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巨大，在国际上，最近数年，空头们持续紧盯处于下行周期的中国经济，他们时刻在寻找漏洞，试图从中渔利。比如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早就宣称，“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他认为，所有与过度投资有关的历史场景，都会以一场金融危机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中国还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的覆辙。而实战派的代表，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人詹姆斯·查诺斯则在两年前就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 较之鲁比尼和查诺斯的“死空头”言论，国内学者多数以谨慎乐观为主。他们虽然也不断在警示中国经济的风险，但是对中国经济战胜困难继续增长，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心。比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不久前就表示，“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他认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在国际上基本上是共识。而一贯唱空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虽然痛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疯狂，并断言房价将以每年7%的速度跌20年，但是在言及长期增长前景的时候，他还是说只要加快推进经济机制变革，通过减税等方式激发民间活力，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依然完全还可以迎来新一轮繁荣周期。 一目了然，中国经济多空激辩的背后，蕴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中国经济确实隐含巨大危机，另一方面只要政策应对得当，长期增长依然谨慎乐观。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系统地厘清中国经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高风险？又该如何化解？ 过去这十年，应该说，无论从哪个经济指标衡量，都可谓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是，民众生活质量却并未得到同步提高，食品危机、物价高涨、房价泡沫、税负高昂和内需不足等因素，都反映了这一点。稍有不慎，中国经济确实随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惨淡境地。
眼下，中国经济确实不少指标都达到了十分畸形和异常的地步，很多属于史无前例。在中国GDP结构中，投资占比已经超过50%，而同期消费占比则一直在下降，以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断被加固。 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继续高速扩张，就如鲁比尼所言，“中国内部到处充斥着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的过量投资。”他给出的证据——那些光鲜靓丽却旅客寥寥的机场和高速列车，通往偏僻之地的高速公路，数千座高大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建筑，空无一人的新城区，以及被迫关闭以避免引发全球价格下跌的崭新铝冶炼厂。 无疑，从近些年不断扩张的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台高筑来看，鲁比尼所看到的故事很接近真实情况。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很多省份，这两年也都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十二五”时期，GDP规模动辄翻番的规划。从这些角度而言，中国经济确实是在豪赌恶性增长。 而从货币扩张趋势来分析，中国经济更接近“空头”们的观点。过去十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增长了6倍，现在已经累积到92万亿元，M2占GDP比则为180%以上，信贷占GDP比、央行总资产规模都处于共和国历史上最高时期，而且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极其罕见。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三年，全球新增M2的规模中有48%来自中国。最近几年，动不动七八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让中国货币环境一直处于十分宽松的状态。虽然也有几轮银根收紧周期，但并未阻遏货币总量的凶猛扩张。 所以，在政府投资主导、货币高速扩张之际，中国经济在取得飞速增长之际，也埋下了一系列的风险：资产泡沫、恶性通胀为表，制造业委靡、效率低下为实，经过这么多年累积，现在确实到了风险集中爆发期。 这个时候，多空激辩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问题。危急时刻，需要理性“拆弹”。这其中，化解中国房地产泡沫就成为“拆弹”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引线”。处理好房价泡沫，首先，需要保证货币环境真正回归正常化，如果货币再翻几番，房价不可能回归合理区间。再者，实体经济需要振兴，民间资本能够重新找到有利可图的工商等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继续去炒资产泡沫。在这两大前提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才具备前提条件。 除了房地产泡沫问题，再就是必须以大规模减税让利于民，以真诚贯彻“新36条”为基础，告别“国进民退”浪潮。同时加快推进二次市场化改革，尤其迫切的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快推进，释放制度改革的二次红利。中国经济风险不小，但前景也很光明，关键是认真对待问题，而不是重走老路。即将到来的政治周期更迭，势必将为中国经济走向新繁荣奠定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