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杜晓山而言，1993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这年10月，46岁的杜，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到孟加拉考察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深受启发。 回国后，杜晓山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microcredit”模式翻译为“小额信贷”，意思很明确—为穷人提供的信贷服务，但不是传统的扶贫贴息贷款，具有能瞄准穷人和可持续的优势。 除了将尤尼斯的实践理论带回中国外，杜晓山还带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的低息贷款，同时，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也就是说，最初的贷款本金，总共只有7万美元。 由此，杜晓山投入了在中国乡村复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的实践，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易县起航 “小额信贷”第一块试验田选在河北易县。当时它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杜晓山主导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成立了扶贫社，并确立了具体章程，如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也正是在同一年的9月，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以500元人民币开始进行小额信贷试验，重点针对贫困农户提供贷款。 以杜晓山和茅于轼的试验为开端，开始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一直从1993年持续到1996年10月。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陕西丹凤，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建立起试验点。在这个阶段，小额信贷试点主要是通过项目制来开展活动，资金主要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人们都在重点探索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 丹凤探索 1996年9月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贫困户的温饱问题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相关部门从资金、人力和组织等方面积极推动小额信贷，并借助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来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组织在实施项目时也更注意与国际规范尤其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接轨。 由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某种中国特色小额信贷模式：由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主要利用国外资金继续进行试验，以政府和指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操作，以使用国内扶贫资金为主，在贫困地区较大范围内推广。 陕西丹凤的扶贫社正是这样的中国特色小额信贷模式的典型。1996年，社科院课题组在陕西省丹凤县的资屿、寺平、毛里岗三个乡镇，开始了小额信贷扶贫的试验。 丹凤试点首次放款40万元，扶持了400户贫困户。由于当时正值夏秋之交，许多贫困户用这笔钱发展种养业和短途贩运，效益明显，还款率都在97％以上。 最初的运作载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负盈亏的乡扶贫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从社会招聘。资金来源则是由课题资助费、财政划拨的专项试验经费和后期的农发行扶贫贴息贷款，贷款利率是同期商业银行最低利率。 但由于丹凤县是陕西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政府高度关注。不久当地政府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 1997年之后，丹凤县对小额信贷扶贫模式进行了创新，变“扶贫合作社”单线运行为“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的三线运行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安排计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农行直贷到户，主要负责贷款计划的下达以及贷款的调度、审批、发放、管理和回收；扶贫合作社则负责确定扶贫对象、选择扶持项目、提供配套服务和协助农行收贷收息。 这一模式的确立，也意味着当地政府接管了扶贫社的工作。但由于政府越位定项目，使农业银行审查、决策在实际操作中成为一纸空文。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了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很多贷款难以回收，一度出现了坏账累累的局面。 杜晓山在后来这样反思，“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就是通过低利率贷款帮助农民脱贫，但这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 平遥官办 2000年之后，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开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 从2000年起，农村信用社开展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试点。此外，针对下岗失业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小额信贷试验也开始起步。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农信社作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逐步介入和快速扩展小额信贷试验，并以主力军的身份出现在小额信贷舞台上。 同时，上述前两大类型的小额信贷项目有了很大分化。在这一阶段，中央对小额信贷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出台了推动城乡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政策法规，并进一步研究相关政策法规制定方面的问题。 2003年，央行发动全国分支机构对当时国内的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项目和有关业务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收集了较全面的信息，并建立了一个信息库，同时收集、翻译、整理了大量国际小额信贷的文献，包括有关政策和监管方式的资料。 正是因为有社科院的试验以及央行的研究和报告的作用，使得国务院在制定扶贫和农村发展政策时对小额信贷给予了充分重视。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要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小额信贷组织。 2005年4月，央行选择在欠发达的山西、陕西、四川等五个省作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行小额贷款的试点，并于2005年底促成山西平遥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开业。 当年年底，平遥县的“晋源泰”“日升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挂牌，2006年2月正式对外开办业务。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小贷公司均“只贷不存”。 以平遥县两家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成功为基础，此后平遥所在的山西省晋中市，在一年里新组建了27家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用于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和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等方面。 在平遥试点的基础上，2006年末，银监会也出台了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新政，包括在欠发达中西部地区6省试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需要注意的是，央行、银监会在研究和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时，并没有把小额信贷仅当作扶贫信贷加以研究。 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看来，当时央行推动小额信贷的背景是农村金融改革，政策松动主要的目标是：促进资金回流农村。此外，通过机构创新，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促使农信社改善管理。最后，才是为农户和贫困户提供信贷。 富平标本 随着政策的逐步松动，中国小额信贷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爆发性发展的局面，但是，小额信贷领域昔日的主角—公益型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在新的形势下沦为式微的角色。 按杜晓山的划分，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分为两大类：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其中，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公益性制度主义（公益性）和商业性制度主义（商业性）两种：前者是以易县为代表的尤努斯式小额贷款试验；后者即是指2008年后在中国各地陆续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目前在中国小额信贷市场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其服务对象不尽相同。公益性小贷可提供单笔1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通过无抵押的方式帮助当地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民。 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则以抵押贷款为主，服务于中等收入的农户乃至小企业，单笔贷款金额一般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同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相对公益性小贷要高，一般年化贷款利率为20%或更高。 由茅于轼、汤敏创办的北京富平学校投资的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向民间开放小额信贷市场。 创建于2002年的北京富平学校源于茅于轼和汤敏的一个共识—要想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关键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这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还要让农民在城市里扎根。 十年间，富平学校已从单一的家政培训，延伸出农村小额贷款、低收入家庭儿童教育和生态农业等业务板块。 2009年6月，银监会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规定了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入条件、程序和要求以及后续的监管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农村金融途径的探索，村镇银行成为了小额贷款行业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各地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达到2451家，贷款余额1741.6亿元。而永济富平是其中仅有的由私人创办的小贷公司，没有政府也没有国际组织的支持，也是惟一一家总部设在村里、单笔贷款额不超过2万元、完全面向普通农户的小贷公司。 在杜晓山看来，近年来，中央明显加快了出台小额信贷政策法规的进度。不过，有关政策法规尚有待完善，尤其是对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 有数据显示，目前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不到200个，但约有1000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据杜晓山估算，以每个县需要两个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算，目前小额信贷机构仅满足了约10%市场，总资金规模为10多亿元。 在政府和商业性的小贷机构已开始蓬勃生长，而公益性小贷机构多年因法律地位和融资渠道而止步不前之时，或许，永济富平的实践为未来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