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85年，由爱尔兰船长John O’Donnell驾驶的帕拉斯号（帕拉斯是古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异名）帆船抵达了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3名中国海员被新大陆的富饶所吸引，决定留在这里。从此揭开了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的序幕。 200年过去了，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1983年贝聿铭获得普利兹克奖，1995年杨致远创办雅虎，2001年赵小兰成为第一位华裔美国政府部长，2005年关颖珊成为世界最佳女子单人滑运动员、2012年林书豪让全美疯狂。200多年来移民美国的华人超过300万，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关于《排华法案》的道歉案。 尽管经历了各种狂风巨浪，华人已成为美国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200多年来，为了更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数百万黄皮肤黑眼睛的男女，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犹太人、日本人、越南人等一起，书写着美利坚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到金山去！ 看过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第一部的观众，应该对片中描述的华人赴美淘金热印象深刻。1848年詹姆斯?马歇尔在加州发现了黄金，开启了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一波浪潮。当时有30万人蜂拥进加州，希望实现自己的黄金梦。而同时期，中国因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乱，大批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希望寻找出路。 “黄金梦”通过商人、海员、骗子、传教士，从香港朝内地扩散。成百上千的失地农民，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前往梦想之地。于是“金山”也成为了圣佛朗西斯科市的最早中文名称，直到后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以后，“金山”才成为“旧金山”。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去美国的华工，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珠三角洲地区，其中60%来自台山（1914年前称新宁），其余40%的绝大部分也来自台山周围地区如新会、开平、恩平、南海、番禺、顺德、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宝安和香港。直到1965年，仍有“美国华人半台山”一说，台山话成为美国华人社会通行的语言。 加州的华人很快就证明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淘金工人。在广东家乡时，他们就熟悉开沟、筑坝、抽水等活计，这是水稻种植的基本工作。他们来到美国淘金时，便把这种在家乡的治水经验运用到淘金中。据说，经过他们淘过的矿区，连“塞进虫子牙缝的”金子也找不出来了。当然，这种优点毫无疑问也会增加当地人对华人的敌意。 有趣的是，作为淘金工的华人，经常发生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两者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矛盾。印第安人无法反抗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们看到华人后，觉得华人平和可欺，因此两者之间常常爆发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冲突时，华人手拿木制刀剑，印第安人则手持长矛，双方列队迎战。当双方开始交战时，消息会马上传开，这种事情常被当作假日的一种娱乐，引来许多人的围观。当局也不想干涉，往往袖手旁观。 “一句话的历史” 在淘金热过去以后，加州的其他大规模建设和1865年中央太平洋大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开建也需要从中国引入大量的劳工。许多华工放下金矿里的工作，会合老家来的新同胞，又投入了这条沟通美国东西两边大铁路的工程。 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这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 1851年，加州已有2.5万名华人，1870年全美就增加到6.3万人，全在西海岸。1880年有6000人抵美，1881年这个数字就增加了1倍，1882年增加了4倍。 一般印象里，华工是非常凄惨的。这点并无问题，丧命于漫长的航路及虐待是常事。还要面临各种奸商恶霸买办的欺压讹诈。但华工到美国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亦是事实。 根据潮龙起在《美国华人史》一书中，将早期美国华人矿工和铁路修筑工的工资与国内一般农民的收入进行比较：早期每个华工月薪30美元左右，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及其他花费，每年尚能积攒80-100美元。而当时国内农民的年收入一般在8-10美元之间。两地华人的收入至少相差10倍。由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到美国的费用昂贵—旅费、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费用约共200美元，等于在国内不吃不用、劳动10年以上的收入，所以一般民众难以承受。当时美国华人每人平均一年的汇款为30美元，相当于18-25两银子，这是一笔较大的收入，可以供应一个四口之家购买一年的口粮和其他家用必需品的生活开销。 华人赴美的热潮甚至促使了相关行业的繁荣。1852年，约2万名中国旅客到达加州，旅费达150万美元。每张船票售价为30-50美元，从1850年到1859年，这一项买卖一年的营业额就有25万美元以上，其中的利润相当可观。于是，海上客运贸易竞争加剧，票价下跌。 华工对于中央大铁路的修建贡献重大，他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工价低廉，故铁路公司大量增雇华工。1864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劳工共有4000人，而白种工人只有1000人。其后华工更一度占筑路工人的90%，约9000人。因华工的贡献，铁路比原定日期竟然早了7年竣工。 遗憾的是，在铁路完工的典礼上，只字不提华工的贡献。主持说：“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着四个当代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鉴定精神；有英格兰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火爆脾气。他们各自作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贡献。” 但是首先提议招募华工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总裁查尔斯?克劳克（Charles Crocker）以巧妙的一句话提醒大家：“我愿意提请各位注意，我们建造的这段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被称为中国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劳。” 这就是美国移民史上著名的“一句话历史”。 所谓华人的致命弱点 然后随着铁路的完工，华人迁入数的增加及加州经济的低迷（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加州政府已足够富裕，不在乎华人贡献的税收），排华运动悄然而起。1877年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一条款规定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 其高潮便是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中国移民。其1884年修正案更限缩了先前入境的移民离开和进入美国的规定，同时阐明，无论这些华人的国籍为何，该法皆适用。1892年，该法案由《基瑞法案》（Geary Act ）延长十年，到1902年更被取消了时限。今天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国家公园在1910-1940年期间曾是以十万计的华人移民的处理站，在那里30%的华人移民被遣返中国。 即便是今天，虽然《排华法案》所有的部分都被废除已久，但其一直是《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的一部分，其中第8篇第7章题名为“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它是第8篇（外国人和国籍）的15章里完全针对一个特定国籍或族群的唯一的章节。 排华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迫害，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其根源在于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及华人本身各种社会负面问题。 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写道，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当时，这两者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视为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 1855年出版的《旧金山年鉴》对该地华人情况有如下记载：华人的风俗习惯令加州美国人十分反感。他们的语言、血液、宗教信仰和性格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素质低下，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比黑人优越一点，而有些人认为他们比黑人更低等。那些熟悉“中国佬”（celestials）的人很快就对他们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憎恶感。 在美国有“Chinaman’s chance”这样一个谚语，意思是说“成功的希望就像中国佬那样渺茫”，主要是指华人在种族主义的欺压下，成功和发财的可能性很小。 不得不提及，美国左翼及各种劳工组织在排华运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加州工党把排华作为团结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的政治口号：“中国佬必须滚！” 周敏的《美国华人社会变迁》一书中认为，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与持有“劳工神圣”观念的白人工人阶级联合了社会各方力量、在工会的领导下向美国政府施压有着很大的关系。 困难期已过 在《排华法案》通过的同时，许多西部州也开始生效了一些有种族歧视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但针对中国移民，也针对日本移民，让他们很难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找到工作。 在加州排华的狂热时期，加州政府甚至在1881年的3月6日，宣布其为一个假日，用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宣扬驱逐华人。 还有这样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如果遭到白人的抢劫、伤害和攻击，受到法律保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另有白人愿意协助）。 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和恶法的鼓励下，暴力行为开始抬头。唐人街经常遭到洗劫和焚烧，1871年，一伙洛杉矶的白人一夜间杀死20多名华人。 《排华法案》颁布对华人的迁入影响极大，移居美国的华人人数从19世纪70年代高潮的123200人减少到19世纪90年代的14800人。在20世纪30年代减少到不足5000人，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除了人生伤害和经济打压外，各种针对华人的恶作剧和侮辱行为也极为普遍，男性的辫子和女性的小脚是主要对象。据台山文史资料记载：有一次，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留着长辫子的台山南坑籍旅美老华侨黄华锦，受到一群美国无赖的耍弄—这群无赖趁黄老先生打瞌睡之际，把他的辫子打结后拴在车凳上，黄华锦醒来不能下车不能离座，引起同车旅客的哄笑。 同时诸如“苦力”（Coolies）、“约翰支那人”（John Chinaman）、清客（Chink）、异教徒（heathen）等针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更是在美国社会随处可见，也构成英语的一份特殊历史遗产。 排华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中国在抗击日本的扩张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才逐渐消退。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盟国，排华也走向历史的终点，不过在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全部消除，依然耗费了些时日。 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每年105名华人的入境移民限额。1948年，关于禁止华人和白人结婚的法律被废除。然而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并没有随之到来。直至1965年的《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Services Act of 1965）的通过。这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加州政府、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分别在197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正式就《排华法案》道歉。 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今天1/4的美籍华人就业于科学和专门领域，尽管目前华人的社会状况依然十分复杂（比如说贫富差距巨大；作为一个整体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文盲比例又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甚至是黑人的好几倍），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上的困难时期，正在以主人翁的身份建设着美国社会并发挥着特别的才华。 早期美国华埠暗影像 从1970年代开始，华人买下一条街已不是新闻，只不过买家从早期的台湾人、香港人变成了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新贵。与喜欢住在白人聚集的郊区，远离唐人街的富裕中国新移民不同，早期华人在美的生活与唐人街是密不可分的。 唐人街的三大社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唐人街是美国社会排华的产物。早期华工来美后，很快便发现“黄金梦”被现实打碎，自己成了种族歧视和排斥的对象。 道格拉斯?马塞（Douglas Massey）和南茜?丹顿（Nancy Denton）在1987年合著出版的《美式宗族隔离制度》（America Apartheid）一书中，以大量的实证数据和量化分析对同化论进行挑战。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个少数族裔的族群成员都可以向白人族群“同化”，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同化程度不相等的原因也有很大差异。例如，非洲裔黑人族群虽然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却仍与白人族群保持着较高的隔离程度。华人亦不例外，于是唐人街拔地而起了。 排华期间，唐人街内大致有三大类社团组织：宗亲会，会馆（同乡会）以及堂会（帮会或商会）。从中产生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使美国的唐人街成为高度自我封闭的社区。 宗族乡土观念于其中有着无上的地位。历史上著名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主战场就在鹤山、开平、恩平等地。华人即使人在美国，仍为家乡捐款购械。支持械斗。1884年5月，开平一绅士就收到旧金山关姓华侨的来函：“恩开新三县客匪又欲即刻作乱，今在旧金山买得廿四响洋枪七十余巷，并火药等项。该银一万二千大元，付归新宁曹冲。” 这些社团、堂会和宗亲会的力量曾如此强大。从早期美国华人的社会结构来看，几乎所有社团都在旧金山或纽约建立了一个协调性很强的全国性总部。 在美国读经 有趣的是，19世纪70年代，在一些洋务派有识之士的呼吁和美国外交官员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在美国遣使设领。但当时清政府国力孱弱，官府护侨无力。驻美外交官权力有限，威望不高，得不到华侨应有的尊重。如伍廷芳在1908年到波士顿唐人街时，几被华人喝打。领事官无力控制华侨社会。 传统教育在唐人街依然得到保持，许多中文学校属半公立性质，直接由清政府支持。第一所这样的学校是大清书院，成立于20世纪初旧金山的唐人街。开始时只有两个年级，每天下午3∶00-9∶00以及星期六上午9∶00至晚上9∶00上课。大清书院第一届招生大约60人，由两位老师执教。学费每月仅收0.5美元。课程设置颇为正规，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如《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些经典著作通常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这种状况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欧洲的类似情况，客观上反映了华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的长期隔阂。 在美国人看来，唐人街是光怪陆离的，甚至长期与各种负面因素联系在一起。这包括鸦片、娼妓和帮派暴力。 美国一位鸦片专家的估计，在19世纪末的10万华人约有20%吸食鸦片，一年要消费57031磅鸦片。《旧金山邮报》更是称呼华人为“鸦片之友”。
关于华人吸食鸦片的场景，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任《企业家》报记者时曾写道：在每一座低矮窄小肮脏的棚屋里，飘散着淡淡的佛灯燃烧的气味，那微弱，摇曳不定的牛脂烛光照出一些黑影，两三个皮肤姜黄、拖着长辫子的流浪汉，蜷缩在一张短短的小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大烟。他们那无神的眼睛，由于无比舒适、非常惬意而朝向里面—或者说刚刚过足了瘾，把烟枪递给旁边的同伴后的人就像这副模样—因为烧鸦片是件不舒服的事，需要全神贯注。一盏灯放在床上，离烧烟人的嘴刚好有烟袋杆那么远。他把一丸鸦片插在一根铁丝尖上，用火点着，抹在烟袋锅上，就好像基督徒用灰泥抹破洞一样。然后，他把烟袋锅凑在灯上，开始抽起来—那烟丸的煎烤焖炸，以及烟管里汁水的吱吱响声，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肠倒胃，不过，约翰（某华人）喜欢它。 血腥“堂战” 与毒品不同，娼妓问题很多程度上是和排华政策密不可分的。由于禁止华人女性来美，唐人街男女比率经常达到20比1，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将华人女子贩卖到美国为娼妓成为一项生财之路。 很多被拐卖贩运而来美国的华妓，被帮会和不法商人在当地交易市场公开出售。《纽约时报》1873年7月30日报道，从香港乘坐轮船到旧金山的22名华人妇女在唐人街公开拍卖。年轻女孩每人售价450美元，中老年妇女每人售价200-100美元不等。有统计指出：华侨在美男女共约16万名，妇女约6000人，良家眷属仅居十之一二。余皆娼妓。 社团的暴力犯罪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甚至为英语又贡献了一个单词—斧手（因为早期华人秘密社团的杀手爱用斧头）。这些社团（堂）也有各自的实力范围，圈定自己的妓院、烟馆和赌场。各堂之间常有暴力冲突，19世纪唐人街的“堂战”十分血腥，是美国媒体热爱的特稿题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平息。 索威尔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唐人街不仅对华人，而且对那些醉心于嫖娼、赌博和吸毒的白人来说，都是罪恶的渊薮。经常光顾唐人街的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恶棍。唐人街帮派的暴力行为本来就随时可能爆发，这批白人歹徒再来，就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危险性。 但是他不忘写道：当时唐人街那种破旧不堪、藏污纳垢和暴力横行的状况，恰好被反华分子用来作为限制华人入境的口实，尽管在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实施的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
