” 格莱珉奇迹 于是，在1983年，尤努斯干脆建立了一家自己的格莱珉乡村银行（格莱珉的意思为“乡区的”）以提供贷款给贫穷的孟加拉人。从一开始，尤努斯就希望格莱珉银行不同于一般的慈善组织或者借贷人，他设计了种种制度，希望经济学的理念能让这种微金融成功运转，并且切实地帮助到穷人。 一开始，尤努斯采取每日偿还制度，后来经过实践，将其废除，转向每周偿还制度。这被认为是格莱珉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至今这套模式已经运行了20年，贷款仍在以同样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偿还。 格莱珉模式另一特征就是只借贷给女性。尤努斯认为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严重的饥饿和贫穷的问题，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借贷给女性比男性更保险，女性也有更强的责任意识。 他们还鼓励借贷者建立存款，以便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取用，或者用于其他创收机会。借贷者被要求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这与孟加拉“一把米”的习惯做法相似：主妇每天攒一点米，日积月累变成大积蓄。任何借贷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得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这些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支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的基金已经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孟加拉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公司以外。 格莱珉银行的初始资金主要来自捐款者和其他银行的贷款。1995年，格莱珉决定不再从捐助者那里要求任何资金了，接受到的最后一笔分期付的捐助款是在1998年。格莱珉不断增长的储蓄额应该足以偿付其现存的贷款，并从现在起经营并扩张其贷款项目。 在1998年毁灭性的洪水之后，为了向贷款者—其中大多数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发放新的贷款，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中央银行借了10亿塔卡，向商业银行借了20亿塔卡，这些灾后贷款已经被完全偿清了。此外，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偿清了到期的其他所有贷款。 格莱珉银行确实成功地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起来，这被视为一个大奇迹。经过30多年发展，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800多万客户。根据2011年3月的最新报表，格莱珉银行共有存款14.42亿美元，未偿贷款9.84亿美元，还贷率97.26%，股本回报率为5.64%。该银行的办事机构现已超过了2900个，覆盖8万多个村庄的836万借款者，雇员也增长到了2.3万人，其中包括超过1.3万人的信贷员，这些信贷员几乎均为女性。每位借款人的平均借款余额为123美元，过去数年来，每位借款人的借贷成本一直维持在每年8美元到13美元之间。到2009年，格莱珉银行拥有的资产已达15亿美元。 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哲学 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不但是一种消除贫困的斗争，也是一种对他个人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思维的实践。这些实践通过格莱珉银行和小额贷款，迸发出新的火花，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更多话题。 在有着丰富传统工艺和家庭作坊的孟加拉，尤努斯高度重视自营经济，或者称其为“民众经济”。他认为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自雇谋生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如何在其分析框架中安置这些人，于是便把他们一股脑放在一个名为“非正式阶层”的包罗万象的范畴之中，但这个“非正式阶层”确实代表着人们自创职业营生的努力。任何真正理解社会的经济学家都会来增强这个民众经济的有效性，而不是去破坏它。在没有来自经济学家的支持时，格莱珉这样的组织必须挺立中流。 同时这种格莱珉主义，即强调文化道德的因素，又反对夸大文化道德的因素。尤努斯反驳忠诚地支付一笔贷款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并非孟加拉先生，而在孟加拉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只借贷给妇女引来极大的争议。格莱珉曾多次遭遇保守宗教人士的大规模反对。放贷者也将格莱珉看作是他们在村里权势的直接威胁。甚至那些受过教育的公务员与专业人员也持反对态度，他们争论说，在这么多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贷款给妇女是讲不通的。 最困难的时候，尤努斯往往遭受左右两派的同时攻击。左派认为其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要在穷人中播撒资本主义的种子，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剥夺穷人的绝望与愤怒，来摧毁一场革命的前景。而保守的穆斯林教士们说，格莱珉是要摧毁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宗教。 不过一切都得以坚持下来，伊朗总统的妇女事务顾问1994年访问孟加拉时，也从宗教角度对格莱珉表示支持，她说：“在伊斯兰教法或《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是反对你们事业的。妇女为什么应该饥饿贫穷呢？相反，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太棒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整整一代儿童受到教育。多亏了格莱珉的贷款，妇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格莱珉银行本身也是尤努斯对现在世界主流的慈善和济贫事业的一种修正。尤努斯反对施舍与赠与，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别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感。在创办格莱珉银行前后，他还一直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颇有微词，冲突最多的就是世界银行。多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交锋频繁，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其是“拳击对头”。尤努斯认为尽管世界银行一类的多边机构将消除贫穷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但它们侧重于通过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来实现目标，即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GDP在增长，世界银行就认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事实上这种经济增长可能很缓慢，对穷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可能是以损害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令世界银行改变自己的政策。 格莱珉银行还挑战了许多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尤努斯认为经济理论把人性过度地简单化，从而假设所有的人都被利润最大化所驱动，但这只是格莱珉银行的实践所挑战的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盲点之一。
尤努斯主张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格莱珉的工作人员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师。他们帮助借贷者充分开发其潜力，发现自身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扩展他们的能力。 尤努斯更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他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忽视了多维人性的存在，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受利润最大化这个单一目标的限制。尤努斯写道：如果我们把当前公司称为利润最大化企业（PMB），新的企业形式可称为“社会企业”。企业家建立社会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某些个人所得，而是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社会企业中引入社会效益竞争机制后，同样能够带来很多积极的效果，改进全世界弱势群体的福利。尤努斯认为社会企业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竞争性质不同。利润最大化企业竞争的核心是钱，如果竞争失败了，公司财务会受到损害；但是社会企业竞争的核心是“自豪感”，即哪个团体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竞争者也是朋友，都能够互相学习，他们之间能够互相合作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如果两家企业进入了同一个商业领域，他们会感到高兴而不是担忧。他甚至主张需要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股票交易市场进行社会企业股票的交易。 争议尤努斯 近几年来，争议开始缠绕着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丹麦记者的纪录片和格莱珉总裁的更替风波。 2011年3月，孟加拉中央银行以“按规定商业银行总裁不能超过60岁”为由，要求解任尤努斯格莱珉银行总裁一职。不过银行的员工提出反对意见，表示尤努斯是他们“永久的总裁”，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实际上，尤努斯已经超龄11年担任银行总裁了。尤努斯的盟友，包括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及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等，都斥责孟加拉国政府的“不当之举”。格莱珉银行12名董事会成员中的9名也站在他的一边（另有3名由政府任命），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举行抗议活动，美国国会、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欧盟前主席等国际机构和人士纷纷表示对他的支持。 如果说去职风波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话，2010年，丹麦记者汤姆?海内曼TomHeinemann为挪威广播公司(NRK)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CaughtinMicrodebt)，让尤努斯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中。 此片对尤努斯模式提出了质疑：“小额贷款真的帮到那些穷人了吗？”海内曼得出结论：小额贷款并不能消除贫困。 除了质疑小额贷款的效果外，该纪录片还披露尤努斯将来自挪威国际发展基金会的700万塔卡（约1亿美元）擅自转移到格莱珉银行附属机构“格莱珉基金”（GrameenKalyan)）。 最后，挪威政府公布了一项官方声明，表示经过调查后没有发现格莱珉银行在调动款项时做错了什么，也没找到腐败行为的证据。 2011年1月，尤努斯的格莱珉—达能公司也陷入了风波。这家合资企业是作为尤努斯心目中社会企业的理想代表，在他的书中被着重推荐的。该公司旨在为孟加拉的儿童提供廉价和有营养的奶制品，并且为街头妇女提供卖酸奶的工作机会。但达卡市食物安全法庭指控其生产次品酸奶。尤努斯的律师指责这些指控是错误和不实的，目前此案依然在孟加拉高等法庭处理中。 还有学者也针对格莱珉模式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大部分借贷者被要求必须在借款后的第一周就开始还款。很多人提出疑问：是什么样的生意能在仅仅一周之内就获得如此巨大的利润？有人始终对只能借贷给妇女不能理解。最重要的是，和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脱贫成就相比，格莱珉模式始终显得缺乏说服力。 或者说，格莱珉银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摆脱贫困呢？ 这又带来另一种争议，就是小额信贷是否一种盈利的工具，事实上，以小额信贷为代表的微金融已经在印度吸引了不少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参与，甚至将其作为IPO工具。2009年，尤努斯曾与印度最大的微金融公司SKS的创立者VikramAkula发生过激烈辩论。尤努斯认为，微金融不应鼓励人们从穷人那里发财。无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贫困和不平等，这些争议就会持续下去。尤努斯和其他致力于消除这些人类文明顽疾的人，也必须有觉悟，继续面对这些挑战。 （实习生赖宇航亦有贡献） 尤努斯语录： 究竟什么是发展的精髓？对我来说，处于总人口底层50%的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变是发展的精髓。甚至更为精确地说，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口底层的25%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之上。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人群依然是最底层的妇女，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她们很有艺术才能，她们做的东西非常漂亮，有人在买她们的产品，对她们个人而言是种满足，同时还能有收入。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是陌生的，当你去到农村，看见那些贫穷的妇女，就她们的需求而言，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让我们给她们一个机会去发挥天赋，否则这只能藏在她们身体里面，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关键是去展示它、释放它。我只需要给她们27美元，让她们偿还高利贷者的债务，然后她们就自由了，她们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意。我这么去做了，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这么小一笔钱能让人这么快乐。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